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爱丽丝斯图尔特（Alice Stewart）医生来到牛津，担任拉德克利夫医院住院内科医师，她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医生，也是当时加入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RCP）的最年轻的女性。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她精力充沛，渴望应对重大挑战和攻克疑难杂症。在战争期间，医生奇缺，但是爱丽丝斯图尔特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因此不能被征召服兵役，这让她更显得物以稀为贵，而她又经历了一桩失败的婚姻，这意味着她能够去需要她的任何地方，只要她愿意。

　　在牛津期间，爱丽丝不但治病救人，还领导了一批科研项目，专门研究让人费解的疑难疾病形态，其中一个项目是要弄清楚用TNT炸药填充弹壳的弹药工人为什么容易患上黄疸病和贫血症。战争期间，军工厂招收的工人都是“社会底层民众”，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因为体质虚弱容易患病才得病的，还是因为TNT炸药是罪魁祸首呢？最初这个作为实验室研究的课题很快就变成了现场调研。通过说服她健康的医学生到工厂做工，模仿工人们的生活，她得以证明：该疾病不是由于工人们虚弱的健康状况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接触TNT炸药（三硝基甲苯）造成的。后来她还进行了一些科研项目，如利用四氯化碳研究较高的工人流失率，以及调查患肺病的矿工等，爱丽丝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不过这并非是她有意为之。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随着对疾病高发率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联系的日益关注，牛津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Oxford’s Institute of Social Medicine）在1942年应运而生。为什么较为贫穷的人在婴儿死亡率、耳疾和乳突炎、呼吸道疾病、溃疡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要高出接近两倍呢？贫困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即将构建的英国国民保健体系的角度，对此会有什么作为呢？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赖尔（John Ryle）将爱丽丝招聘到了该研究院，于是，她满腔热忱地投身到工作之中，她就是这样一个潜心研究的人。

　　“对这些重大问题问都不问就行医，无异于隔着柜台卖杂货，”爱丽丝说，“你得了一种病，来看医生，而医生卖给你药丸。还有什么事情比它的责任更大的。没有人站出来问：‘谁因为病得太重了而无法前来就医？为什么这么多人得这种病，而很少有人得那种病呢？’”但是，在1950年赖尔去世后，爱丽丝的研究停顿下来。赖尔的研究所被降级为“社会医学研究室”，爱丽丝失去了导师，也失去了身份地位。

　　被牛津大学的研究所弃用，只剩下了微薄的薪水，没有研究用房，没有科研基金，没有研究项目，研究领域又很少受人关注或得到称赞，爱丽丝能够做出业绩来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识别难题，并且攻克它。当时热门的研究课题如肺癌、心血管疾病和脊髓灰质炎已经是人才济济了，这种情况下，就只剩下了一种病：白血病。白血病的发生正在逐年增加，发生率之高使得它像是一种流行病，但是，患此病的人数还是较少，因此，这一研究领域难以利用统计数字进行研究，而统计数字是流行病学研究的传统工具。白血病的两个异常特征引起了爱丽丝斯图尔特的注意。白血病正在侵袭2～4岁的儿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通常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很健康，他们刚安全地度过婴幼儿期，还没有开始上学。而死于白血病的儿童也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生于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低的整体死亡率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爱丽丝决定拜访一位白血病患儿的母亲，看看能否在她们的生活中发现可能导致这种疾病类型发生的因素。她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具体是什么，因此先从怀孕开始问起。 

　　“这是一件大海捞针的工作。”盖尔格林（Gayle Greene）说，1992年，她第一次见到了爱丽丝斯图尔特。即便已经是86岁的高龄，爱丽丝的风采仍然让人赞叹，受此激励，格林决定为她写传记。

　　“爱丽丝不知道她正在找什么，因此她就问了所有的事：接触传染源了吗，是否接种，接触过猫、狗和母鸡吗，吃过商店出售的炸鱼和土豆片吗，喝过颜色很深的饮料吗，吃过彩色糖果吗，以及是否做过X光检查？”

　　爱丽丝计划访谈在1953-1955年期间所有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儿童的母亲。但是她得不到主流基金对她工作的支持，只从塔塔夫人纪念基金给了1 000英镑的白血病研究资助，用于支付爱丽丝的前期研究费用。她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利用好这笔最低限度的财力。因此，她设计了调查问卷，带着它们亲自拜访了整个国家203个县级卫生部门的所有卫生官员。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说服这些官员让她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的医疗档案，来回答她所有的调查问题。当她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携带着沉甸甸的复写纸和牛皮公文袋，她把少得可怜的拨款都花在了往返的火车票上。 

　　“当美国人想要做跟我们同样的研究时，”爱丽丝后来回忆道，“因为花费太大，他们放弃了。而我们花钱就非常少，因为我们利用的是现存的医疗档案。”

　　爱丽丝将500个白血病死亡病例外加500个死于其他癌症的病例与1000个相同年龄、相同性别和来自同一地区的活着的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当调查问卷开始回收之后，真相逐渐大白。罪魁祸首不是有人工色素的甜点，不是宠物，甚至也不是炸鱼和薯条。

　　对于“你是否做过X光产前检查”这一问题，每个死亡儿童的调查问卷中，选择“是”的答案出现的次数是每一个活着的儿童调查问卷中出现次数的3倍。“是”的答案为3∶1，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它们就像是两个难兄难弟，不是生就是死。除了在这一个百分数上有差别外，在其他方面全都相同。放射剂量非常小，照射时间很短，只做一次诊断式X光检查，只有很少部分的人体接受辐射照射，这被认为是安全的。但这足以导致早期癌症死亡的风险成倍增加。

　　“做过X光检查的孕妇会极大地增加儿童癌症的患病率”这一认识是流行病学家梦寐以求的那种发现：有一个难题，具有良好的数据，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但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当爱丽丝的激动逐渐冷静下来，她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她的结论，并且请求同事们在她发表之前认真加以检查核对。当她的文章《研究动态：儿童恶性疾病和子宫的诊断性辐射》发表在1956年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时，引起了轰动。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并受邀在苏格兰重做她的调查。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爱丽丝和她的研究团队继续收集数据。在3年的时间内，她们对英国1953-1955年间因癌症而死的全部儿童病例的80%进行了跟踪调查，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发表在195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至此，他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接受X光照射的胎儿在接下来的10年内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接受过X光照射的胎儿的两倍。

　　“我们料想，每周将会有1名儿童死于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医生即便怀疑我们的正确性，也会停止使用X光检查，而且我们感觉必须加快进度，要把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发生的所有病例全部加以研究，因为一旦他们停用了X光检查，也就没有更多的病例了。”

　　爱丽丝的担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25年里，医生们一直在使用X光为孕妇检查身体。直到1980年，大多数美国的医疗机构才最终建议这种做法应当被抛弃。用X光为孕妇检查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英国。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停止呢？全世界这么多的医生怎么会如此视而不见呢？爱丽丝的研究结果非常清楚，她获得的数据非常丰富，而且最初她也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现在的我们，还是对于当时的爱丽丝，对孕妇进行X光检查这种做法应该停止，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发生了什么事呢？

　　很多人愿意将它归罪于她与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的个性冲突。

　　“多尔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他任职于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并且他真的不想让爱丽丝出人头地，”爱丽丝的自传作者盖尔格林认为，“我想，他知道她是一个比他强的科学家，而且我认为她有他不具备的信念，因为这，他不能饶了她。”

　　多尔草草撰写了一篇论文来批驳爱丽丝的论文。他写道，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草草研究，“质量不是很高”，而且他后来评述其结果是“不可靠的”。但是，多尔在英国的医学研究所是个占主导地位的权威人物，他的话影响深远。爱丽丝斯图尔特的女儿安妮马歇尔（Anne Marshall）仍然记得多尔的抵制对她母亲产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因为多尔让她心烦意乱，但是他确实让她想了又想。然后，她平静了下来，专心研究，她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她不喜欢与人争斗，但是，如果某件事让她受刺激的话，她也非常坚持。”

　　爱丽丝是一个打破常规的科学家，这不会带给她什么帮助。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当时，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非常少，当了妈妈的女性则更少，而离了婚的妈妈更不会受到完全的尊重。独自照顾孩子使得爱丽丝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建立关系网、结交盟友，或者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她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盖尔格林说，“她只是做她的研究，养家糊口，这些事就恨不能让她一天要干两天的活！相比之下，多尔则是一个健谈之人，是那种政治动物。非常圆滑！当我与他相遇时，我想这个家伙已经做了大量的公关活动了！但当你遇见爱丽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她真实、坦率，是一个不会让人产生戒心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喜欢她，但是她不会耍手段。”

　　多尔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单从性格这个因素无法解释为什么用X光检查未出生胎儿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继续存在。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布赖恩麦克马洪（Brian MacMahon）也开始反驳爱丽丝的结论，但是，他的发现实际上与爱丽丝的发现一致：在其母亲做过X光检查的儿童中间，癌症死亡率要高出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其中一项最大的辐射研究调查了纽约、马里兰和明尼苏达的600万个X光检查的案例，它也同样证实了爱丽丝的结论。新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问世共同助力，使得收集和分析数据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加准确，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爱丽丝用问卷和复写纸调查得到的结论自始至终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被接二连三的研究证明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医生们还继续使用它呢？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所有的数据视而不见呢？

　　在某种程度上，X射线的趣味性也应受到指责。自从1895年被人们发现之后，X射线就显示出了一种统治力和神秘的光环。在19世纪90年代，X射线被用作一种精致而昂贵的人像摄影方式，甚至实在没有办法时还用来寻找误放入烘烤蛋糕里的戒指。鞋店也夸口X射线仪能够确保你选到完全合脚的鞋子：“售货员、买鞋的人甚至是买鞋人的参谋朋友能够形象化地准确地看到鞋子有多么地合脚，在匆忙之中或者在其他情况下都一样。”鞋店还声称拥有1927年“鞋荧光检查器”的专利权。“将这样一台仪器摆在店里，鞋商可以自信地向他的顾客保证：他们再也不会穿不合脚的靴子和鞋子了……父母也能直观地确信他们在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买鞋时，不会让儿女们敏感的骨关节受到伤害和变形。”

　　因为在X光设备上投资了很多，所以不管是鞋店老板还是医生都不愿意听到有任何的风险与这种新技术联系起来。他们已经与它捆绑到了一起。

　　“没人喜欢被告知你这一辈子都在做错事！”安妮马歇尔就人们对母亲的发现做出的反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放射治疗师和产科医师从我妈妈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一直在做错事，他们人数众多，喜欢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并且想继续做下去。”

　　“医生们对放射学充满热情，热情之巨大使得医疗中心投资购买了全部种类的X光设备。”盖尔格林解释道，“他们不喜欢有人告诉他们非但帮不了病人，反而实际上是在残害病人！我认为，对于知道如何去做，并且已经拥有了专业的知识，也确实投入了很多资金的做法，要想改变的话，人们会非常地抗拒。” 

　　爱丽丝对儿童癌症的调查要比质疑标准的医学实践更为激进，也更容易引起争论。她的研究结果击中了当时作为科学观点核心的一个大思维的要害——阈值理论（threshold theory）认为，某种事物的大剂量是危险的，比如辐射，总存在一个点，即阈值，低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点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临界点）。但在这一案例中，爱丽丝想要证明的是：对胎儿来说，不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安全辐射水平。科学正统观念的基石受到了攻击，影响的可不只是鞋店和医疗中心。

　　她只能是错的。如果她对了，就会有太多的假设要被重新审视。爱丽丝在她的科学界同行中激起的是认知失调：当大脑试图接受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观点时引起的思维混乱。“阈值理论是正确的”可能不正确，但是，“如此小剂量的辐射会导致癌症”也可能是不正确的。“X射线是一个新式的神奇工具”可能是不正确的，“它能杀死孩子”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医生治愈了病人”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让人们得病”可能也是不正确的。由相互排斥的信念所产生的意见不统一让人们感到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减轻痛苦（不一致）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其中一个意见消灭掉，使不一致变成一致。对科学家来说，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死抱住他们的信念：阈值理论和X射线都是有效的，医生继续维持着权威、聪明和善良人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个大思维，爱丽丝及其研究结果就成了牺牲品。当人们对于矛盾的主张视而不见的时候，不一致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维护我们最珍视的理念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差不多就在爱丽丝研究儿童癌症的同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最早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一理论的大部分是他在研究19世纪宗教千禧年运动时发展起来的，但是，他极想找到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事例，为的是验证他的想法。1954年9月，他在一篇报纸的新闻中发现了机会。 

　　来自行星号角的预言，呼唤市民们：逃离那场洪水。

　　它将在12月21日淹没我们，

　　这是来自太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