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想对李鸿章的官场生涯予以研究，就一定要参考其在财政和工业企业领域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种类繁多，颇具进步性。由于他在北洋通商大臣这一位置上待了很多年，为此势必和外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和那些对特许权充满了渴望的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联系。正是借助于这些力量，他在对外国商业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与他们进行交易，并在此过程中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拥护者带来利益的计划得以实施。毋庸置疑，李鸿章具备卓越的商业头脑，倘若他能将自己的这种商业能力加以恰当的引导，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而非个人，倘若他能从爱国和大公无私的角度出发，正确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那么他不但会对中国历史造成深远的影响，而且会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持续不断的利益。遗憾的是，在他的影响下，那些经他一手提拔的企业，那些受他保护的企业，都遵循他的方法去做事，时刻想着如何为与之利益相关的官员们带来好处，而不把财务的诚信、合理的经营手段放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想法，贪污公款和裙带关系的作风蔓延于他们中间，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就出现了。那就是管理不力，玩忽职守。在所有的企业里，包括铁路、矿井、纱厂、缫丝厂、电报、运输等，李鸿章对于机会都展示出超凡的认知和把握能力，而他所得到的这些机会都将是用来获得贸易利益的，都是建立在“中国应该服务于中国人”这一合情合理的政策基础上的；然而，由于他所任用的管理人员和实施的管理方法不力，使得他的事业的可能性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早在外国商人渗透到中国的经济领域之前，中国官员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投资习惯，那就是将自己的钱用于开钱庄（ 就是中国的国内银行 ），开当铺，购买粮米、不动产和值钱的古董等诸多方面。因为依靠着这些投资方式，他们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在经营人员的选用上，他们一般在这些行业选用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过从事这些行业的风险在于它极易被统治阶级强行没收，也极易在民众冲突中遭受损失。在以上这些赚钱和投资的种类繁多的活动中，经营者从不将自己的收入或损失向外公布，这是由于在中国，对于商业经营，既没有萨默塞特议会，也不曾存在收入税监督人员。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处事相当谨慎，他如同一个精明的农夫，从不将自己所有的鸡蛋盛放在一个众人关注的篮子里，这种篮子就类似于“中国商人运输公司”或“北京企业联合组织”这样名声显赫的企业。通常，中国传媒声称对于李鸿章利用日本侵华战争中大发横财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而且他本人在国内的不动产和当铺行业也投入了相当大数目的资金。那本传记中就提到了有关他个人财产的一些特别的内容，倘若只是因为他的众多无视这些假资料的存在且四处传播的亲属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曾从李鸿章的商业活动中受益，或者他们相当了解李鸿章的做事方法的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对这些资料加以关注。这些资料是这样记叙的：

　　在西方国家中，如同向别人提供小规模贷款的人，抑或用好听一些的词语来称呼，这些人就是小笔金额的借贷者，在普通大众眼里，他们是会遭到轻视的。原因就是，在大家的眼里，他所获得的财富是得自对借钱人血汗的压榨。这就是“当铺老板”在西方国家颇遭人厌的原因。

　　然而，我要说明的是，在众多人眼里，我就是拥有中国大多数贷款的官员，对此，我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他们对事实存在着过于夸大的倾向。事实上，我本人对在一些省份建立这样的机构是相当感兴趣的，而且，我并不认为利用这样的机构获得利益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另外，我对于自己可以用这种小额贷款的方式向穷苦者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让他们以抵押货物的方式获得需要的资金，或者让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或一句承诺之语而获得资金，我都深感欣慰。在此，我并不想替自己涂脂抹粉，不过，当一个人的名誉遭到攻击时，他就要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保护它们，这是他应该尽的责任。因此我要说，尽管我利用自己的贷款从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收入是我强取豪夺的结果。

　　我承认，事实上，我在各省都放有大量的贷款，甚至在朝廷里也有我的贷款，不过，当我成为朝廷最大的债权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我的个人声誉的受损。这是毋庸置疑的。

　　无须心存疑虑，李鸿章的确将大量的金钱借给了朝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朝廷”这一字眼在此并不是指代清政府，而应该是专指慈禧太后本人及其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同样，1894年，慈禧也从个人金库中拿出了将近800万两左右的资金“借给”李鸿章，以此来安慰李鸿章为抗击日本所承受的国人的谩骂，聊以宽慰他的心。事实上，这笔钱并不是太后本人的，而是宫里取自海军经费的钱财，其中的一部分又被还给了李鸿章个人。从本质上来看，倘若抛开个人使命来说，李鸿章及其高贵的女主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不太感兴趣。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也许也是正确的原因，李鸿章的敌人们开始不停地状告他，声称他之所以在谈判的条约中将中国的领土割让给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个人财产免于因为战争而遭受损失。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任何为了国家的原因而流出的金钱都势必成为他的个人资金。这一点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以发生的事，尤其是发生在国家事务上，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事只不过是官僚财政的典型特征，中国那种历经时间的锤炼才建立起来的传统体制对此是予以认可和默认的。李鸿章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只是因为对于将其孕育出来的这种体制，他们是不可能将其修复的。这就如同李鸿章对于筹备陆军和海军防御装备的看法是一样的。在他看来，战争已经不只是国家的事，已经成了关系到他的钱袋子的事情了。

　　在这个问题上，倘若再对李鸿章在军队承担的管理者这一职位所具备的能量来说，可以让我们来谈论的内容还有更多。实际上，毋庸置疑，他的双眼已经被一己私利所蒙蔽，这就使得他的所作所为严重伤害了其肩上承担的国家最高利益。1894年12月，朝廷接到了翰林院御史的一份奏折。奏折弹劾李鸿章将几百万两白银的资金投入到日本人所开设的煤矿，其养子李经方（ 此人后来成为驻日本公使 ）也将自己的资产投到日本，数额还相当庞大。尽管奏折中所叙述的内容比较夸张，也许是无稽之谈，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李鸿章在公共事务和个人投机上的状况紧紧联系到一起，而且二者之间纠缠不清。

　　在中国官办商业领域，李鸿章无疑是先驱性人物。这种官办商业组织模仿了欧洲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结构，拥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个独特之处就是它是出于官方目的而创建的，其经营管理也是由官方进行的。正是由于这位颇具权势的总督保护着这些企业，于是可想而知，这样的商业垄断行为势必带来巨额利润。在李鸿章的官办企业中，创办于1880年的轮船招商局是最为人熟知的。这个企业的创办资金来源于李鸿章本人和公众捐赠。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李鸿章的随行人员手里，同时还通过一些外国专家对企业的发展出谋献策，其职员都是来自英国或美国的，所以其财源滚滚。纵然在这个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挪用公款的情况，但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该企业还是赚取了惊人的利润。李鸿章凭着自己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为这个企业保驾护航，从表面上看，这个企业好像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其实它从事的是垄断活动。同样，李鸿章也凭借着这样的身份获得了来自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朝廷的支持，这就阻止台湾巡抚和中国的其他船舶拥有者在长江贸易方面和他的汽轮竞争。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继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安徽这个内陆省份的财富的飞速增长，李鸿章家族最终控制了整个大米贸易中心。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供应中心。随后，1884年，借助于开平煤矿开始进行正常的运转，以及这些煤矿和天津之间铁路的开通，李鸿章不但为自己的汽轮航行解决了燃料问题（ 得到更便宜的燃料 ），而且还令这些官办商业的利润增加。借助于自己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李鸿章支持盛宣怀在上海建立了纱厂和丝绸厂。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忠实追随者，正是在李鸿章的默许和授权下，他经营着这个官办贸易机构。此人相当能干，不过却由于缺乏诚信而臭名昭著。可以说，正是这个官办贸易机构衍生出许多分支，从而形成李鸿章的其他企业。在1895年之前，这些工厂的生意仍然处于官方垄断状态，理由相当简单，那就是身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凭借着自己的巨手，阻止那些颇具竞争力的欧洲公司将机器输入中国。但是，这些企业却公开地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腐败活动。所以，企业的利益经常凭空不见。盛宣怀本身是一个极具能力之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多年来他担任着清朝政府中国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主管人一职，同时他还是李鸿章在上海的商业机构的代理人和经纪人。正是靠着这双重身份，他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留下贪污和腐败的恶名。所以，熟悉他的人送他一个绰号是“老狐狸”。他凭着灵活而牢握不放的双手将欧洲金融家有特许权的几个铁路和矿井的筹备活动握在自己的手中，原因就是筹备这个活动有利可图。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必定要面对着长期不断的麻烦。1894年，李鸿章从事业的巅峰跌落到尘埃后，盛宣怀极其娴熟地将前进的航向加以改变。当然，此人的政治主张从来都不是国有化的，他关心金钱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关心措施的实施，与此同时，他对金钱也是相当眷顾的。他继续遵循着李鸿章的原则和兴趣同外国的特许权获得者进行贸易活动，先后和比利时、法国、俄国和英国公平地进行私下策划。作为李鸿章忠实的亲信，李、盛二人的关系就好像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关系一样，倘若将时间再向后推，那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好像袁世凯和梁士诒的关系一样。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关联，倘若追随者们做了错事，那么人们经常将其归咎于裙带关系。盛宣怀之所以在操作过程中招致众多恶名，其实和李鸿章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1897年之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欲望与中国的铁路建设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自主的中国企业来说，铁路修建成了颇具吸引力的行业；此外，这一问题又很快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就是遍布全国的各省当局和绅士们就铁路建设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要求。因此，对于李鸿章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活动限制在天津到山海关一线的建设上应该是相当普通的事情。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能盈利的“企业”。在这个“企业”的筹建中，最丰厚的利润流入李鸿章的口袋中。此外，他还坚定地倡导将这些“企业”的建设作为国家进行经济资源开发的最佳手段。其实早在1889年，他就曾劝说慈禧太后积极地实施国家铁路主干线计划，不过由于他的总督管辖权不在其所感兴趣的这个铁路项目上，因此他无法全身心地操起武器向那些给皇帝进言献策的保守消极派进行还击。

　　最后，我们还要对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多加斟酌，那就是关于李鸿章种植和销售鸦片的官方记录。在此事上，倘若和整个官僚阶层相比，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偏不倚的。由于在欧美，具有仁爱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举行了反鸦片活动，从而使印度的鸦片贸易得以中止，中国的官僚们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从而令官僚集团在国家范围内攫取到了相当可观的垄断利润。1860年之后，这一政策变得日益突出。李鸿章凭着自己中国式的狡猾和其雄辩的口才为英国实施的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开脱。在这件事上，他对于能引起别人的注目是相当高兴的。不过，对中国政府在这种事情上一贯所持的虚伪面目，他选择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纵然如此，和那些一贯选择忽视态度的英国和美国大使及政客们相比，他的态度算是好的了，因为这些人不只对中国官方政策在这一事情上的明显目的视而不见，而且也将英国和日本企业普遍地以吗啡代替鸦片并最终导致可悲的后果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视而不见。就压制鸦片贸易的政策而言，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总是那么不合实际，且遭到别人的质疑，原因就是那些对这个政策予以支持的人总是强行将目的的权威性和连续不断的诚实性加于中国的官员身上，可是中国的一些官员早已认识到他们可以从开禁的鸦片贸易上获得巨额利润，认识到这是一个获利的机会，而那极少一部分对真诚的改革运动充满热心的英国人和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中国官员手中的利器。就这样，1881年，李鸿章修书一封给原本是牧师的鸦片贸易管制协会的秘书，至今这封信还在文明世界里传播着。在这封信里面，他将自己希望协会能够对“中国努力逃避鸦片奴役”的愿望予以支持。他不愿意迫于外界压力而承认“尽管法律和饬令三令五申地禁止，但罂粟依旧被私下里种植于中国的一些地方”。1894年，《 泰晤士报 》记者G. E. 莫理循博士进行穿越中国中部的旅行，在他的文章中，他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当地人私下里种植鸦片的情况。他注意到，“在他从湖北出发直到缅甸边境的一路上，他的目光所见都是罂粟”。除了这份惊人的声明，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那就是，李鸿章的家族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李鸿章一方面大力宣扬着高尚道德，一方面在暗中毫无顾忌地追逐着利润，而且其做事的方法和原则完全按照他所在阶级的古老传统进行。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时任驻外大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依旧滔滔不绝地对此话题展开讨论，声称中国就要从鸦片的祸害中脱离出来，不过就在他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罂粟花盛开在他安徽老家的园子里，而对此，他的解释是出于药用目的而种植。

　　身为一名目光敏锐的商人，李鸿章用经营大米和其他稳定的商品的态度经营着鸦片贸易。身为一名中国的官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鸿章对于印度贸易被废除充满渴望之情，不过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希望这样的结果，主要就是为了将中国政府手中能够带来丰厚利润且很容易把握的垄断贸易加以巩固。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关税调到多高，相对于英国商人自由输入鸦片的时间，这种垄断维持的时间绝对不会长久，更不可能比香港和澳门继续充当广东走私贸易库房的时间长。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清楚，道德力量是用以对英国和印度政府施加压力的唯一手段，原因就是对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种压力不但来自以基督教原则的名义而行动的新闻和演讲，而且来自用思想感情和理想主义向宗教界和人道主义者发出的请求。因此，针对国家政策，他尽其所能地努力制造那样的压力。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同于满族官员，大多数汉人官员和李鸿章一样，会在行事的时候用尽心机，以便想出权宜之计。但在反对鸦片的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不是一位先锋者，也不是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官员，其所有的行动都受着其固有的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