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受尽了无数的苦楚，不光是因为贫穷，因为他的脑筋不够灵光，还有他老实、忠厚、木讷的品性，经常受到村里人的嘲笑与调侃。

　　我小时候爱看电影。有一年夏天，我和同村的很多人去一里开外的冯辛庄看电影，看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了，原来电影演完后大家都走了，没有人叫醒我。又急又怕的我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往前跑，慌乱中辨不清方向，等我清醒过来一看，这不是离家更远的冯楼庄了吗？假如母亲还在，假如父亲不是智障，他们会扔下我不管吗？那天夜里，我从坟地最多的老洼塘一路哼着曲为自己壮胆，摸黑回到了家！

　　1985年的一个火热三暑天，我和父亲拉着架子车，在路边晒麦子。别人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天气预报，知道什么时候下雨，提前就把麦子拉回家了。我家呢，别说收音机，连个手电筒都没有。那天的事就像丢了西瓜捡芝麻。下午两点左右，父亲正在一个一个捡起别人家麦子堆外面撒下的麦子，谁知老天爷给我们家这仅剩的一点口粮赐了场大雨：刚刚还大晴的天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我和父亲手忙脚乱地收麦子，那场瓢泼大雨还是让这点口粮全都泡了汤，我和父亲只有在大雨中哭天哭地的份儿！

　　我们一家全靠父亲卖苦力赚钱。村里只要有像扒个粪堆这样搬不动扛不走的粗活累活，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父亲。这个叫姚如道今天给我们干点活吧，那个也叫姚如道明天给我家干点活吧。父亲是一位热心肠的人，只要别人张口，他都是随叫随到，从不犹豫。有的人家随便给了一两块钱，父亲就卖力去干。

　　姚家几口人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那时村里有个习俗，谁到别人家里干完活，那家的主人都要炒几个菜留干活的人在家里吃顿饭。我的父亲到谁家干活，咸菜、芥菜丝、咸酱豆子就是菜，他在别人家吃的每一顿饭都是一只手拿馍，一只手端碗，蹲在地上吃。这些人从不把父亲当成客人来招待。父亲这位老实巴交的人，一辈子除了出力气没凭别的本事赚过钱，有一次拿着5块钱去赶集还把钱给弄丢了。

　　我的十个脚趾头都长着厚厚的茧子，这都是因为别人给的鞋不合脚，大了还好办，有的太小了没法穿上，我就把脚后跟抬起来攒着劲磕几下子硬塞进去。我小时候穿的衣服大多是现在在北京安顺成菜市场卖豆芽、卖咸菜的徐建一家给的，那是我们家几十年最好的邻居！我们一家人长得不好看，又都笨手笨脚的，谁见到我们都怕沾上他们一身的灰。一家人除了有点笨力气再没有其他的本事。我那半智障的父亲在我们大徐营村可谓家喻户晓。眼看自己的庄稼烂在地里，他却先帮着别人干活。

　　1990年前，每年秋天父亲都会挑着油瓶子，三更半夜爬起来排队兑换点香油，一连好多年，那边连瓶、桶都被小偷偷走，父亲知道是谁偷的也不敢说出口，如果被听见了，他不要了父亲的老命才怪呢！夏天的时候，父亲要步行8里路到范集粮食站交公粮，还要到10多里外的高塘集粮食站交公粮，父亲不管什么时候都守着规矩排队，别人看父亲傻，就一个一个地加塞到父亲前面，时不时还赐他一顿打！

　　17岁那年冬天，我和父亲揣着100块钱，一起拉着一辆农用板车，鸡打头一遍鸣时起床，步行到60里路以外的临泉县进点小百货卖，挣些钱给我交学费。那天去县城，我和父亲轮流拉车载着对方，他先拉我5个公路标记，我再拉他2个公路标记。那天上午进货时，父亲看着那辆板车，我去进货，进一点就往板车上提一点。到了中午，我们爷儿俩也饿了老半天了，我花了七毛五分钱买了一斤半锅盔馍，和父亲分着吃了。当时父亲坐在农用板车的后车尾，脚耷拉着吃，这是父亲第一次吃锅盔馍，我瞥一眼父亲那双别人给的鞋子，脚尖大脚趾的上方还磨了两个大窟窿，这两个大窟窿就像我们生产队里的牛眼睛那么大，刺得我心里生疼。父亲的布鞋底子磨得像纸一样薄，用指头轻轻戳一下，准能给戳个窟窿。看着父亲的那双鞋，我哽咽着再也吃不下去拿在手里的锅盔馍。

　　那天我和父亲进完货，又按来时的方法轮流拉着对方走完了这60多里路。 17岁的我和一位半智障的父亲走在这来回100多里的路上，按现在的话说，一定是100%的回头率。父亲穿着磨开了线的鞋，我的两只脚被这100多里路磨得又红又肿，时不时还出几个大水泡。回来的路上，我也不忍心让父亲拉我5个公路标记，当他拉我3个公路标记的时候，我连忙从板车上下来，我说：“爹，您已经拉够5个公路标记了。”父亲不忍心让我多拉他，怕累伤了我的腿。那一天，我们爷儿俩在回家的小路上步履艰难的行进着，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那次步行来回100多里路进货的经历又一次磨炼了我的心志。故乡的临泉县给我们家提供了初次外出闯荡的机会，我们不会抱怨人生。我和父亲能见见世面，还能吃上县城里的馍馍，让我觉得人不磨不成器。父亲不忍心让我受累，而我不忍心的是父亲在挖淮河时冻伤的那两条老寒腿再被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