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威海山区靠海干苦活，让我尝到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苦累；我在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搬石头活的工地学会了生存。

　　“天上不会掉馅饼，付出就有回报”，这真是一句大实话。我不怕吃苦，加上平时又很节俭，和1990年以前相比，姚家后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里有了2000多块的“巨款”，我的心里也有了盘算，打算把家里的土房子拆掉盖新房。从威海回来，父亲和光棍三叔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乖乖，这是我们家扛事吗？这一年没看见长了这么高，也吃胖了。”我1991年正月走的时候，头顶距离门额有一拳头高，这次回家要低着头才能进门了。我给光棍三叔带了点特产，把自己挣的天文数字给两位老人看。父亲看到他的二儿子扛事有了本事，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吃不了苦中苦哪能得来甜上甜呀。我在威海工地当小工的时候，每个月的零花钱有时候发10块，有时候发15块，别人都不够花，唯独我还有富余，别人不够花的时候都来和我借，我把省下的钱都存在丛培松大爷的信用社。每次午休的时候，我都到厂子的垃圾堆里捡一些废品卖，我把威海毛纺厂、玻璃厂、造船厂的垃圾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有一寸长的铁丝铜丝，也有一两重的铁块。我把积攒起来的垃圾拿到离工地宿舍5里路的蒿泊镇废品收购站去卖，一次卖个10块8块钱，那就是我的额外收入。

　　我挣钱从来都是靠多出力，靠汗水赚钱，从不背后烧香拜佛投机取巧。在威海第六毛纺厂的那两年，我不和别人学着翻墙到海边偷海带，偷偷摸摸到家属楼拿人家一双一双的旧皮鞋，到渔船上偷点这偷点那。每到工地完工后，他们那几大包东西都是白手得来的，我从不羡慕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辛苦换来的东西，吃着不香，用着也不踏实。

　　我在威海当工人，每次回家带的东西，像花生米、苹果、扇贝，还有录音机，都是我帮别人干活，人家看我实在送给我的。父亲和光棍三叔看到那么多好吃的，还挣那么多钱，他们俩高兴得合不拢嘴！父亲不论在村里看到谁都要说上两句：“我二儿子扛事能为姚家争气！”村子里的长辈也都说：“扛事他娘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1992年的冬天，我和哥哥在外打工省吃俭用一年挣出2620块钱，这些钱在别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可对姚家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那半智障的父亲和光棍三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我们家从那年开始慢慢转运，山东省威海市南曲阜修缮队这个大家庭这年一共颁发了三份获奖证书和每人75块的奖金，我就是其中一个获得奖励的人。 75块钱对于我来说意义很不一般，在姚家过个年也花不了那么多钱，那年我买一双人造革皮鞋也就20块钱。

　　一个村的老少爷们都为我欢呼，我也为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感到高兴，便花了几十块钱，为村里人放了场电影。放电影首先是感谢借我50块钱的姚启彬大哥，当年如果他没有借路费给我，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成绩；其次是想赶一下姚家几辈人的倒霉气。我特意点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部影片，来纪念我去世的母亲。

　　当天下午还是大晴天，没想到晚上老天爷就赐了一场雨，放映师傅用麦克风吆喝着东家快借把雨伞来。我不太擅长张口求人，这边放映师傅又催得急，我连走带跑到村里的启会小商店，卖着笑脸对店里的本家大哥说：“大哥，我和您借把雨伞用一会儿。”他听了说：“借一把？”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非常高兴，以为他要借给我，连忙点头说：“是是，借一把！”可是他第二句话就变了味儿：“别说一把雨伞，十把二十把都有，就是不借给你用！”瞬间我明白了，就算在外挣了钱，我在别人心里还是以前的叫花子形象。不过我没有生气，因为这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姚家是多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摆脱以前的形象。我由衷感谢他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我的斥责，因为这可以鞭策我不断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