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使偏远的山寨走出五百多名大中专学生。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却依然是榜上有名的贫困乡。

　　人物档案

　　赵世琪，贵州黔西县雨朵镇龙场村村民。曾当过六年民办教师，后为了供孩子上学，回到村里当木匠。七个孩子中有六个考上大学，成为村里有名的“状元之家”。

　　高发顺，龙场村村民。为了供孩子上学，长年在井下挖煤，一个女儿也为此辍学打工。儿子大学毕业后，家中欠下数万元债务。

　　杨永付，曾担任过龙场村党支部书记。为挣钱供三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离乡背井来到黔西县城。自己在爆竹厂仓库当管理员，妻子在餐馆打工。每月几百元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何远芬，龙场村村民。2005年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因为筹集不到学费丈夫一度精神失常。现在还要抚养两个上中学的孩子。

　　兰家勇，龙场村人，贵州民族学院建筑工程系学生。因为家境贫困，向年迈的父母承诺上学一切费用自己解决。课余一直在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

　　陈晓楠

　　2002年，黔西县城有一位业余记者在各地走访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村庄。这个村子偏居黔西一隅，人口大概有两千多，非常贫困。但是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个小小的村子三十年间已经成功培养出了近五百名大中专学生，其中很多人后来读到硕士生、博士生。这片贫瘠的土地创造出了贵州乡村教育的一个奇迹。这个村子叫龙场村，后来索性大家就叫它“状元村”。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状元”两个字一定是和门庭显赫、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生产”了数百个“状元”的龙场村，却至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在那儿的父老乡亲仍然固守着一份贫困：五十年前修建的唯一通往山村外面的马路已经破烂不堪，村庄里茅屋草舍随处可见，每年三、四月间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断粮，靠救济聊以为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以高利贷度日的也大有人在。

　　龙场村位于黔西县雨朵镇。当地人习惯把龙场附近几十公里的寨子统称为龙场片区，片区内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传说中的“状元”们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完成了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泥泞的道路，破旧的茅草屋，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出现过什么乡村教育的奇迹。“状元”们在哪？谁是“状元村”里的第一个“状元”？在寻找“状元”的路上，人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叫赵世琪的人。

　　赵世琪：必须让孩子读书

　　赵世琪家住在村子里相当少见的一幢楼房里，钢筋混凝土结构跟周围的茅屋草舍比起来，显得气派无比。

　　赵家七个子女，有六个大学生，哈尔滨科技大学、北京石化、上海交大……一连串名牌大学都与这个家庭有关。谈起这个“状元”之家，赵世琪说，上大学的梦想，早在他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不过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在那个年代，他根本没有上大学的资格。

　　1962年初中毕业后，升学无望的赵世琪只好到邻村的村办小学去当老师。不过，他并没有就此认命。好学上进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因父亲的牵连没能上大学，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赵世琪：我父亲信点阴阳功，就是农村说的看风水，所以他被归为坏分

　　子。当时的“五类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右”，只要属于其中之一，所有的子女都不允许升高中，甚至不允许读大学。就因为出身问题，我太不服气了！当时我不服气，以后在教书这个事情上我更不服气，为啥子？工资最低，在农村工资是十二块五。所以我教了六年书之后，再不教书。我们这边的风俗是出嫁的时候要做一整套家具当嫁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去当木匠。后来我就横下心，要把我这几个孩子抚养成文化人，我没有读到书是我最气愤的事。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赵世琪对失去上学的机会至今还耿耿于怀。为了让孩子们不再留下遗憾，1968年赵世琪带着一本几何书回到村里，并宣称今后不再教书，他要做木匠挣钱，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今后有机会走出山寨。

　　三十多年过去了，说起赵世琪当年的那个决定，村民们依然少不了欷歔感叹。

　　周青柏（龙场村村民）：在抚养孩子这个阶段，我这辈穷，我的孩子不穷；我的孩子穷，我的孙子不穷；我孙子穷了，我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不会穷。这就是赵世琪家的整个远见。

　　当时做木匠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钱，比教书高出一倍，因此赵世琪在揪资本主义小尾巴时受到了批判。不过，即使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候，赵世琪也没有放弃对孩子们的教育。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让已经有了七个子女的赵世琪兴奋不已。当时，他最大的孩子还在读初中，但他已经开始为孩子以后上大学做打算。

　　1979年分地的时候，赵世琪家总共分到了9亩地。经过仔细核算后，赵世琪绝望了，更加坚定了要让孩子上大学的决心。

　　赵世琪：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一毛、一毛一，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十块二十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收入。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就算现在能熬过去，但是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仅靠种粮食的收入，根本不能凑够孩子的学费。为了不让孩子们辍学，赵世琪在村子里第一个开始种烟叶，他说烟草价格比大米多三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三四倍。

　　同时，为了能让孩子们专心学习，赵世琪还和七个孩子一起挤在自家简陋的厢房里，每天晚上监督孩子们读书。赵世琪说，由于厢房太过狭窄，勉强摆下四张床后，大家只能挤在一起睡。这样的生活，他一过就是好几年。

　　在赵世琪的督促和鼓励下，长子赵代龄在1982年全国统一高考时，考入了哈尔滨科技大学。由于哥哥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赵家七个子女有六个拿到大学文凭，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

　　赵世琪：那当然是高兴了。你想，我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能够帮我撑腰杆。但我最最高兴的是，他带头带得相当好，真正在这七个孩子里面起了示范作用。

　　虽然心里高兴，不过1982年，在送孩子读书的路上，赵世琪一路都在忐忑，他生怕自己积攒了十几年的积蓄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谁知他到学校一打听，学费一学期六十多块钱，伙食费一个月三十多块钱，按当时的政策，这全部是由国家负担的。所以在哈尔滨赵世琪就下了狠心，他要把七个孩子全部送上大学。

　　回村之后赵世琪和村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供一个大学生，学费生活费是由国家来负担，家里还省了一张吃饭的嘴，大学毕业之后还可以由国家安排一个工作，这样算起来真是非常的划算。

　　周青柏：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了不起的，因此就开始传播。那么后来呢，（赵世琪）为我们这些家庭算帐，第二也为我们地方上算帐。

　　陈富学（龙场村村民）：我说我们在这农场田坝，究竟能赚到多少？怎么在这个贫穷的环境里面能够供孩子出去？比如说供出一个县委书记，那他就是医保子弟；如果供出个省委书记来，那又是胜过百倍了。这是说实在话。

　　高考恢复之后，村民们万万不曾想到，赵世琪这个“地富反坏右”的后代，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小尾巴”，竟可以第一个培养出大学生。就在一片羡慕当中，村民们突然意识到，学习可以改变身份，学习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学习甚至可以让他们幻想，将来他们的子女或许也能够当上县长、省长，甚至更大的什么长。事实上从赵世琪送第一位大学生走出山寨的时候，龙场村就开始酝酿这个生产“状元”的奇迹。

　　周青柏：我这一辈人吃苦，就让我这一辈人（承受），我再也不要让下一辈像我一样。这个是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这周边想供大学生的父母的想法，就是破釜沉舟卖房子都要供。

　　高发顺：挖了二十年的煤，现在还欠债

　　就在村民们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赵世琪家的“教育脱贫模式”再也难以复制。短短十几年间，学费就从几十块涨到数千块，逐渐成为农民父母们无法承受的负累。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2005年的一份报道，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说，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对每户平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龙场村人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许多家庭为此不得不举债度日，在贫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这个时候，细心的人们发现村寨里宣传教育的标语，从八十年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已经改成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现在龙场学校的墙上也写着这样的话：“把握时间和知识，与时代同进步。”尽管这样，还是有些孩子走上了辍学打工的道路，比如已经结婚生子的高升敏。

　　十年前，高升敏只有16岁，为了供姐姐和弟弟读书，她自己放弃学业，只身来到深圳打工。随着经济负担加重，靠父亲高发顺一个人在井下挖煤的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这个五口之家的正常开销了。

　　谈到女儿当年的决定，蹲坐在自家柴火堆前，身上还带着煤迹的高发顺很无奈地说，如果自己有能力，绝对不愿意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

　　高发顺：我们挖不了多少煤，靠挖煤根本供不了孩子，还是要大家都出去整一点钱。你不出去，净靠挖土坝是挣不到钱的。一年挖千多两千块钱的田土，感觉要淌好多汗。 

　　高升敏离开山寨，一去就是四年。为了省下路费供姐姐和弟弟读书，每年春节她都不回家，只能以书信的方式和家人保持联系。而她小心保存的家人的照片，成了她几年异乡生涯中最大的慰藉。

　　高升敏：想家啊！那时候每年回来车费都高，一次要几百块，就两三年回来一次，在那里打工赚一点钱。自己用一百到两百块钱，其他的就寄给我弟弟。有时候我弟弟给我写信，他说现在就你辛苦一点。

　　提起弟弟高升智，原本话不多的高升敏脸上露出了羞涩的微笑，弟弟是她和家人的骄傲，2002年考上了华北工程学院。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全家人欢天喜地，然而上面注明的高额费用，很快让所有人一筹莫展。

　　高发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变革，学费和书费会变得这么高。当年读大学几百块钱就读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白强顺的当初读大学还不要钱。现在读一个大学出来，要交几万元。

　　陈正碧（高发顺妻子）：这幺儿读书，要卖半个寨子的房子才读得起。你看，砌上半个寨子的房子要多少钱？

　　高发顺和妻子很困惑，读个大学怎么要这么多钱呢？当初赵世琪还供出了六个大学生，现在为什么自己供一个大学生都会那么吃力呢？虽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几万元的学费究竟应该从何而来，但最后，高发顺还是靠着借贷把儿子送上了求学之路。

　　实际上考得上、读不起在当地并不是个别现象。当地村里也有不少人家靠煮酒、喂猪、磨豆腐这种家庭小副业能存上一点钱，可是这和高额的教育费用根本没法相比。显然，村民们致富的步伐还是过于缓慢了。

　　现在高升智已经大学毕业了，虽然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但依然没有能力来偿还上学时欠下的债务。高发顺作为一个父亲，又再次挑起了还债的重担。

　　高发顺：我们都是在外面挖煤炭、打工干活，你要挣钱啊。我挖了二十年的煤，弄到现在还是差了两万多块钱的帐，还是穷。

　　陈晓楠：你有几年没买新衣服了？

　　高发顺：没钱买，这都是十几年的衣服了。

　　陈正碧：差着人家的账你还有钱买衣服？得把人家的账先还了，（不然人家会说）你没钱还穿的那么好，就是不想还人家账嘛！把人家这些账这两年还了，你要怎么穿要怎么吃都行。

　　杨永付：三十万，从哪里来？

　　在龙场村，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哥哥姐姐打工接济弟妹上学，这种事频频上演。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五百多名的大中专学生，可是村民们至今还是固守着那份贫困。

　　村民周青柏曾经算过一笔账，他说在龙场供一个本科生，完成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大约需要十万块钱。而按龙场现在的经济状况来看，一个三口之家要存十万块钱大概要一百年。

　　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现在已经成为家庭最大的开支，教育正在逐渐成为龙场人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村民们感叹最多的就是学费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状元村”还是“状元”辈出，那些一心只想让孩子们有口饭吃的家长，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周青柏：这一点田土，单单拿来维持生活都无法维持。那么如果不向前，不穷则思变，大家只有死路一条。就比如说杨永付家，一家五口人只得了一个人的土地。他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时他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近五年，他发觉孩子的智力是突飞猛进。在这个时候，他就深刻感觉到，如果不去打工挣钱，那整个家庭就过不下去了，就要葬送这几个孩子了。于是他就抛去自己的家。现在家里没有人，一家五口人都到城里去了，好几年了。

　　杨永付曾经担任了四年龙场村党支部书记。他的三个孩子全部是80年代以后出生，按照土地承包五十年不变的政策，生不加田，死不减地，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无奈之下，为了生存，也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杨永付带着全家离乡背井，来到黔西县城谋生。

　　李吉秀（杨永付妻子）：出来的时候邻居们说，自己修房子的钱都不够，你还供两个学生读书？我说只要多做一天就好一天。

　　杨和国（杨永付儿子）：我妈从来没有出过门，她以前就是在家里干活。我想第一次还是很难的，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

　　对于从来就没有过土地的杨和国兄弟来说，背井离乡只是迟早的事。而对于杨永付夫妇来说，找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现在杨永付在一家爆竹厂仓库当管理员，李吉秀在餐馆里打工。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毕竟离开土地之后，每月几百元是勉强维持这个家庭必需的收入。

　　李吉秀：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读点书，再困难都要多读书。不要像他爸，去打工人家专门找重活给他干。我们出去找工作也难找，人家都说有文化的人好找。我就是这样想的。

　　为了学费，也为了生计，杨和国兄弟时常利用假日帮父亲干活。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他们还在郊外租了一块菜地。

　　杨永付：四点半放学，他们要来拿蔬菜，都是走路来走路去。有时候太晚了或者是下大雨，我叫他们去坐公交车——公交车没有调价之前是一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坐。他们觉得找这一块钱都困难，如果不种蔬菜的话，他们说买菜吃都可以吃两顿。

　　尽管课余总是在干活，不过几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班级里前三名，他们希望将来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对此，杨永付既感到骄傲，又很发愁。

　　杨永付：考上大学以后，一个学生要投十万块钱，三个学生就要三十万。这三十万从哪里来？我现在只是抱着幻想，不管再困难再到外面拖欠拉账，也要尽量支持他们多读几年。

　　何远芬：孩子有文化，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倒霉

　　何远芬家在村子里一个偏僻的角落。几间陈旧的土房子搭着茅草屋顶，看上去摇摇欲坠，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居然有人居住。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这里走出了两个大学生。

　　陈晓楠：他们是哪年考上的大学？

　　何远芬：2005年。一个在贵阳，一个在遵义读书。（另外）有两个还在中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二。他要读你也没办法呀，只能哭笑不得，就全当是养错了。

　　比起龙场村其他“状元”父母，何远芬显得要开朗许多，尽管她的脸上同样印着苍老和疲惫，却时时带着笑容。尤其是说到上大学的两个孩子，更是不时爽朗地大笑。

　　不过，何远芬说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支持孩子上学。由于家里有四个孩子，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一直以来都希望孩子们放弃学业，给自己当个帮手。但她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方天明的反对。

　　何远芬：历来我是不要娃娃读书的，我说我们没那个条件。本来这里就是穷根穷种，我们怎么会有条件供这些娃娃？一找他吵，他就说哎呀，你不要叹气了，娃娃不读书，那么我们只是过得好一点，钱到哪儿去了，还不是不见了？我说对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现在怎么劝我的我也是这个想法了。我就让他们安心读书，没有钱我就去借，找不到地方借也要借。

　　在丈夫的劝说下，何远芬慢慢改变了想法，全心全意供孩子上学。孩子们学习也很认真。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书桌和椅子，他们就坐在床上，拿饭桌当书桌，每天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学习。家里斑驳的土墙上，也贴满了试卷，随时可以复习。

　　功夫不负苦心人。2005年，何远芬的两个女儿双双考上大学。还来不及高兴，学费就成了压在何远芬夫妇心头的一座大山。靠种田为生的两人，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供女儿上大学。一向重视教育的丈夫因为筹不到学费，忧郁成疾竟一度精神失常。

　　何远芬：那几天发愁嘛，疯天疯地地到处跑。我只好随他跑，因为我要在屋子里守着，等两个小的孩子放学。

　　丈夫患病期间，何远芬显得异常的泼辣和果断。她变卖了快要下仔的母猪，为两个学生凑足了路费。临行前她递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张学费贷款申请，也给两个女儿留下了分别时的叮咛。

　　何远芬：他们只要不像我这样难就行了。让孩子多读点书，哪里还会像我们这样倒霉啊？我也不要他做官做福，他只要懂得知识，懂得礼仪，那就是出去打工——现在都是机械化——摸到哪里都懂，国家拿着你就会有用了。

　　看着姐姐们上了大学，两个上初中的弟弟也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们学习更加刻苦。而对何远芬来说，她现在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等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以后，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陈晓楠：你这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你日子就好过了？

　　何远芬：那个肯定了。我经常自己给自己宽心，说最多再拿十年来穷，这也不要紧。十年后我们也才60岁嘛，那时候这些娃娃走到哪儿都能找到饭吃，不用我们牵挂了。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的，不会说永远都穷苦。现在当然是有点困难，不过刚50岁多一点，还是可以过的。

　　兰家勇：贫困无所谓，只要读书就会好起来

　　在龙场村里行走，不时会遇见坐在屋檐底下晒太阳的阿婆，田间地头忙碌的大叔，赶路歇凉的大婶……他们几乎都是“状元”的父母，“状元”的亲人。为了“状元”的大学梦，他们在贫困中挣扎着求生存。

　　因此，当“状元”们离开村庄的时候，没有庆功的酒宴，没有热闹的唢呐，也没有鲜艳的大红花。龙场村的“状元”们是静悄悄地攻读，静悄悄地“中榜”，最后也静悄悄地走出山村。和当年赵世琪送儿子上学时的那种风光相比，90年代的“状元”们多了一份经济上的负担，心理上也多了很多的压力。

　　兰家勇是“状元村”的一位在校大学生，就读于贵州民族学院建筑工程系。当初为了供兰家勇上学，兰家勇的哥哥姐姐全部外出打工。可是因为家庭实在是太贫困，中学的时候，他也曾经一度被迫辍学。

　　如今，村庄里八成以上的青壮年在外务工。兰家勇的二哥二嫂也在外面打工，留下刚刚断奶的孩子给父母照顾。他的大嫂在大哥去世后改嫁，也把两个孩子留给了老人。说起上大学的小儿子，在自家那昏暗而四处透风的房子里照顾孙子的老夫妻，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兰家勇的母亲叹息了无数次，而他的父亲则一直沉默不语。

　　兰家勇母亲：我们老了，做不动了，他爸又没有出息，我也抚养不了他了。他说妈，供不了我那我去打工，我说可以嘛。他去打了半年的工，心神不定，回来说妈，我还是要去读书。

　　兰家勇：她其实心里面不赞成我读书，因为支撑不下去，这个经济负担太重了，但是我说我要读书。

　　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兰家勇给年迈而体弱多病的父母留下过一个承诺。

　　兰家勇：我向父母保证说，我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向家里面要钱，我自己想办法打工挣钱，慢慢自供自读读下去。

　　兰家勇考上大学第一年的上学费用全部靠助学贷款。而2006年由于成绩下滑，他没有争取到贷款名额。为了凑够学费和生活费，课余时间，他全部用来打工。

　　陈晓楠：打工的时候干什么？发传单吗？

　　兰家勇：对，能挣二三十块吧，也有十几块的。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都会去，多少能够挣一点，这是件好事。实在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就只能借钱。这周围宿舍里玩得好的，每个人我都向他们借过钱，甚至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向多少人借了钱。当我还钱的时候，只能一个寝室挨着一个寝室地问，我差谁的钱？这样我才好还钱给他们，都只能够这样，因为借得太多了，都记不清了。平时吃饭也吃得很少，每顿四毛钱。现在可以吃六毛钱的饭，而且加一个荤菜一块二。

　　靠着节衣缩食，打工挣钱，周转不过来时找朋友借钱，兰家勇在学校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的生活，兰家勇说的时候神情很平静，不过背后肯定隐藏着泪水和汗水。由于父母不识字，懂事的他也就很少给父母写信，而自己在生活上的困境，更是从来不提。所以兰家勇在学校的情况，父母所知甚少。

　　兰家勇母亲：他在学校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不识字，上学都是他一个人去的。

　　尽管时时刻刻要为生计发愁，兰家勇还是每天都在他的画板上建盖着高楼大厦。他说只有坐在教室里，他才会感觉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在那一刻他才会看到自己的希望。

　　兰家勇：我妈以前告诉我，贫困不贫困无所谓，你只要读书出来就会好起来的。我现在觉得，不管压力怎么大，只要坚持还是能够走过去的。像高中的时候也挺困难的，但是还是过来了。所以我相信，只要坚持下来，就能够走过去。

　　陈晓楠

　　2006年的高考，龙场村又多了七名大学生，“状元村”的奇迹依然还在继续。大学生们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打工的打工，背煤的背煤，在田间地头继续为他们的学费、生活费奔忙。“状元村”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村民们一有空，就会聚在一起讨论讨论。他们会算计一下来年的收成，算计一下养猪养鸡、种菜种瓜的收入。有时候也会发生些争论，那多半都是有关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比如说谁家的孩子聪明，谁家的孩子愚钝，谁家的孩子应该上学，谁家的根本就应该放弃。这争论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答案，但是始终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