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讲述了一位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的故事，基于扶乩中的自动书写，她相信地球会在12月21日被洪水淹没。这正是再好不过的实验材料，有一群人对在一个特定的日期注定会发生的事件持有如此一种特殊的信念，对利昂费斯廷格的研究来说，这一事实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测试案例：当一个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信念（一个大思维）被最终证明不成立时会怎么样呢？况且，世界末日即将在数月内来临，而不是数年后抵达，这也使得研究更具可行性。不出费斯廷格所料，当洪水没有如期而至时，基奇太太会根据这次经历而放弃她的信念吗？费斯廷格的理论认为，她会继续忠于她的信仰，而且，要命的是，她的信仰会比从前更加坚定。

　　与爱丽丝的研究方法相比，费斯廷格更是不按常理出牌，他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几个同事动身渗透到基奇所在的社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对一小群人的信念和不同的相信度进行追踪监视，这一群人都是与基奇一起尝试过自动书写的人，而她相信自动书写是经由外星人的使者传达给她的。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 Armstrong）是科利奇维尔（Collegeville）东师范大学的一名内科医生，他和她的妻子戴西（Daisy）成了基奇的忠实信徒，他们轮流招募了为数不少的学生，直到最后拥有了15名左右的狂热信徒。

　　基奇太太的神谕向人们描述了一幅预示世界末日的景象，按照她的说法，恶魔撒旦将会乔装打扮重返地球，正在带领科学家们建造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他们造出的武器不但会造成地球的分崩离析，就连整个太阳系也将四分五裂。灵光会拼命地召唤人类，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向灵光敞开心扉，才能避免又一次的宇宙大爆炸。 

　　费斯廷格特地指出，基奇和阿姆斯特朗夫妇并没有疯狂，他们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确，基奇太太拼凑出了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理念组合，这一组合又特别地适应我们当代社会，这个焦虑的时代，”费斯廷格写道，“但是，她的理念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新奇或者缺少广泛支持的。”在基奇的信念体系里并没有什么人们之前或以后并不相信的内容。

　　这些信念的核心是基奇接收到的预言：世界将会在12月21日那天结束于一场滔天的洪水，只有虔诚地相信这个预言的人才可以幸免于难。“通过将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大陆板块沉降，将现在淹没在海水中的大陆板块升起，至高无上的力量将要清除一切不良分子。洪水将要荡涤地球上的一切。有些人将会乘坐宇宙飞船离开地球，从而得救。”

　　这些神谕如此地异乎寻常，信念体系也是非常地受人讥笑，以至于费斯廷格要煞费苦心地记录下这群人的信仰是如何地真诚和如何地真实。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有一名特别虔诚的信徒名叫基蒂奥唐纳（Kitty ODonnell），她辞去了工作，退了学，靠她数量不多的储蓄生活，并且搬进了一套昂贵的公寓，因为她认为不再需要她剩下的这点现金了。另外两名成员弗雷德布尔登（Fred Burden）和劳拉布鲁克斯（Laura Brooks）则放弃了大学学业，劳拉还扔掉了许多私人物品。阿姆斯特朗医生最终也被要求辞去他在大学的职位，因为他花时间向学生们谈论飞碟引起学生家长一连串的投诉。但他并没有垂头丧气，认为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则选择不去修理她的洗碗机：“没有价值了，因为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当基奇太太接到墓地推销员打来的电话时，她平静地解释说葬礼“是我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不管在我们看来这些预言有多么地荒唐，但这群人却怀着“洪水即将来临”的真诚信念过着他们的日子。 

　　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随者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在大洪水发生前飞碟会把他们运送到另一个星球上。他们发出了几次错误的警报，当神谕承诺要抵达的太空人好像未能抵达时，这对他们的信仰是一个考验。不过每次这群人总有借口，要么重新解释神谕使之符合所发生的事件，要么就归咎于自己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在如期应该到来的洪水来临的前夕，这群人聚在一起，一整天处于“宁静的无所事事”状态，满怀信心地等待营救。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名叫亚瑟卑尔根（Arthur Bergen），他诉起了苦，因为他母亲威胁他说如果第二天早上2点前他再不回家，她就要报警了。“信徒们微笑着向他保证，不必担心，在那之前，他们全都登上了飞碟”。因为预先下达了通知，他们不能穿戴任何种类的金属制品，大家就一丝不苟地把拉链、按扣、腰带扣、胸罩扣从他们的衣服上去掉了，并剥掉了包装口香糖的锡箔纸，还从手腕上摘下了手表。

　　最后的10分钟很是紧张。当其中一个时钟指向12点05分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另一个走得较慢的表才更准确。但即使是走得较慢的表也证实时间已经到了半夜，没有人出现，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洪水，没有飞碟。基奇太太继续收到“造物主”发来的长长的、令人困惑的神谕，但是，到了早晨2点，亚瑟卑尔根必须乘出租车回家找他妈妈了。到4点30分时，大家开始心烦意乱，快要哭出来了，有些人则露出了怀疑的苗头。他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热诚坚持的信念没有兑现这件事呢？这正是费斯廷格花费2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的要点所在。 

　　4点45分，基奇太太接收到一条新的神谕：“自从地球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这样一种美德和光明的力量涌满了房间，就好比是在这间屋子和那间屋子里发生了洪水一样，在这个房间里的洪水没有受到限制，现在它洋溢到了整个地球。”这伙信徒们的善良拯救了世界，让地球免遭洪水的灭顶之灾。

　　这群人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的信念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但是，基奇太太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她是非常谨慎含蓄的人，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急切地给当地报纸打电话，分享她这个好消息。这个团队中的另一名成员则坚持认为这个新闻应传得更远，还应当通知美联社，造物主肯定不愿意这个报道变成独家新闻。尽管（或因为）他们的信念最初受到了挑战，但他们现在却变得比原来更加坚信，信徒们则更加积极地宣传这种信仰。证据并没有让信念颠覆，正如费斯廷格所假定的那样，神谕没有灵验实际上让他们更加相信神谕。

　　这些信徒们从未放弃这个信念。即便基奇太太最后离开了盐湖城，她仍然不断得到自动书写的神谕，然后再转告给信徒们。阿姆斯特朗夫妇比以前更加虔诚，他们“对信仰无限忠诚，对失验的抗拒更加极端”。盐湖城那个团队的11个人都亲眼目睹了神谕的无效，一点也不含糊，却只有两个人完全地放弃，不再相信基奇太太的自动书写，他们俩是从一开始就最不相信的人。

　　不可否认，费斯廷格对这一故事情节的学术分析带有某些幽默成分，但是，他的论点的确切含义却是非常严肃的。他以及后来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全都会努力保持言行一致、安定、有能力和善良的自我形象。我们最为珍视的信念是“我们是谁”的至关重要和核心的组成部分，在自己眼里我们是什么，在朋友和同事眼里我们又是什么人。任何威胁到自我感觉的事情或人都会让我们痛苦，这种痛苦的感觉就像饥饿和口渴一样危险和令人不快。对我们大思维的挑战感觉就像是在威胁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会拼命地减轻痛苦，而方法呢，不是对证明我们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就是对支持我们的证据重新解释。 

　　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将这种现象称为“极权主义的自我”，他认为它就像极权国家一样地运行：封锁有威胁的和唱反调的思想，隐瞒证据，重写历史，一切皆为核心思想或自我形象服务。玛丽安基奇的追随者会对事件重新解释，使之符合他们的预期，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威胁，破坏“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的感觉。如果在阅读了爱丽丝的研究报告之后，医生和科学家相信了她的观点，并且在行动中加以体现，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曾经伤害过病人。但是，医生并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是伤害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投身医学是为了行善，而且确实也在行善。接受爱丽丝研究结果的科学家至少会受到阈值理论的那个大思维的质疑。但是，科学家或许比其他人更喜欢大思维和组织原则。他们就是将数据结合起来的人，其方式如同信念和价值观将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成一体一样。在那些对于我们的自我界定至关重要的领域认识错误代价太大了。直到1977年，美国辐射防护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Radiation Protection）才认定：让那些胎儿注定罹患癌症的唯一可能原因是医生用X线检查过胎儿。对于他们应当知道的这些情况程度如何，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解释。但是，科学家会开发出非常令人费解的论点来解释这件事，说明了理智会付出多大的努力来维护其最珍视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信念。

　　费斯廷格认为，作为个人，我们都会被迫去理解世界和我们在这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恕我直言，我们会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将我们周围的思想汇集起来，并且将能够证实我们想法的人聚集起来。德鲁威斯顿和其他科学家最近所做的研究可以用来证实认知失调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物理现实，它表现为大脑处理我们喜欢的信息的方式，以及处理引起我们焦虑的信息的方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被与我们相似的人吸引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强化了这一过程。如果基奇太太和她的追随者彼此分隔而孤立，那他们就难以坚持他们的信仰，通过彼此保持信仰的安全，他们得到相互的确认。同样的道理，医学界的同人会团结在一起，在老滑头理查德多尔的领导下，拒不同意爱丽丝的研究结果。 

　　有了社会支持，做事情就会更容易，或者更容易相信某些思想，如果我们仅凭一己之力，那就会感到非常大的不安。社会支持通常来自于家人、朋友或同事，他们拥有共同的大思维，也会遵循它去做事，大思维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但是，制度性权力是社会支持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形式。毕竟，如果你身居有着巨大制度性或政治性权力的要职，那么，你就能得到与你有共同信仰的同事们的巨大肯定，但你若质疑它们将会威胁到你的一切：工作、职位、名誉和未来的职业生涯。

　　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拍摄了一部关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电影，名字叫作《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在这部电影里有一段很微妙的镜头，是麦克纳马拉谈论在越战结束数年后他与北越南前外交部长萨奇（Thach）会面的情景。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内阁同僚一样，冷战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正如他当时看到的那样，他的职责不是质疑越战，而是有效地作战。他不仅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意识热情高涨，而且对他事业的成功也充满了渴望，后来他发现，正是这种热情蒙蔽了他的双眼，使得他对对手一无所知。

　　“麦克纳马拉先生，你肯定从没有读过历史书，”麦克纳马拉回忆起萨奇对他说，“如果曾经读过，你就会知道我们并非苏联的爪牙。麦克纳马拉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吗？我们在为独立而战，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下定决心要为此而战。即使有再多的轰炸，即使美国施加的压力再大，也永远不会阻止我们一往无前。” 

　　冷战意识蒙蔽了麦克纳马拉和他同事们的双眼，使得他们完全不了解越南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动机。他们并不是为要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而战，而是为了自由而战，为了摆脱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战。在当时的约翰逊政府里，任何质疑冷战这个正统信仰的人都会有地位、声誉和职位不保的危险。麦克纳马拉的视而不见注定了他的失败，因为他不理解他的对手，所以他不会赢得战争。对于时事的理解太过于偏差，大思维使得他没有能力理解他们。

　　经济模型的作用机理与这种思想意识很相似：输入并且整合符合模型的信息，忽略掉不适合的信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将这种模型与古代的地图进行了比较。起初，这些地图谬误百出，不过却混杂了大量的信息，如二手的旅行者报告、猜测和奇闻异事等。随着对精确度要求的提高，这些信息很多被认为不太靠谱，因此被删除了，造成的结果是，到18世纪时，非洲的很多地方变成了空白。但是，尽管克鲁格曼那些漂亮的经济模型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但他认识到这些模型并不完善。

　　“我想，这可以用作一个很好的案例，与那些无法将它们模型化而被我忽略掉的东西相比，我在模型中所强调的东西并不如它们重要，比如信息溢出和社交网络。”

　　换句话说，模型的问题在于它们暗含着这样的意思：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不适合模型的就是不相关的，可是这个被认为不适合的东西有可能是最为相关的信息。我们对自己的模型和个人的大思维视为珍宝，因为它们能帮我们做出决定，包括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谁可以友好相待，以及我们支持什么。它们是“我们是谁”这一概念的意义深远和内在的组成部分，已经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在我们过滤看到的、记住的和吸收的东西时，它们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就在大脑让我们喜欢的观念畅通无阻，并且阻碍让我们痛苦的矛盾时，我们信念的河床变得越来越深，同时河岸变得越来越高。 

　　至于像基奇太太这样的人，很明显她的理念非常与众不同，除了她及其追随者外，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当她的这些理念广为散布时，它们没有受到太多的怀疑。我们可能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思想意识，我们也没有把它们的支持者看作是狂热分子，他们看起来可能就是正常人。但表面现象是会骗人的。

　　“格林斯潘的视而不见是不可思议的，”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说，“他把市场运行的机制看得太过简单了，在他的灵魂最深处，他相信市场会自我纠错，金融模型会有效地预测风险。”帕特诺伊并非在轻率地批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也不是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高高在上地观察金融骗局。从1993年到1995年，帕特诺伊在华尔街销售金融衍生品，他亲身体验过这些金融产品有多么复杂、阴险、晦涩不明和充满了风险，只是对很深的细节还不是太了解。最终他离开了这个行业，如此充满欺诈的行业风气让他彻底地幻灭。但是，今年的华尔街向他展示了衍生品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现在是圣地亚哥大学法学和金融学教授，但打从帕特诺伊离开衍生品市场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的发展。当所谓的“大师”格林斯潘对衍生品市场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帕特诺伊的失望和怀疑与日俱增。 

　　“格林斯潘对市场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甚了解，因为这与他的世界观不相一致。”帕特诺伊说，“它的确可以说明以下做法的危险性：拥有一个特殊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观，并且非得等到不可救药的时候才会睁开眼睛瞧瞧那些表明‘你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证据。”

　　格林斯潘的世界观在他30岁左右时才有效地形成，那时他是美国小说家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安兰德（Ayn Rand）的一个忠实追随者。在这时，格林斯潘放弃了随同一个大的巡回演出乐队演奏比博普爵士乐，转而研究经济学。他退出了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课程，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并且与兰德及其信仰客观主义哲学的同道中人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以及强烈的知识上的联系。安兰德对男人的吸引力仍然有些神秘，她是一个不贞的妻子和失败的剧作家，是从俄罗斯来的移民，对于一个企业巨头和经济权威来说，她似乎不应该成为他的女神。她对市场运行的理解产生自她经历过俄国革命的惨痛经验，在那场革命中，她的家庭失去了一切。但是，她从未接受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培养，从来没有经营过企业，写出的东西也很是惨不忍睹，经常写一些难以理解的散文，却声称是哲学。尽管如此，当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一个书评中受到批评时，格林斯潘却神魂颠倒，挺身而出为她辩护。格林斯潘在评论这本书时写道：“法官是铁面无私的。有创造性的人、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合理的行动获得了快乐，得到了满足。让那些坚持避而不谈目的或理由的寄生虫见鬼去吧，一如他们就应该消亡。”格林斯潘就没有想到，有着如此特点的一本书也可能存在着缺点。

　　格林斯潘欣赏兰德的，以及他如传教般热诚地接受的，乃是这样的信念：如果他单单从政府强加的管制和限制中解脱出来，人类才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力和富裕的高度。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管制，”兰德说，“我赞成一种绝对自由放任的、不受管制的经济，我拥护将政府和经济分家。”

　　在兰德的世界里，那些做得好的人是免受所有的约束，并且将他们的天赋充分展现出来的人，他们获得了快乐，并达到了目的。那些不能胜任的寄生虫将会失败，让出道来。这是一个动人的浪漫想法，只要你设想自己将会成为成功人士中的一员就行了。

　　格林斯潘没有爱上兰德，他爱上的是她的观念，这些观念构建了他所做的一切。在格林斯潘的自传《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他把兰德描述成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稳定力量”。格林斯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改变信仰者，他对兰德的确充满了敬畏，当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赶上她的思想”时，他感到自豪。当格林斯潘在1974年宣誓就任杰拉尔德福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安兰德就在现场，紧挨着他站着。当他在1987年8月接管联邦储备委员会时，他的理念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个虔诚地相信“管制有害”的人现在掌管着货币供应。

　　“我确实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格林斯潘对国会说，“我的看法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到目前为止组织经济的无可匹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