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艾滋病肆虐的村庄，父母靠卖血维系着他的大学梦。走出『艾滋村﹄，这是一份用生命换来的承诺。

　　人物档案

　　熊长东，河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熊桥村人。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父母靠卖血供其上学。父亲和哥哥相继感染艾滋病。

　　2003年考取河南农业大学，因无力负担学费放弃，外出打工。

　　在父亲的坚持下，复读一年，于2004年考取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

　　2006年父亲病发去世。

　　陈晓楠

　　2004年8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表当中，有一份在我们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沉重。因为这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学二字来自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艾滋病，卖血。

　　这个学生叫熊长东，他来自河南上蔡县的“艾滋村”，而家中的顶梁柱，他的父亲在几年前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一时间，他的大学梦想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就显得是那么的奢侈和不切实际。 

　　说实话,在去“艾滋村”之前，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具体地想象那里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任何压抑的、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我们准备着去接触一个沉重压抑的家庭，我们准备着去和一些已经绝望的人们谈话。但是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村子迎接我们的其实是两个字：平静，出奇的平静。和其他的村庄相比，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错落有致的院落，一样的三一群两一伙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见我们的时候，连那种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随即这里的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一家都有艾滋病人，而每一年也都有几个人因此而死亡。我想或许是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命运，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或许是因为艾滋病本身就有很长的潜伏期，所以如果不发病的话，也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总之，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有一道伤口，藏在每一个人心里很深的地方。

　　20多年以前的土坯房，我们现在还在住着，屋顶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块大塑料布爬上房子去补窟窿，但往往还是外面大雨，屋里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当中也劈了一半。

　　——熊长东的申请书

　　2004年8月初的一个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在瓢泼的大雨冲刷下，熊长东家那座已经住了二十年的土坯房，修补了无数次仍然到处漏雨的屋顶不断发出异样的响声。熊长东感觉不对，赶紧拉着父母往屋外跑，三个人刚刚跑出屋子，不堪重负的屋顶就塌了。

　　陈晓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点要倒的意思了？ 

　　熊自成（熊长东父亲）：中间那个柱子，（2004年）过了年就断了，这边都顶住了。那会儿凡是能顶的地方就顶一块，能盖的地方就盖一块。不行了盖点这个，不行了再盖点那个。东西都湿了，有的东西泡烂了就搬出去了。其实也没有啥东西，不像别人有家具啥的，我们就是一些破破烂烂。

　　陈晓楠：住着多危险啊！中间就一直没有钱重新盖一个房子，或者是好好修一修？ 

　　熊自成：关键问题就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要是有经济实力，当然会把它修一修。如果没有塌下来，还得凑合着住。俺两个老的好迁就，怎么住都行。

　　熊自成和妻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主要靠种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熊桥村地处贫困区，而熊家三个男孩，人多地少，生活就更加窘迫。自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熊长东却学习成绩优异，一直读到县城的高中。于是他的学费又成为家中最沉重的一笔开支。

　　熊长东：小时候，我们家人多地少，三个半大的孩子总是吃不饱，于是父母便跟着人家东奔西跑去卖血，上驻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卖血钱来供我们吃穿和上学，有时一天竟能卖两三针。现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针眼，我就感到痛苦、内疚，好像那一根根针就扎在我的心里。 

　　陈晓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心里很清晰地意识到，供你上学的学费可能是父母亲用血换来的？ 

　　熊长东：大概是有一次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又需要交学费嘛，所以我爸和我妈他们就卖血了，回来之后替我交的学费。那段时间的学费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来的。 

　　陈晓楠：你拿着那几百块钱，交给老师，交给学校，是什么感觉？ 

　　熊长东：看着父母用血汗钱来供自己上学，很难过。有时候要交学费了，回来看到家里的情况就不好开口，对学校总是能拖就拖。 

　　熊自成：因为他们几个都在上学，经济上就比较拮据一些。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除了种地也没啥其他收入，所以整个农村就形成一种卖血的风气，我就参加了这个行列。孩子这边要（交）学费了，那就现去卖几针血，搞来（钱）给小孩交学费。那个情况是很现实的。 

　　根据官方资料，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一时之间，“献血光荣”、“献血为了救死扶伤”这样的宣传标语在农村随处可见。而每次抽血500毫升就可以获得四十至五十元人民币，这对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然而由于采血流程当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随着农村地下卖血行业的不断扩大，一种可怕的疾病在河南平原上蔓延开来。2002年熊自成在外打工时，忽然高烧不退，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下去，只能被迫返乡。

　　熊长东：我爸去外地给人家打工时，一直高烧不退，但他仍不愿回家，因为家中处处都需要钱，尤其是我这个张着嘴等着饭吃的学生。他自己强忍着干活，晚上才熬些药，直到无法再撑下去了，才被迫回来。他回来之前我们这儿就有发现的病例了，看他的病情好像跟别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着可能也就是这种病吧，我们家里人就让他去县医院检查。开始他不愿意去，毕竟这种病刚出来那段时间好像会受别人的歧视。到最后看见别人都去了，他才去了。后来是我大哥最先拿到那个化验单。那段时间怕我爸受不了，开始没有告诉他，给他弄了一份假的化验单。

　　陈晓楠：当时家里是什么样的？ 

　　熊长东：主要是我母亲，她心里感到压力比较大。我们背着我父亲，很自然地会流泪。没办法，毕竟我爸是家庭的支柱。但是在他面前还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装得跟没病似的。

　　陈晓楠：第一次一家人把话说开了是在什么时候? 

　　熊长东：好像到现在一直没有说开，他自己就知道，等于是默认了。 

　　陈晓楠：你自己刚知道得病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熊自成：刚知道得这个病的时候压力很大。整个家全靠我一个男人在外面赚钱来支持家庭的开支，资助小孩上学，你得拿钱对不对？现在你得了这个病，没法再挣钱了呀。而且病一严重的话，你又得花钱，再考虑到治不好，你压力能不大吗？思想压力大得很。 

　　陈晓楠：你心里这些压力会跟儿子说吗？ 

　　熊自成：不能跟他说。你当父母的，自己的心情不应该跟小孩讲。你本身就有压力，再跟他讲，对小孩产生各方面（影响），他也会有一定的想法，对不对？你的思想压力和一切苦痛都在你自己心里，你得自己承担。有的东西没必要跟小孩说，这些事情跟他说了会起副作用，对不对？

　　因为村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熊自成每次都必须走十几里路到县城才能看病。其实村民们也曾经提议说建一座艾滋病卫生院，但由于村领导说怕影响不好只得作罢。不过即使是在县医院，也几乎没有接受过艾滋病治疗培训的医生。面对极度匮乏的医疗资源，无奈之下，熊长东的母亲学会了打针。

　　熊长东母亲：他半夜发烧叫我起来，我就给他打针。因为他那个病传染，人家不敢（给他打针），最后都是我自己（给他打针）。 

　　陈晓楠：你以前会打针吗？

　　熊长东母亲：不会，他有病以后我才学的打针。

　　在当时，艾滋病患者仍然饱受旁人歧视的眼光。父亲的病，使原本开朗的熊长东变得沉默寡言。在老师、同学面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压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熊长东说，父亲的病是埋藏在他心里的秘密，他不愿意让老师和同学知道，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同情或异样的眼光。那时，他最怕的就是听到周围的同学说到“艾滋病”这三个字。 

　　熊长东：我在学校确实不能跟别人说，这种病很受歧视的。如果说了，同学可能会离你远一点。在他们眼中，这种病非常恐怖。我不说，我的同学都不知道。

　　陈晓楠：这会不会让你在上学的时候带着一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因为你需要隐瞒，恐怕别人知道。

　　熊长东：和其他同学相比的话，感觉到有点自卑，好像在别人面前总会抬不起头来，毕竟心里埋藏了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陈晓楠：同学之间有谈到艾滋病的时候吗? 

　　熊长东：有，我们那边有一个文楼村 ()①比较有名。说起艾滋病，有人就会拿这个开玩笑，说我是文楼的，我就有艾滋病，不要和我接触什么的，好像文楼村就是一个代名词。大家拿这个开玩笑的时候，如果我正好在旁边的话，我就保持沉默。

　　陈晓楠：你在你心里有没有埋怨过父母? 

　　熊长东：没有。我很理解，他们都是为了我们。 

　　艾滋病使家里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让熊长东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开始，这个家庭的苦难还没有结束。2003年，熊长东父亲的病刚刚有点好转，另一场灾难也接踵而至。这场灾难使一家人几近绝望。

　　熊长东：2003年村里出现了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在卖血的热潮中，我哥也卖过不少，他就去医院化验了一下，也是艾滋病患者。那个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发了肺炎。由于家中没钱，只能拿一些药苦苦支撑着，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才过了那个年。爸爸也因操劳过度，又犯了病。家里便再也没有平静，整天不停的针与药，满屋子冲人的药味，药瓶也越堆越多。 

　　熊自成：我身体刚好转一点，刚种了麦，大儿子就躺下了，也卧床不起，肺部感染，严重得很。最后没办法了，我把他弄到医院住了半个月。为了凑钱给他治病，我们把一个庄都跑遍了，到处借钱。这边他娘早上起来就跑去借钱，我那边把手续办了，请人用车拉着，赶紧进医院，又挂氧气又挂针。 

　　陈晓楠：等于家里头两个顶梁柱都倒下了。

　　熊自成：那可不，经济上光开支没人挣钱，是个大问题。特别是这个病，两个病号又要花那么多钱。各方面的情况堆到一起，思想上重重压力，那是最难过的时候，当时我考虑都过不到现在，绝望得很。

　　熊长东说，当时不管家里多么艰难，父母都坚持让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他继续学业。为了给他凑学费，父亲的病稍有好转就下地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据说那时政府每个月发给每个艾滋病人三百至五百元的代金券，可以到医院看病买药。不过熊自成和村里其他患者一样，每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元的票券。最难的时候，他常偷偷地把票券换成真钱，一个人给在城里读书的儿子送去。熊长东说父亲送钱的情形，他一生难忘。 

　　熊长东：有段（时间）我真的不想上了。父亲有时候看病，上面发的那种纸币，他舍不得花，就会换成真钱供我上学，有时间就给我送去。当时我真的悲伤极了，我觉得花的可能就是我爸的救命钱。 

　　陈晓楠：你有没有跟你爸爸提出过，你不再上学了？ 

　　熊长东：我不敢说。毕竟我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上的话，我不知道我爸会怎么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挂着针的时候，还在劝我好好上学呢！ 

　　父亲竟然拿自己的救命钱来供儿子上学，一说起这件事，熊长东的眼泪就没停过。对于父亲的一片苦心，熊长东除了感动，还有愧疚，他觉得自己上学耽误了父亲的医治。不过，熊自成有他自己的想法。

　　陈晓楠：听你儿子说，你经常把那个票换成真的钱，给他买点东西吃，或者给他交点学费什么的。在最难过的时候，因为儿子还是高中，要花好多钱——我听说一年要三千块钱，你们那会儿还要到处去借药费，那是很大的负担，有没有想过暂时不让他上学？

　　熊自成：那个时候我可没这个想法。再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他上学，还是另外那两个孩子上学，我的指导思想都是让小孩多学点知识，多学点文化。不管是在农村也好，在其他各个地方也好，你就是出去打工也好，还是要多学点文化，多学点知识，这样比较好。我在有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我都鼓励他说，你别认为我有病你就不好好上，你就想弃学，我就是再困难，你最好也坚持。我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

　　陈晓楠：那个时候家里的学费钱从哪儿来呢？一年三千块也是笔不小的负担。

　　熊长东：基本上借亲戚邻里的，然后家中喂点猪、鸡子什么的，全卖了供我上学。有段时间粮食抬下来也都卖了，留一点只是将（就）够吃的。  

　　为了供熊长东上学，父母几乎将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不过，有一次，家里实在是凑不足新学年的学费了，学费拖了几个星期都没有交。被迫无奈，熊长东给自己的班主任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向外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熊长东：开学之后，他马上找到我，把我叫了出去。当时感觉见了他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毕竟家里有这种病，面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好像难以启口。我班主任他挺理解我的，说着说着我也哭了。他说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学你的吧，坚决走出这个村子，走出你们那一片，以后都会好的。 

　　陈晓楠：对你来讲，这也是第一次对家里人以外的人谈这个问题。

　　熊长东：是的，心中憋的东西好像释放出来了。

　　学校知道熊长东家里的境况后免除了他的学杂费。这大大缓和了熊家的经济危机，也让熊长东能够更加安心地学习。2003年，熊长东考取河南农业大学，成为当年熊桥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但面对几千元的学费，看着一无所有的家，看着发病躺在床上的父亲和大哥，熊长东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放弃，一个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两个月后，熊自成打听到儿子在省城的地址，写信给熊长东，坚持让他回家。 

　　熊长东：父亲说回来再上一年吧。他让我选择的就是上大学。总之，他是绝对不会让我就此出去打工的，他不让我失学。

　　陈晓楠：你觉得他在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如此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熊长东：毕竟我是我们家的希望，如果我辍学的话，那恐怕以后很难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了，我如果继续上学，说不定就有转折的机会。 

　　陈晓楠：所以你肩负着一个任务，就是改变你们这个家的命运。你自己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这种责任吗?

　　熊长东：嗯，始终在心里装着。 

　　对于改变命运的说法，父子二人其实有着不同的定义。熊长东认为要靠他自己来拯救全家，但是他父亲坚持认为只要能把儿子送出去，让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经足矣，他并不期望熊长东能够拯救全家人，改变全家人的命运，他甚至也没有期望日后熊长东能回到这一片土地。

　　但不管怎么说，熊长东还是坚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决心。走出这片土地，走出“艾滋村”，成为他最强烈的愿望。于是，熊长东又回到学校复读。他拼命地读书，决心第二年一定要考取一所重点大学，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2004年6月，熊长东第二次参加高考。这一次，他考取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 

　　陈晓楠：像你这样来自一个艾滋病家庭的学生考上大学，在你们这个村子里多见吗？ 

　　熊长东：那一年就我自己一个人。我们这儿上高中的学生本来就很少，到我这儿吧，我们村出的大学生也只有三四个。

　　陈晓楠：几十年以来你们这个村子只出过三四个大学生? 

　　熊长东：是的，而且都是近几年的。 

　　熊长东说，因为心理压力还是很大，所以这次其实考得并不理想，离他最高的目标武汉大学还有一定差距。他说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毕竟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但是比起熊长东内心的遗憾，熊自成更多的是满足。只要想到儿子从今以后是大学生了，他就忍不住露出笑容。

　　熊自成：反正心里是很高兴，好好赖赖总是个大学，几辈子也没上过这么大的学。 

　　陈晓楠：你觉得他上大学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吗? 

　　熊自成：改变不了。并不一定是考上大学就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主要还是对他个人的前途有影响，今后这个小孩有自己奔波的方向。农村有句土话说，能自己扒饭碗，他自己能弄碗饭吃就行了。 

　　因为家里的境况，2003年熊长东没有能够上大学，他的父母为此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子的未来成为老两口最大的心病。虽然家里还欠着两万多元的外债，境况比起去年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但熊长东的父母说这一次不管想什么办法也一定要让孩子走进大学的校门。

　　陈晓楠：现在这个学费通知书上都写着呢，你们怎么打算呢？ 

　　熊自成：学费想办法给他借啊。俺这个庄，我连票券带现钱的基本上跑了百分之五十，已经借遍了。但是现在还得想办法借。要是真借不来，贷款也得上。现在是我的义务，对不对？他只要考上了愿意上，就是你的义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上。

　　在儿子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面前，堆积如山的沉重债务变得不值一提。哪怕为了给儿子凑学费，债务还在不断增加，在熊自成看来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毕竟能借来钱，意味着儿子上学就有着落了。

　　就在一家人想方设法为熊长东四处借钱的时候，家里修了无数次的老屋倒塌了。说起房子，熊长东的父母总是轻描淡写，谈得更多的还是熊长东的大学，似乎他们觉得现在有没有房子住并不重要，筹到钱让儿子上学才是家里头等的大事。熊自成笑着说，他们已经借到一千多元钱了！ 

　　陈晓楠：正好是给儿子筹钱上学的时候，房子塌了。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再盖起来？ 

　　熊自成：这房子我现在都没准备盖，一是没这笔钱，二是没这个想法，塌就塌了。我和老伴儿现在在我村里邻居那儿住，他去外面打工了。你不住那儿住哪儿，是不是？你没房呀。虽说不是自己家，但你现在没办法，只能先这样对付了。

　　陈晓楠：儿子上学期间盖起这房子，希望大吗？ 

　　熊自成：想尽一切办法，不过希望根本不大。但是也得尽量想办法，也不能总是住人家家，对不对？你盖差一点，搭个棚子也可以。反正先不急，慢慢地弄。 

　　陈晓楠：在你要离开家的时候，房子塌了，有没有家也不成家的感觉？

　　熊长东：有那种感觉，感觉到没得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也让我不放心走。但我想不管多久，房子还是可以盖起来的。

　　房子倒了，只要能够走出去，以后还可以盖起来。总之，走出去，这三个字是一家人不断在念的咒语。不过即使真的走出这一片土地，“来自艾滋村”这几个字或许或多或少还是会在熊长东身上留下一些符号。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熊长东愣了一下，他说其实自己没有好好想过。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熊长东并不曾真正意义上离开过这片土地，因此他可能也真的无法想象外面的人会给这个村子里的人下什么样的定义。

　　陈晓楠：你会告诉老师同学们，你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来自这样一个村子吗？ 

　　熊长东：会告诉他们，但是我家庭的情况恐怕不会说。对于他们来讲，来自这样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感到害怕。但是你来自哪儿是无法改变的，那是事实。不过，走出去是我最大的理想。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对我来讲，在这点上可能感觉会比较复杂。毕竟我在村子里生活了一二十年了，还是有点感情的。但是和别人比起来的话，自己的家乡好像带着这种背景，不能与他们的家乡相比，所以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里。

　　陈晓楠：这个你从小待过的地方，它留在你心里的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吗？

　　熊长东：当然有，一家团聚吃团圆饭，那种亲情那种温情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特别看到小一辈的坐在自己身边，心里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

　　陈晓楠：但是这片土地也给你增添了一种沉重的负担感，你会不会从心里觉得家乡好像带给你一种耻辱？ 

　　熊长东：没有那个感觉，那只是一个贫穷的土地，一个跟河南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的村子。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应该能够为家乡做点什么来改变现在的状况。其实我最想改变的就是家庭的情况。毕竟贫穷了几辈人了，感觉到自己这里应该改变了。 

　　□ 陈晓楠

　　回来的路上，我发现我的脑海里留下的竟然全是熊长东一家的笑容。他们一直是在笑着的。熊长东总是羞涩地笑，他的老父亲始终爽朗地笑着，有时候因为有点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就笑笑掩饰一下不好意思，而说到儿子，为他骄傲的时候，那可真是开心的笑，笑得眼睛眯成细细的线，笑得连掉了的牙齿都看得一清二楚。从河南回来很久之后，这个艾滋病人的笑容，这张老父亲的面孔仍然不断地在我眼前出现。

　　熊长东说，他好像看到某张报纸上说，到2008年治愈艾滋病的药就会研究出来了，他说他们全家一定能等到那一天。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很虔诚的。我丝毫不想和他讨论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因为我知道人是靠着一种叫希望的东西活下去，并且好好地活下去的，哪怕那是绝望中生出的一点点希望。而在这里，家中的两个男子汉倒下去了，住了二十年的房子也倒下去了，可是熊长东，这个18岁的小伙子，升起了这个五口之家全部的希望。

　　不过，当初离开的时候，我们并不确定，这个心事重重的小伙子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这个生他养他，可是也带给他尴尬、恐惧的村子，而他的老父亲，在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是否还能再送他一程。于是，2007年11月，时隔三年之后，我们重返艾滋村。此行，我们得知，熊长东的父亲熊自成已经于2006年7月病发去世。

　　2004年夏天，正当熊自成东挪西凑，费尽心力为儿子上大学筹钱时，一批突如其来的捐款从世界各地汇来，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原来关于他们父子的事情报道后，打动了众多的观众，其中的一些善心人士主动出资，要帮助熊长东完成大学学业。

　　陈晓楠：你拿到那些钱或者接到这些陌生人的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熊长东：非常感谢他们。但是有时候，这也给我带来一种压力，因为我感觉接受了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虽然他们不需要回报，但是我自己心里会感觉内疚。

　　熊长东至今也没有办法完全说得清楚，当一家人意外地接到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的捐助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有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在熊长东的账户里多添了些数字。这些不仅仅让他们感到意外，让他们觉得感激，更多的也让这老实巴交的一家人觉得有点不知所措，觉得不知如何回报，觉得有莫大的压力。直到今天，每次谈到捐款这个事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仍然会感到局促和不好意思。

　　熊长东说，捐款总额最少有十万。他们仔细算了一下，四年下来，上大学差不多要花五万块钱，所以凑足了这笔钱之后，他们就用各种方式拒绝了余下的捐款。退回多余的钱，在这个家庭其实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一切好像天经地义。尽管多年来日子也并不是那么好过，可是庄稼汉熊自成和他的儿子，还是保持着那一份朴素的自尊。

　　陈晓楠：其实即便这个钱多于你需要的那些钱，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你拿着的话，可能未来的生活会过得更宽裕一些。

　　熊长东：但是那样我心里会内疚，因为我感觉我上学的费用够了，以后就是我自己的事了。他们帮助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的家庭生活或者学校生活过得更好一点，这些已经够我用的。

　　陈晓楠：其实收下来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去监督你做这个。

　　熊长东：对，没有，因为他们直接找的我，但是我觉得是自己在监督自己。

　　好心人的资助，终于使得熊长东在2004年那一年夏天，迈出了家门，走出了“艾滋村”。父亲一直送他到村口。一路上父亲不停地叮嘱他，不能浪费每一分钱。

　　除了嘱咐儿子要节俭，熊自成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将每一个捐款的好心人的名字记下来，并且不肯动用捐款中的任意一分钱用于自己看病和保养。2005年的一天，熊自成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给儿子的信件。他将信转到哈尔滨，又随信附了一张纸条。

　　熊长东：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是一个以前帮助过我的人写的，好几个月才转到我家。后来我爸转给我的时候，他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面对这么多人的帮助，你至少要成为一个不能愧对他们的人。很短的一封信，就是让我争取成为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不要愧对那么多人对我的帮助和关注。但是我感觉现在还是内疚，我太普通了，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大学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有时候我再看那封信，我感觉挺难受的。

　　陈晓楠：为什么难受？

　　熊长东：因为我爸基本上没有给我写过信，那是一辈子唯一的一封信。

　　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心人的来信和捐款，面对着来自父亲的鞭策，那一年刚刚20岁的熊长东在最初的感动中平静下来，渐渐地感受到了肩上的沉重。

　　陈晓楠：你觉得感谢的话不足以表达你的内心。

　　熊长东：对，我感觉那太空洞了，写出来写的太多了，都是虚的，应该用行动来表示。我毕业以后应该能做得更优秀一点，能做得特别像样一点，比普通人要好一点，才能证明他们的钱没有用错地方。

　　陈晓楠：你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要求要求自己？

　　熊长东：因为我感觉相比别人我受到的关注多，理所应当成为比其他人更优秀的人，至少大学生活中应该比别人优秀一点吧。但是现实中我太普通了。我感觉很内疚，有点对不起他们的意思。

　　进入大学以来，熊长东在班级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上游，但在同学眼中，他却一直是不合群的，甚至有些落落寡欢。他从不将自家的情况和同学讲，也无法向任何人倾诉内心的压力，而父亲的身体又令他时时牵挂。

　　2006年暑假前，熊长东忽然收到了父亲的病危通知。他急匆匆地赶回家乡，三天后父亲就病故了。时至今日，说起父亲的去世，这个小伙子依然眼泛泪光，数次哽咽。

　　熊长东：他一直高烧不退，然后拉肚子止不住。病来得特别快。发病的原因很简单，他不舍得坐公交车，淋了一场雨。应该是从县城回我们村，有人问他要五块钱，他没坐，然后骑自行车淋着雨回来。其实那时候家里情况已经好一点了，但他还是不舍得花那五块钱。

　　陈晓楠：他一直也是像你一样，感受到这笔钱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不断地在叮嘱你，直到最后还在说这事儿。

　　熊长东：对，他就想着这笔钱不能乱花，要花在应该花的地方，然后就是要我想着怎么回报他们。他也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回报他们，只能好好学习，等到毕业找个好工作，再来回报他们。

　　陈晓楠：最后的时刻他跟你说什么了？

　　熊长东：最后他就不再说话了。我感觉他内心想得很多，但是他自己说不出来。后面看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找人抬回家。我想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我大学毕业。我本来以为他能等到我结婚，等到以后……但是太快了。

　　陈晓楠：你怎么看待你父母亲这一辈人？

　　熊长东：对他们我不可能有什么埋怨的，他们为我们这一代几乎是付出了自己的所有，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放弃，还有其他好说的吗？

　　陈晓楠

　　走了二十年的人生旅程，熊长东终于和父亲分离，最终他并没有能改变父亲的命运，只是实现了父亲希望他走出去的愿望。在这条走出去的路上，父亲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终于还是停下了脚步，消失在儿子的世界里。熊长东说父亲留给他最值得珍重的一件遗物，就是那个记录了捐款人姓名电话的小本子，他会时刻把它带在身边。可是小本子上的那些人他已经很久没联络了，因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想只是一味很空洞地重复感激二字，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他想总有一天他会有些成绩，总有一天他能够对自己满意，那时候他一定会告诉这些人有关他自己的消息。

　　熊长东：爹在那边过得还好吧？儿子快毕业了，马上就可以养活家了，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