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北京依然闷热，没有一丝风。林徽因在香山休养半年后，身体有所恢复，就回到了城里。回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着手营造学社的工作事务，生活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然而，徐志摩的生活却不是很舒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之后，两人定居在上海，他原以为他们的生活会像“ 甜美的梦撒开了轻纱的网” ，但是，幸福和甜美并没有像童话那样如期而至，现实永远比理想来得更为实际。上海滩的夜色总是带着诱惑的成分，霓虹灯闪烁，带着花花世界的迷离与陷阱，让陆小曼流连忘返，不能自拔。不断翻新花样的发饰、服装，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让陆小曼着迷：影剧院里有她的包厢，商店和西餐馆里有她赊欠的等着月末清空的账目，夜总会中有她妩媚的身影…… 她甚至为了治胃病，不顾志摩的劝阻，抽上了鸦片，在吞云吐雾中，消磨着本来就匆忙而又奢侈的时光。

　　当初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他的父亲徐申如就宣布不会再承担徐志摩的一切开销，彻底断了徐志摩的经济来源，而陆小曼流水般的开销更是在徐志摩的肩头压上了一座大山。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他如旋转的陀螺般忙个不停。经朋友的举荐，他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了北京，在三所大学里兼职授课，课余就写作诗文，甚至，他还做起了房屋买卖的中介。平时他寄住在朋友胡适家，吃住的花销都要攒下来寄回去。他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每次都要在寄给陆小曼的信中，劝告她节省花销，离开上海，到北京和他一起找份正经的工作过安定的生活，可是陆小曼不听。于是两个人的争吵越来越多，再也没有当初恋爱时的甜蜜和谦让。

　　徐志摩近来总是到四合院中向徽因倾诉这些烦恼，他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婚姻，他抱怨地说：“ 我是不是太过于理想化了？我总是感到孤单，即使和她在一起，我也不能感到自己是快乐的。有时仔细想一想，也许我想要的生活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徽因安慰志摩说：“ 生命的意义还存在于生命的过程，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总比麻木不仁、死气沉沉地活着要好。不要把生活想得过于理想化，爱情不总是风花雪月诗情画意，柴米油盐的平凡才是组建家庭的本来模样。但是，小曼这个样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是应该早日让她离开上海才好。” 

　　徐志摩听到徽因的安慰，觉得自己的心情好了很多，他觉得，徽因好像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的身上开始有一种成熟的善解人意的气息，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倾诉。

　　这天，徐志摩又来到四合院里探望思成和徽因，一家人放下手中的事情，陪着志摩说话。志摩看到思成书桌上的建筑图纸，就感兴趣地问思成：“ 最早有记载的宫廷建筑是在什么时候呢？” 思成说：“大概是公元前12 世纪，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记载—殷纣王的宫室南据朝歌，北据邯郸，皆为离宫别馆。” 说着说着思成还拿出一张拓片给志摩看，并介绍起这张拓片的出处和意义所在，徽因在一旁进行补充，志摩听得饶有兴味。说过建筑的问题之后，徽因问志摩：“ 最近是否又要回上海了？小曼的身体还好吗？” 志摩说：“ 我正要告诉你们呢，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可以免费搭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邮政班机，这样既经济又省时间，只是时间不能自己安排，航空说什么时候走就得什么时候走。” 徽因很是为志摩担心，觉得邮政班机不会很安全，志摩却笑笑说：“没什么的，我已经坐了一个来回了。” 三个人吃了茶，志摩就要告辞，徽因和思成送他出门，看着他上了黄包车。

　　昏黄的路灯下，远去的影子拉得很长。

　　志摩回到住处，坐在书桌前，本想给陆小曼写封家信，但是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小四合院，思成和徽因的幸福让他黯然，想起自己的四处奔波，只为满足小曼的虚荣和奢侈，不胜唏嘘。他给徽因写了一封信，装在信封里寄了出去。

　　这封信是现存的唯一一封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通信，其他的信件资料都在“ 文革” 中被焚毁了。在这封仅存的信件中，徐志摩从朋友的角度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一段纯洁情感的倾诉：

　　……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也不知哪来的累。适之在午饭时说笑话，我照例照规矩把笑放嘴边，但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脸上的皮肉像是经过风腊，再不能活动！……雨下得凶，电话电灯会断。我讨得半根蜡，匍匐在桌上胡乱写。上次扭筋的脚有些生痛，一躺平眼睛发跳，全身的脉搏都似乎分明的觉得。再有两天如此，一定病倒—但希望天可以放晴。思成恐怕也有些着凉，我煲了一大碗姜糖汤，妙药也！宝宝老太太都还高兴否？我还牵记你们家矮墙上的艳阳。此去归来时难说完，敬祝 山中人“神仙生活”，快乐康强！

　　时间就这样在平淡之中溜过，转眼已是10 月的秋了。院里的菊开得正是时候，徽因喜欢秋时的天气，清凉的空气让她的肺真实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换。

　　1931 年11 月10 日下午，徽因和思成忙完手头的工作，赶到清华大学参加为欢迎柏雷博士举行的茶话会。茶话会结束之后，徐志摩告诉思成夫妇这几天要回一次上海，但是时间不定，志摩还开玩笑说：“ 时间不定，是否也预示着此去存亡不卜啊？” 徽因心里突然涌起一阵不安，就说：“ 我和思成始终觉得坐飞机不甚安全，不如改坐火车吧。” 志摩笑着说：“ 你放心吧！我还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不会出事的。小曼最近总是来电报催促我回去，坐飞机总是省些时间！” 徽因也觉得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就问志摩：“回家是不是可以多待一些时候？” 志摩说：“最多只能待一个星期，因为下星期我还有课。” 徽因说：“我也有课，还要在协和礼堂给外国使节们讲中国的建筑呢！” 志摩忙问：“ 有讲座？几号的？礼拜几？”徽因笑着说：“ 十九号晚上，应该是礼拜三吧！” 志摩说：“我肯定回来，专门给你捧场去！” 

　　11 月19 号中午，思成和徽因收到了志摩在南京登机前发出的电报：“ 下午三点抵达南苑机场，请派车接！” 下午，思成亲自开车去接，机场人很少，天气阴沉，秋风横扫，空旷的感觉让人有点压抑。等到四点半，也没看见志摩的班机抵达机场，思成四处打听，也只得到了“ 济南附近有雾，飞机可能不能准时起飞” 的消息。无奈之下，思成只好先回家了。

　　晚上，协和礼堂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十几个驻华使节和专家坐在礼堂里，准备听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典建筑的讲座。当徽因款款走向讲台时，所有的观众都被她的风度和美丽所震撼，这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学家本身就有一种古典的美感，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浓厚的中国式的书卷气。徽因粲然一笑，用标准的英文说：“女士们、先生们：建筑是全世界的语言，当你踏上一块陌生的国土的时候，也许首先和你对话的，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它会以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格，向你讲述这个民族的历史，讲述这个国家所特有的美的精神。它比写在史书上的形象更真实，更具有文化内涵，带着爱的情感，走进你的心灵。”观众们被这一段诗意的开场白所感染，礼堂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徽因环视了一下全场，没有发现她所熟悉的那张面孔，她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并且这种预感越来越强烈。接下来的演讲，徽因讲解了天坛、故宫、北海等经典古代宫室的案例，那些外国专家们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中国的建筑是他们以前从没有了解过的，而引起他们强烈兴趣的就是徽因生动的讲解和标准的英文发音。演讲结束之后，大家纷纷上台拥抱徽因，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

　　思成和徽因向所有的人谢别之后，就急匆匆地回到了家里，志摩没有如期出现，让他们很是不安。他们又给胡适打电话，胡适也一天都没有志摩的消息了，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搜寻、等待着消息。

　　其实，志摩是在11 月11 日安全抵达上海的，但是一回到家中，他就与陆小曼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本来他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劝陆小曼离开上海，改掉恶习，和自己一起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但是陆小曼依然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觉得志摩唠唠叨叨不像个男子汉。大吵一架后，徐志摩对陆小曼更加失望了，他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变冷了。为了躲避这种烦乱的生活，也为了不和小曼闹得更僵，他去了朋友家。

　　18 日早晨，徐志摩乘早班车到了南京，下车直接到张歆海夫妇家中去拜访。不一会儿，杨杏佛也来看望徐志摩。几个老朋友见面，聊得非常愉快，大家还取笑徐志摩裤子上的破洞，徐志摩自我解嘲地说：“ 还不是为了赶火车来看望你们？早上起得太匆忙，仓促之中随便穿了一条裤子，没有注意形象。” 大家说笑了一阵，韩湘眉问徐志摩：“ 明天的飞机安全不安全？驾驶飞机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徐志摩笑着说：“ 不知道，不过我的生命线长着呢。

　　总是要飞的嘛！” 杨杏佛问：“ 你这次坐飞机，陆小曼说什么了吗？” 志摩说：“ 她说我要是出了事，她就做个风流寡妇！”杨杏佛打趣地说：“All widows are dissolute （凡是寡妇都风流）。”说完大家都笑了。他们又谈国事、谈朋友、谈各自的生活，直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分别。志摩是最后一个走的，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像兄长似的在韩湘眉左脸颊上温柔地一吻，当时的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是永远的诀别。

　　19 日早上，徐志摩吃过早饭之后，给林徽因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后，就登上了由南京飞往北京的“ 济南号” 飞机。这架司汀逊式飞机是1929 年从美国购回的，有六座单叶九汽缸，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是每小时九十英里。机师王贯一平时就很喜好文学，当他看见徐志摩搭乘自己驾驶的飞机时，很是高兴地对徐志摩说：“ 久仰徐先生的大名，为您驾驶飞机是我的荣幸。今天终于可以和先生您探讨一下文学方面的知识了！”徐志摩笑着说：“ 哪里哪里，我们能坐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了！” 

　　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缓缓地起飞了，南京的天气一反常态，大雾散去，天空一晴如洗，云端被阳光映射成金黄色，像是一块金丝绒，光亮而又纯净。徐志摩的心随着天空一起变得晴朗，他是喜欢飞起来的，在空中的感觉就像是脱离了自己的肉体，灵魂在星空中遨游，看着浩瀚的宇宙，做着自己喜欢的梦。他曾在散文《想飞》中写过：“ 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回头看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 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他坐在机师王贯一的后面，两个人随兴地聊着文学的历史演变和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

　　10 点10 分，飞机到达了徐州机场，徐志摩有点身体不适，想要改坐火车，但是他又想到答应了徽因要去听她的讲座，于是，徐志摩吃了些随身带的药，转身回到了机舱。

　　飞机在10 点20 分准时起飞，天空忽然没有那么晴朗了。一团一团的云擦过机身，气压有点变低了。徐志摩觉得自己有点呼吸困难了。突然，副驾驶发现飞机的前方有大雾，他急忙向机师王贯一报告。

　　大家看着铉窗外的雾气迷蒙，机师命令说：“ 机场没有报告，雾气应该不是很大，我们直接冲过去。徐先生赶时间！” 副驾驶说：“ 不行，这附近有山峰，冲过去太冒险了！我们还是返航降落吧！” 

　　机师说：“冲过去吧！不会那么巧的！” 

　　眼前的迷雾忽然一散，还没等机师和副驾驶作出反应，砰的一声炸响，飞机撞上了党家庄的开山顶，因为油箱爆裂，机身燃起熊熊大火，像一只折翼的火鸟，笔直地坠落下来。

　　20 日早晨，北京的《晨报》刊登出一则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州里党家庄，因雨天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放下《晨报》，思成马上开车带着徽因赶到了胡适的家中，胡适声音嘶哑地说：“ 我正要去航空公司打听一下，看看出事的班机是不是志摩所搭乘的！”思成和徽因坐在胡适的家中等待消息，不一会儿，张奚若、陈雪屏、孙大雨、钱瑞升、金岳霖等人都陆续赶到胡适的家中，大家一时之间都没有了主意，只能坐在客厅里，心里默默地为志摩祈祷。客厅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都是朋友们打来询问情况的。

　　胡适回来了，他悲痛地告诉大家，出事的航班正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 飞机。徽因觉得眼前一黑，瘫倒在了沙发上。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团火光，志摩的音容笑貌在那火光中渐渐模糊，《想飞》中几句话不断地在她的脑海中闪过：“ ……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去，砰的一声炸响— 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下午，《晨报》就刊登了号外。

　　诗人徐志摩惨祸

　　【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凤藻，二十日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者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志摩的死讯让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志摩那么年轻，就像是孩子般天真，怎么能就这样带着他的才华和光芒默默地去了另一个沉寂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梁思成、张奚若和金岳霖赶到济南大学，和连夜乘车赶到济南的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一起到安放志摩遗体的福缘庵，商议操办他的后事。梁思成劝阻了执意要去的林徽因，因为妻子的身体太瘦弱了，他实在不忍心让妻子去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

　　冷冷的雨水冲刷着古旧的青瓦房檐，水珠不断地滴落，天空迷蒙得像是一幅水墨丹青，那浓重的氤氲变成了心头真切的悲痛，仿佛所有记忆都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变成了化不开的哀思。

　　福缘庵的小厅内安放着徐志摩的灵柩，入殓时，工作人员按照当地的风俗，为他穿上绸袍马褂的寿衣，脚上是一双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红顶球绸纱小帽遮不住额角的伤口，这个伤口就是志摩的致命伤。志摩眼睛微张，鼻子略肿，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就是那个永远向往光明，向往天空，充满阳光而有生气的志摩。

　　小小的福缘庵里哭声一片，外面的凄风冷雨仿佛也为这位诗人的逝去而伤悲。思成率先献上了一只花圈，这是他和徽因流着泪连夜制成的，花圈的主体是铁树叶，再加以白花的装饰，志摩的照片镶嵌在中间。照片中的志摩还是曾经的音容笑貌，可惜却在一瞬之间成了故人。人生的无常和变幻常常是那么突如其来，有时让人无奈，有时让人悲伤。

　　返回北京的时候，思成悄悄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这是之前徽因再三嘱托的。

　　徐志摩死后不久，社会对他的赞美和攻击就开始了。新月社的朋友们都在整理他的诗作，当时很多知名的文人在《新月》的“ 志摩纪念专号”上发表了悼念的文章。

　　但是社会上也有人对徐志摩持批评态度，因为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婚是当时不为人所接受的。他们对徐志摩的指责也牵涉到了林徽因和陆小曼，这让文学界了解他们的朋友很是愤慨。

　　1931 年12 月7日，志摩遇难半个月之后，徽因的《悼志摩》发表在了《晨报?副刊》上。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着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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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寞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为此说来志摩的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为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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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的悼文，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具有独特魅力和气质的志摩，他对艺术的痴迷和追求，他对爱情的执着，他对朋友的热情和包容，他率真的性情和忠贞的信仰，他的人格魅力都熠熠闪光。这篇悼文在当时众多的悼文中有着相当的分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指责和非议。

　　这一年的冬天，新月社的同仁们都在为编辑徐志摩的作品集而忙碌着。而就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起因是徐志摩曾经交给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1925 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中，来自社会的谴责和家庭的压力，让徐志摩心力交瘁，他决定去欧洲散散心，临走之前，他把一个小木箱交给了凌叔华保管，箱里装的是志摩的英文日记、陆小曼的日记和一些书信。这个小箱子一直放在凌叔华那里，直到志摩遇难都没有去取回。后来，志摩去世后，朋友们为了整理方便，都把自己手头上关于志摩的诗作和书信送到胡适那里，由胡适统一保管和整理。

　　因为徐志摩生前曾经对徽因说过，他的康桥日记就放在凌叔华那里。现在物是人非了，徽因很想看看志摩的日记，因为那本日记记录了志摩当时的真实感受，而且日记中肯定还有关于自己和志摩相识那段时间的内容。她通过胡适之口，向凌叔华借阅箱子里的日记。凌叔华把小箱子交给了徽因，但是，徽因在翻阅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康桥日记，她明白是凌叔华暗自把它拿走了。

　　几天后，凌叔华找到徽因，想要徽因提供一些与志摩往来的信件，希望编成一部《志摩信札》。徽因说：“ 信件都留在了天津，而且很多都是英文写成的，一时还没有办法给你。等我整理好了之后再给你送去吧！” 顿了一顿，徽因委婉地问凌叔华：“ 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不能让我看看？” 凌叔华迟疑了一下，说：“ 可以。” 徽因说：“ 你那里是两本么？” 凌叔华很不耐烦地说：“可能是吧，我有点记不清了！” 徽因强忍着不快说道：“ 那我下午派人到你家去拿成么？” 凌叔华很不耐烦地说：“ 我下午不在家！”要是在平时，徽因早就与凌叔华吵起来了，但是她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最后强忍着怒气与凌叔华约定后天，也就是12 月9 日，去凌叔华家里取回来。

　　到了12 月9日，徽因亲自上门，但是凌叔华不在家，只留了一个纸条给她，上面写着：“ 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这张写条很明显有敷衍的意味，徽因觉得自己好像被愚弄了一样。几天后，凌叔华是送来了一本日记，但是，当徽因打开这本日记的时候，里面的内容让她啼笑皆非—日记开始的日期是1920 年11 月17 日，最后一句话是：“ 计划的很糟。”日记就中断在志摩第一次见到徽因的前一两天。

　　这次徽因是真的生气了，她觉得自己是真的领略了朋友口中凌叔华的小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凌叔华就针对她。她把这件事情的始末都写信告诉了胡适，信中的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一吐心中的积郁和烦恼，这样一个毫无心机的女子，向朋友倾诉、寻求安慰的语气， 是真实而毫无保留的。

　　胡适阅信之后，马上在12 月18 日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凌叔华把剩下的日记交给徽因：“……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 你藏有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有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资料……” 

　　胡适的语气客气而又坚决，凌叔华不得不交出了另外半本日记，但那半本日记仍然被裁去了四页。这让大家都很不愉快，胡适对此很是不满，认为凌叔华是一错再错、不知悔改，但也别无他法了。

　　半个世纪后，凌叔华在1982 年写给徐志摩的表弟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这件陈年旧事：

　　……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 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 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 把这个担子托付了, 也算了掉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 住到上海去, 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 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 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 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 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 

　　从这封信中，仍可以看出凌叔华的耿耿于怀，但是对于日记的残缺原因她却只字未提。彼时，徽因已经去世多年，凌叔华本人也已芳华不再。不知她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这件事仍然不能理解和释怀，而那本充满悬念的日记也仍然不知所踪。这桩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悬案，也许就这样成为一段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徐志摩一瞬间化做了天空中的一朵云，而在他身后的是非争议，却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