“总是很难，非常难。当我在某个地方政府做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时候，父母总是为此而斗争。难以让父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麻烦。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希望这就足够了。难度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他们在NSPCC给我们提供信息，表明孩子真的有危险，我们有义务联系儿童服务局。所以，他们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害怕启动整个程序。”

　　“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发觉，”艾莲娜吉尔（Eliana Gil）说，“而是他们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吉尔博士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救助儿童”组织（Childhelp）工作。她有着多年的经验，亲眼看到家庭成员所经历的痛苦转变，从一开始的毫不察觉，到最终看到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她说，事情的败露遵循着一个模式。

　　“这个方式我想是这样的：就像是某人受邀去参加什么聚会，他们抵达，门被打开，他们看到原来是为他们准备的一个惊喜生日派对。在惊诧的瞬间，他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早上在床上看到了丝带，为什么哥哥取消了今晚的晚餐，为什么简（Jane）的行为如此地奇怪。原来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碎片毫无意义，现在它们突然被联想起来，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这是我从妈妈们那里得到的经验。当有人说你的孩子被父亲虐待的时候，她们突然会想起：为什么我发现她晚上在屋子里转悠，为什么她的衣服在我的卧室里……所有这些记忆当中毫无意义的细节突然获得了意义。”

　　吉尔博士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受到虐待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她说，对于在自己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些母亲已经发觉，而有些母亲却还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都很常见。

　　“看见和看不见，这种反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虐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当然，它无法解释最初为什么会发生虐待，但它确实解释了虐待如何在家庭内部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果你继续存有幻想，你就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只不过是让这种生活继续。但如果你接受现实，那么就要被迫做出重大决定，许多人都想逃避现实。”

　　根据吉尔博士的说法，常常是几种担心暗中发挥作用，阻止人们不去思考不想知道的东西。如果施虐的父亲是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害怕失去经济支持和收入可能压制住对真相的了解。害怕羞耻和社会的排斥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但是，在所有这些威胁的背后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担忧，存在于她们的意识之中，那就是知道了虐待的事实会摧毁现有的一切。

　　“了解这种想法太危险了，这是任何人最不愿意想象的。母亲们感觉仅仅是提出疑问就等于在质疑她们的现实生活。而来自于不幸家庭的母亲们尤其如此。她们太理想主义了，以至于她们想要保护孩子。心存幻想和保护幻想形成了合力，她们无法突破屏障，去探究有些事情出错了的可能性。”

　　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孩子对于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价值来说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她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怀疑之心。

　　“对于我试图影响过的许多妈妈来说，她们的个性与做一个好母亲或好妻子的角色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她们很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将‘个性’当作一件外套穿在身上，对她们来说非常地重要。她们不能把这件外套脱下来，否则就会让她们变得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似乎她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角色之中，简直承受不起再向这个幻想发起挑战。它就是一个这样被投入的过程。因此，当事实证明它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的时候，她们常常感觉自己绝对是一无所有了。”

　　对于一个为如此痛苦的问题做指导的人来说，吉尔博士非常地自信，她非常肯定地认为，这种家庭的灾难中可以产生有益的收获，但是，只能通过认清已经发生的事实才能实现。她热切地相信，如果故意视而不见使得虐待得以长期存在，那么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让它停止。

　　“我曾经为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提供过援助，她的丈夫因为在他的电脑中存放有大量儿童色情作品而被捕，由此我开始与这位母亲以及她的孩子打交道，因为当这一切发生时，她们惊呆了，身心受到了重创。起初，除了她们被父亲以非同寻常的姿势拍过照片外，孩子们似乎没什么事。

　　“随着我开始与这位母亲的相处，帮助她学会在缺少丈夫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其他事情开始浮现出来。这对夫妇已经两年没有过性生活了，她觉得有些奇怪，不过当时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吧，可能这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后来，她意识到他与他们10岁大的小女儿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她还有一点点为孩子们高兴，他对孩子们有着如此强烈的依恋，但她也开始感到疑惑。‘我很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担心，’她就是这么说的，‘我很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担心。’”

　　在与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相处了大约9个月后，吉尔博士开始担心那个10岁的女儿，她的行为表现得与一个受过虐待的孩子一样。于是她就此询问女孩的母亲。

　　“她说：‘好吧，我猜测有一次我走进卧室，他们在床上搂在一起，我能够看出他勃起了。’于是，我问她是否与他谈过此事。她所说的全部内容就是：‘我提及此事，他否认，因此我想我一定眼花了。’”

　　对于她所有的经历，甚至吉尔博士都感到惊讶，这么多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而且还没有被看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位母亲渐渐地树立起勇气，将她记忆中的图片拼在一起，这给吉尔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逐渐地，事情在她的思维中变得更加清晰，但当时它们太可怕了，以至于不能细想。现在她的眼睛变得明亮多了，仿佛对自己有了新的感觉。然而在那时，她不能与她的自我意识妥协，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希望。而她的女儿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她的母亲不敢正视摆在她面前的事实。”

　　这就是视而不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只要是感到这样做比较安全，并且什么也不说，只要是保持心平气和感觉更有好处，虐待就会继续。我们维护自尊的渴望往往会使别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新兴的脑科学为浪漫和母爱的牺牲品所经历的情绪波动提供了一个物理证据。伦敦大学的一组神经系统科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对浪漫的配偶和母亲们的大脑活动进行了研究。他们知道爱本身拥有一种进化优势，我们相爱、相伴，并且照顾我们的孩子，因为这就是种族繁衍的方式。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家想知道大脑的哪些区域会对爱做出积极的反应，哪些区域又与此无关。

　　他们发现，爱激活了那些与奖赏有关的大脑区域，对食物、饮料、金钱或可卡因有反应的脑细胞也会对爱做出反应，这一结果并不令人非常惊讶。这也就是爱和被爱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很好的原因。此外，有些证据表明爱甚至可以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得出我们沉溺于爱的结论可能不太准确，真实情况是我们需要爱。

　　受到抑制的大脑区域比被爱激活的大脑区域更能说明问题。在自愿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中，想念他们的孩子或是伴侣时，大脑的两个特定区域不活跃。第一个是负责注意、记忆和负面情绪的区域，第二个区域与负面情绪、社会判断和辨别他人感情和意图的能力有关。换言之，被爱激励的大脑的化学作用会让我们丧失对所爱之人进行大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为大脑从不对幻想提出挑战，我们的幻想得以持续。就像许多神经科学一样，这为诗人们已经知道的那句话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现实的证明：爱不做评判。

　　神经科学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提醒我们盲目的爱并不等于愚昧或者无知，它是那种对富人、穷人、受过教育的人或其他什么人不会区别对待的物理存在。我们会对所爱的人产生幻想，并且会保护这个幻想，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它。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那些受到虐待和不幸婚姻关系折磨的男男女女成功地克服了自己的视而不见，并且坚持面对真相时，他们便克服了非常真实的、非常令人畏惧的障碍。

　　当这样的障碍受到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强化时，尤其难以克服。这也是为什么儿童虐待丑闻会在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教堂里屡屡发生的原因。对教堂的崇敬、对父母的爱戴和对传统的尊重全都在暗地里促使整个社区的人对他们以某种方式总能知道的事实不闻不问。

　　“长久以来，每个人都假装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太悲哀了，太可笑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会处理它们。可是多年来，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没有人知道。你还能再说什么呢。”

　　科尔姆奥格尔曼（Colm O'Gorman）管理着爱尔兰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他在爱尔兰是一个强势人物，众人皆知，组织性很强，而且效率很高和敢作敢为。但是，他也不是总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奥格尔曼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度过了童年，他曾被当地一个叫做肖恩福琼（Sean Fortune）的牧师虐待了两年半。奥格尔曼被他对父亲的爱、对母亲的爱和他们对基督教会的爱逼入了困境，进退两难。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非常脆弱。当福琼威胁他要把所发生的事告知他的父亲时，奥格尔曼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不能允许它发生。

　　“恐慌笼罩了我的全身，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我想要逃离，想从汽车上跳下，想做任何让我摆脱那个可怕时刻的事情。只要能阻止他做他说过要做的事情，让他做什么事情都行。我父亲……知道我做了什么，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会杀了我的。他会羞死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了，尤其是我父亲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奥格尔曼认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对他所做的事，他的生命所依托的一切将会毁于一旦。所以，在虐待继续进行，而且此后又维持了数年的情况下，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经历虽然悲惨，但远非个例。2005年的弗恩斯调查（Ferns Inquiry）发现，单在奥格尔曼所在的主教管区，就有针对21名牧师的100项指控。一年以后，墨菲报告（Murphy Report）审查了46名牧师的履历，他们是从指控已经被提交的102个案例中挑选出来的。仅仅是对这46名牧师的质询就获得了320多名儿童有待证实的指控。“有一名牧师承认他对100多名儿童进行过性虐待。另一名牧师则认可，在长达超过25年的任职时间里，他每两个星期就会进行一次虐待。”该报告称，“仅仅是档案中记录在案的针对这两名牧师的投诉就超过了70次。”2009年的报告发现，对受害者来说，“保护隐私、避免丑闻、保护教会的声誉以及保护教会的财产”比公平正义更重要。报告总结说：绝大多数的牧师对虐待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对爱尔兰警方提出强烈的批评，因为警方认为牧师没有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教会和警方的关系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这只是发生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情况。

　　到了这一地步，已经是什么纸也包不住火了。奥格尔曼说，它成了人人皆知的丑闻，但是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他所在的村子里，人们谈到牧师的时候，会说单独一个人时要躲得牧师远远的，他们是一伙你不应跟着一起走向墓地的人。同样，爱尔兰警察也在非正式的场合提醒人们，或许不要让某个牧师与你的孩子待在一起太久。广为人知却又普遍被人视而不见，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正如奥格尔曼所说：“他们告诉你，却又没有告诉你。”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都不知道。

　　最后，奥格尔曼离开了家乡，四处漂泊，经常失业，无家可归，游走在都柏林和伦敦的大街小巷，成了一个无立锥之地的流浪者。很多年以后，他才有了需要知道对他做了些什么的自信。当他最终向父母吐露了这个秘密时，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家门，他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他起诉了肖恩福琼，并且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设立了一个求助咨询热线电话。

　　“出于对家庭破裂的担心让儿童们噤若寒蝉。”奥格尔曼说，“家庭是孩子所知的爱和安全的唯一来源。他们如何敢伤害他既爱又怕的父母呢？那他会怎么办呢？我不能阻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又无法逃避，于是我就只能拒绝承认它的真实性。我会只盯着看天花板上的一个地方，让自己的思绪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分离开来。在那种地方，拒绝承认让我精神健全，不至于发疯。发现墙上的斑点表示我没有在房间里。”

　　实际情况是奥格尔曼的遭遇不是独立的个案，虐待儿童的事件很普遍，表明并不只是奥格尔曼一家受到了威胁。当时的爱尔兰充斥着高度的神权文化。教会管理着多数重要的机构，而政府大都是听之任之。因此，对教会的任何攻击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威胁着它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敢于质疑这个国家最具权势的机构的道德权威可能会让任何一个人犹豫不决。

　　“如果一个人感觉与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质疑的破坏性是恐怖的，”奥格尔曼说，“确实无法想象，不能想象。它是安全感的丧失，它让你怀疑任何安全感的真实性。猛然之间，危机四伏。我被教会和上帝接受是因为我接受了对它的信仰。如果我指控所有的人，谴责这一切，我不就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了吗？更不用说教会的权势了……”

　　教会的彻底不妥协甚至让一些最虔诚的信徒都目瞪口呆。教皇派到爱尔兰的使者拒绝在爱尔兰的立法者面前作证，没有揭发那些有恋童癖的牧师的主教一个也没有被除名。奥格尔曼同样被震惊了。

　　“爱尔兰是一个拒绝接受现实的国家，”奥格尔曼说，“如果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现实，你就真麻烦了，因为你相信你的生存取决于你要对真相闭上眼睛。所以，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的自我意识从天堂跌落到了地面，而这种担心又被证明是有确凿的事实做根据的。

　　“不过，我们当时没有质疑的是这种视而不见是否为一件好事情。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纯洁美好的天主教社会里，善意善行存在，神职人员都戴着硬白领。但是，当我们最终明白了这种幻想的代价时，我们必须要放弃它。代价如此之高，伤害如此之巨。”

　　虐待奥格尔曼的肖恩福琼在审讯结束前畏罪自杀了。其他的牧师和主教退休的退休，消失的消失。当教会了解到虐待事件的规模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受害者，反而迅速行动保护自己的财产，办理保险手续，以防备未来诉讼费用的所需。但是，某些牧师对他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大失所望，因为教会的这种等级制度让他们无从知晓，也没有经验来处理这些案件。

　　“我知道虐待儿童的事情确实存在，不过对累犯和对受害者生活的长期影响知道得不多。”一位牧师向我吐露了心声。　

　　毫不奇怪，他坚持要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多年以前，当坐在优雅的都柏林酒店的大厅里时，他可能是众人关注的中心，握有实权，习惯了别人的敬意。而现在，我们的谈话要压低声音，他出现的时候没有了那种排场，几乎是偷偷摸摸。他向我形容道，谣言如何传到他的耳中，可他对如何应对并不十分清楚。

　　“让我十分惊讶和几乎不能相信的是，我发现20年后，在我请教过无数次的法律、医疗和咨询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建议我：向警察揭发犯罪，或是把他撤职。”这位牧师说，“我了解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出现，无数的美国主教正在着手处理，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助益。事实上，他们似乎正在重蹈我们10年之后在爱尔兰将要犯的所有错误。在爱尔兰，我们显然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我想，人们是希望：如果我们闭口不谈，它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不谈论它，它就会消失，这个幻想持续存在了几十年。是教会和警察合力促成的这种局面。最终，教会没有行动，而是像奥格尔曼这样的受害者鼓起勇气，把牧师们告上了法庭，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众。当时许多牧师畏罪潜逃了。如果丑闻不消失，他们就消失。

　　此外，教会继续保护施虐牧师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和不会被审判。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仿佛已经非常明确，视而不见的教会希望继续保持盲目，并且希望教徒们也这样做。对奥格尔曼而言，这是教会的失策：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而他们没有站在真理的一边。　

　　“出于对自身罪恶的恐惧，我们所做的，或者跟我们亲近的人所做的，或者机构所做的，就是否认，而这就是我们的应对之策，”奥格尔曼说，“通过假装不知，我们让自己变得软弱无力。”

　　就在奥格尔曼和我讨论这些丑闻对整个爱尔兰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我被他的怜悯和论证的广博震惊了。他似乎认为，虽然对孩子们的最大伤害是由牧师造成的，但进一步的伤害仍然是由教会在道德上不能为受害者提供支持造成的。外界的批评给教会及其牧师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内心的深处加以反省，寻找自身的美德，可是他们既缺乏这样的眼光，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最终错失良机。目前，有1/3的爱尔兰人“完全”不信任教会，警方、超市和媒体享受着更高的公共信任。我把和奥格尔曼的谈话与之前和那位牧师的谈话进行了对比，我发现，尽管奥格尔曼受尽了折磨、惶惑、贫困，又被人身中伤，但是他的生活更富有意义。那位牧师生活安逸，受人尊重，但他现在仍然陷一场战斗之中，只不过斗争存在于他自己和真理之间，他在设法决定谁会占上风。

　　有些批评者可能会对这种解释不以为然，称那位牧师并不是在表示关心，他的道歉和解释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为的是确保自己重新过上一直以来的生活，不想有什么改变。许多人所说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是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在1942年以后他成了纳粹德国的二把手。他是纽伦堡审判之后没有被判处绞刑的少数几个纳粹精英分子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对希特勒政权的罪行直言不讳，作为希特勒政府的一个成员，他愿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施佩尔最简单的选择，他信仰集体责任、但是，施佩尔难以看到的是他要为什么承担责任。　

　　“施佩尔看不到他不想看的东西，” 施佩尔的传记作者姬达塞雷尼（Gitta Sereny）说，“我认为他很想拥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他做不到。事实上施佩尔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绝顶聪明，而故意健忘是他的自我防御。这种自保方式的存在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错误的。”

　　塞雷尼在纽伦堡看到过施佩尔，只是到了1978年开始与他对话时，才对他有所了解，这次谈话几乎就是一次讯问，一直持续到1981年施佩尔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她的书《施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里，她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施佩尔那种自欺欺人的自我争辩，以及随后与她进行的骗人的狡辩，正如他设法看清，又设法逃避看清他作为一个纳粹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一样。塞雷尼是一个老道的对抗大师，她对细节纠缠不放，对施佩尔讲述的事实提出质疑，不断地将他在伦理上洗脱自己罪责的逃跑路线一一封堵住。他们之间的斗争非常具有戏剧性，原因在于施佩尔甚至比塞雷尼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塞雷尼想要知道真相，而施佩尔需要知道真相。这两个人相互较劲的一个障碍是施佩尔坚持了一生的自我克制和视而不见。按照塞雷尼的说法，施佩尔的盲目深受他对希特勒的爱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施佩尔对希特勒非常关心，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塞雷尼说，“它与政治相去甚远，更多的是一种父子般的感情。施佩尔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他依赖这种情感。他需要它，这样才能感到完整。”

　　确实，当施佩尔向塞雷尼描述他在1933年第一次会见希特勒时，他的讲述一反常态，已经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华丽的辞藻很是接近。

　　“你能想象到吗，”施佩尔说，“那时我年轻，不为人知，一点也不重要，而他是个大人物，引起他的注意，就算是瞥你一眼，就堪比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当他对我说‘来吃午饭吧’，我想我晕了。”　

　　因为建筑师施佩尔在与希特勒会面之前参观了一个建筑工地，他的上衣满是灰尘，希特勒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给他穿。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施佩尔再次问道，“当时我28岁，在我自己的眼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紧挨着他坐着吃午饭，穿着他的衣服，事实上被选为和他单独交谈的对象，至少那天是这样的。我都激动得昏头昏脑了。”

　　其实是希特勒的权力让施佩尔头晕目眩的。希特勒很看重这个年轻的普通建筑师，虽然施佩尔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他被赋予新的第三帝国的巨大任务，显然希特勒相信施佩尔是一个富有才能、重要的和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所有这些特点是施佩尔一直渴望被人认可，而他的父母显然没有从他身上看出来的。正如施佩尔后来说的那样，希特勒成为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