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克斯曼（Waxman）主席：你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的看法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到目前为止组织经济的无可匹敌的方式。我们试过监管，但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效。”这是引用你的话。现在我们整个经济为此付出了代价。你是否觉得，正是你的思想体系驱使你做出了你希望没有做出的决定呢？

　　格林斯潘先生：嗯，记住，无论如何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拥有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也一定有。要生存，你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问题在于它是否存在，准确与否。我要跟你说的是它的确存在，我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它有多么重要，或者持续多久，但是我被那个实际情况搞得很苦恼。我在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我发觉，这个模型是反映世界如何运转的至关重要的运行结构。 

　　韦克斯曼主席：换句话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体系不正确，它不起作用，是吧？

　　格林斯潘先生：说得没错。这的确是让我感到吃惊的原因。因为我用大量证据表明它运行得非常好，我热恋了它40多年。

　　格林斯潘的表现具有迷人的戏剧效果：一位骄傲的老人在设法免受尖锐而激烈的事实的刺激。他的反对者为了这次调查蓄谋已久，艰苦准备，而且不管是他们还是整个国家都不准备给他留出任何闪转腾挪的余地。他们要求格林斯潘改变主张，但他极力避免事件中隐含的认知上的不一致，而这些事件是不会削足适履来迎合他的思想体系的。尽管节节败退，格林斯潘仍然不能否定他的大思维。他可以承认理念存在缺陷，但不承认他的理念是错的。这令人恐惧地联想到基奇太太，格林斯潘也是只准备看到自己在轻微细节上犯的错误。他看不到，或许是不愿意看到他在位期间金融业的尸横遍野，反而坚决认为他的大思维40多年来一直运转良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曾说过“没有理论，事实就会无语”。但是对格林斯潘来说，因为他的理论，事实消失于无形。

　　“格林斯潘对两件事情视而不见，”弗兰克帕特诺伊说，“他没有注意到，在实行监管的现代国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市场。总是会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市场，因此，人们就有机会利用信息陷阱。格林斯潘也不理解，即使到了市场不受监管的地步，在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争论中，也会发现市场存在的严重的潜在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和英国存在习惯法（common law）的原因。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些事情，你就会有麻烦。不只会产生不公平和不公正，而且还会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和动荡不安。” 

　　当然，格林斯潘也并不是单枪匹马。他得到了有权势之人的支持，也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前提是只要经济运行良好。你可以说他视而不见，但是，他是在一个集体近视的环境里运作，而这种集体近视又强化了他的思想体系，所以他没有公开承认错误。

　　“格林斯潘不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帕特诺伊说，“这对他来说非常难以做到，他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溜掉。”

　　几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身上。他不顾伊拉克战争前成千上万人沸沸扬扬的反对之声，以及标志着这场战争的完全不可预期的混乱，布莱尔仍然坚定地认为，开战是一个恰当的、必要的和正确的决策。虽然从没有发现萨达姆（Saddam）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齐尔考特调查小组（Chilcot Inquiry）前作证时，布莱尔显然在暗示正是战争阻止了这些武器的生产：

　　“不要问我2003年3月的问题，而是要问2010年的问题。假如我们打退堂鼓呢？我们现在知道的结果就是：在武器稽核员离开，以及制裁政策被改变之后，他绝对会有意愿和知识技能启动一个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

　　在这一点上，布莱尔就像格林斯潘一样，也让人奇怪地想起了紧抱着陈旧大思维不放的玛丽安基奇。布莱尔一定比理查德多尔更坚信自己的大思维。在多尔去世前8年，由于证明了吸烟和癌症之间的联系，他的名声得以保全，尽管采用的是最羞怯的一种道歉方式，多尔还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97年，多尔发表了论文《致命辐射导致儿童癌症的风险》，等于是他无声地宣判了阈值理论的死刑。 

　　“子宫中的胎儿会在放射诊断时受到低剂量的电离辐射（尤其是在孕期的最后3个月），这种辐射与随后儿童患癌症风险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直接否定阈剂量存在的证据，即低于此剂量同样有风险，并且导致医疗实践的变革。”

　　但是，等到多尔改变想法的时候，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孕妇接受了X光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