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馆后面的厨房又窄又小，唐帕考斯正在做每周三固定供应的煮过头的多筋牛肉。这些牛肉是从沿路的屠宰场买来的，做好后再放进十来个水煮的绿皮小胡瓜，加上一两种调料，美其名曰“斯馥佳肴”。唐的个子有点矮，年轻时鼻子断过几次，看起来就像是被大象踩过一样。此时的唐有五十多岁，身体结实粗壮，行动敏捷，总是对自己的动作颇有自信。他正用长柄勺把“斯馥佳肴”盛进碗里，面前的煤气炉上放着一口大炖锅，右边的大理石工作台上大碗一字排开。突然，唐松开了铁制的大长柄勺，勺子落在炖锅里，肉汁溅到他白色衬衣的正面。他急促地倒吸着气，像突然想起一个紧急约会一样。紧接着，他整个人倒在了地砖上。

　　“唐之家”餐馆坐落在当时一条名为“奴隶街”的狭窄街道上，对面是阿诺福特的布店，隔壁是安德烈和西蒙妮的文具店。从餐馆出来左转，经过文具店走到拐角处，再穿过广场，沿着广场另一头的斜坡走上大约一百米，再穿过铁道，就到了当时在当地制造刺鼻气味的总源头：伏吉拉尔大屠宰场。对当地人来说，屠宰场的这种特殊气味就象征着工作和家庭。有时这种气味会比其他气味更刺鼻，有时又几乎察觉不到。就像天气一样，不论是白天黑夜，还是春夏秋冬，这种气味一直都在。和许多事物一样，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们，因为对这种气味非常熟悉，因此并不觉得十分刺鼻。只有新来的人才会皱起鼻子。

　　唐的妻子胡莉娅用绳子在餐馆窗户下半区拉了一条红色格子窗帘，但窗帘总是拉开的，日光可以照进这间不大的餐厅，店主也能看到外面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餐馆里，一张涂过漆的简朴木制吧台立在前门正对面，胡莉娅就是在这里摆弄面包、葡萄酒和咖啡。门边和窗边都被刷成了绿色，暗粉色的墙面已经褪色，透出一份宁静，很像新摘的蘑菇腹面。胡莉娅总会把洗烫过的红色或绿色格子布铺在餐厅的六张桌子上。离门最近的吧台一端放着一个绿色的陶器罐，根据季节的不同，会插上一大束黄色雏菊或黄褐色菊花。餐馆唯一的广告招牌就横挂在门上方的透气窗上，字母被漆成红色，漆得不太专业。餐厅后部，在门对面吧台的右边，挂着一个珠帘，穿过珠帘，就是唐帕考斯干活的厨房。“唐之家”的顾客都来自街区周围，其中很多人都是屠宰场里的低层管理人员。他们在这个小餐厅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餐，很少会看到不认识的人在吃饭。通常情况下，陌生人是找不到“唐之家”的。

　　这家餐馆是唐帕考斯和突尼斯妻子在二十年前开的。那是1946年的冬天，战争刚刚结束，局势非常混乱，每个人都在努力适应环境。战争之前，唐帕考斯是个商船船员，战争期间在船上当厨师。签署和约时，他被困在巴黎。直到遇到胡莉娅，唐才决定尝试开个餐馆。当时，胡莉娅二十八岁。后来的日子里，他总是既惊奇又骄傲地声称：是胡莉娅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相遇那一天，他们两个都还没有适应周围的环境。看到对方时，两人立刻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知道他们会彼此相守到终老。他们的结合从来都不需要用孩子来变得圆满。唐和胡莉娅本身就能令对方更圆满。

　　唐自认为厨艺高超。但在一个好厨师看来，他甚至连中等水平都算不上。餐馆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唐的厨艺，而是因为他的活力和乐观，因为他乐于与客人相处。对唐帕考斯来说，所有人都很平等；不论是好人、坏人，美的、丑的，老的、少的，体弱的、机敏的，在唐看来，都大同小异。他曾乘船去过世界上最野蛮的港口，见识过旅途上的各色人等。即使你是半个人类，也一样会感受到唐对你的关爱。即使你是一只流浪狗或流浪猫，他也会在厨房后门拿着剩饭喂你，也就是现在鹅卵石巷道小路的尽头。当然，唐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但通常都能敞开心扉面对世界，他的友爱一视同仁。他并不信教，但和信教的人在一起时也不觉反感。唐拥有传递幸福的天赋，其天赋来自于他母亲。他举止大方慷慨，能够打动最阴郁的人，使他们露出微笑。

　　遗憾的是，他死去的方式也很自我。从唐倒下到胡莉娅从餐厅回到厨房，总共不到两分钟。她拉开珠帘，走进厨房，嘴里正唠叨着什么。她希望看到碗里已经盛好菜，好端出去送给正在等待的用餐者。随即她就看到了死去的唐帕考斯，但并没有像看到恐怖事物一样尖叫，或做出其他形式的反应。她跪在龟裂破旧的地砖上，俯在丈夫身旁，双手轻轻抱着他的头。“唐！”她轻声祈求，仿佛希望能够叫醒他。她知道他死了。毫无疑问已经死了。但她不相信。这是她第一次在丈夫脸上看到不满和痛苦。直到后来，她都一直记得这种表情。

　　两天后，在医院的太平间，外科医生对唐进行了尸检，发现他腹腔主动脉壁内的动脉瘤已经破裂。“唐几乎没遭什么罪。”胡莉娅去医院取报告时，外科医生再次向她保证。这名外科医生个子很高，大鼻子下留着一撮小胡子，眼睛下垂，眼神中带着忧伤，仿佛把整个世界的重量都扛在了自己肩上。他让胡莉娅想起了法国的尊贵救星戴高乐将军，和他在一起感到很安全，即使坐在太平间旁边的办公室里，她还心存侥幸地想着，外科医生可能会告诉她，唐根本没死。

　　“那么，他已经死了是吗？”她问道。直到此时，她仍心存一丝微弱的希望；可话一出口，希望就眨着眼睛溜走了。

　　“噢，是的，帕考斯夫人，您的丈夫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对此毫无疑问。”外科医生笑着摸了摸小胡子，她刚看到他时脑子里闪过了希特勒的胡子。“帕考斯夫人，就年龄而言，您的丈夫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外科医生的话里透着一种令人舒心的惊讶，甚至让她恍惚以为，他是在告诉她一个好消息。“您一定把他照顾得很好。您丈夫的动脉瘤破裂时只不过用了几秒钟，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外科医生陷入沉默，深思了片刻。接着噘起嘴唇突然发出“嚯！”的一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桌子对面的胡莉娅张开双手。

　　胡莉娅吓了一跳。

　　外科医生紧紧盯着她，接着用低沉的声音宣布说：“口子一旦打开，帕考斯夫人，他强大的心脏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将血液输向腹腔，心脏在英勇且奋力地履行它的职责。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然后斜身靠向胡莉娅，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紧张感。“当身体内的大动脉决堤时，心脏越强大，死得就越突然。”他坐了回去，那表情像是刚刚向胡莉娅表述了一件令他非常满意的事。她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向他表示某种程度的祝贺。但是，面谈结束了。外科医生还有别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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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莉娅与外科医生的面谈，象征着她与唐帕考斯二十年幸福生活的正式结束。从现在开始，四十七岁的她孤身一人。她谢过外科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回到餐馆。餐馆里异常寂静，鸦雀无声。没有了丈夫唐，这里一片落寞、空空荡荡。

　　餐馆楼上的房间里，她坐在床边，眼睛看向窗外，盯着街对面阿诺福特店铺楼上的窗户。她一直没有脱掉外套，双手紧紧抓着放在大腿上的手提包，仿佛在期待别人随时叫她起来，赶去某个地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并没有人来叫她。窗户下面的街道上传来小孩在玩耍的声音，还有汽车的喇叭声和时不时的问候声或告别声，混合着屠宰场发出的刺鼻气味。这就是她的家。如果可能，她很想回到久远的古代，加入本部族女人哀悼的行列，放声恸哭一场。但在很久以前，她就失去了这样的仪式。过了许久，胡莉娅蓦地想起，唐再也不会回家。她开始无助地抽泣，丈夫的死就像在她胸口箍了一个铁箍，让她感到无比痛苦。 

　　最后，她止住哭泣，从床边站起身，下了楼，把外套挂在衣柜里，手提包放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泡了一杯清香的薄荷茶，双手捧着玻璃杯，把杯子捧到鼻子下，希望通过熟悉的香味来缓解自己的悲痛。透过珠帘，她甚至还能看到唐的影子。他正站在餐厅的一张桌子旁，看着窗外，和一个客人交谈，拿着餐巾的手比比划划。他是如此的真实，甚至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唐！”她低声喊道，此刻，她的心里有一种绝望的空虚感。“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我会一直爱我，永远不会离开我。”

　　她关上餐馆的门，贴上一张布告。接下来好几天，她都是漫无目的地在屋里徘徊，一会儿拿起炖锅，然后又放下；一会儿走到后门，看看小巷，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哭过很多次，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安德烈家有一条灰色的狗，名叫“托尔斯泰”，是一只上了年纪的大型俄国猎狼犬。它就像灰色的幽灵一样，踱到后门，将头紧紧贴在她身上，抬头注视着她，眼神中带着深深的忧郁。她抚摸着这只漂亮动物的头，只顾倾诉内心的悲伤，它则紧紧靠着她，专心听着，潮湿的毛皮发出动物身上特有的淡淡酸味，那种令人愉悦的气味飘到了她的鼻孔里。

　　一天晚上，街上的孩子们都回了家，街上不再有汽车按着喇叭经过。她坐在以前和丈夫一起在楼梯下搭建的小起居室里，给她在伊尔捷的弟弟写信，周围一片寂静。每当夜晚来临时，她的内心就会升起一股异乎寻常的思乡渴望，就像干涸许久的泉眼又重新冒出水，带着气泡浮到表面。

　　最亲爱的哈基姆，她写道。我的男人死了，现在我孤身一人。我已经决定回家，但首先必须要把这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如果能找到买家，我会卖掉我们的餐馆。房子不是我们的，是房东安德烈的，他是个好人，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她又补充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事，并询问家人过得如何。写信时，她一直在努力回想，想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地方的样子。自从三十年前和母亲一起离开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地方。当时，她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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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在伊尔捷筑路队上班的弟弟哈基姆干完一天的活儿后回到家，他的妻子站在门旁，接过他的夹克，两个未婚的女儿萨碧雅和扎伊拉站在母亲旁边看着他。由于沾满了路上的灰尘，哈基姆的胡子变得发白，妻子把老花镜和那封信递给他，他就站在那里，把信封转向门口的光线，仔细查看笔迹。他用变了形的大拇指指甲抠开信封的封盖，抽出里面仅有的一张纸，把它摊开来。他向妻子和女儿大声朗读了姐姐的信，速度很慢，在小心翼翼地念准每一个字，念完每个词组时都会默默地稍作停顿。自从哈基姆加入共产党，就丢掉了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但他并没有丧失理想和自尊。念完姐姐的信后，他抬起头来看着妻子和女儿。“唐帕考斯死了。”他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她们的表情。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位姐夫。“姐姐要回家了。”

　　洗过之后，哈基姆走到院子里，坐在石榴树下的长凳上，在太阳的余晖下点燃一根香烟。院子的墙头上方，远处的圆形剧场遗址清晰可见，古老的石头在黄昏的光线下发出金黄色的光芒。妻子端来一杯薄荷茶，他向她说了声谢谢。随后她就回到屋里准备晚餐，他则一个人安静地坐着，一边呷着茶，一边发出轻微的啧啧声，时不时吸上一口香烟。他在姐姐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绝望，并已经感觉到她的痛苦。他们已经三十年没见面。他决定让小女儿萨碧雅去巴黎陪伴胡莉娅，给她帮帮忙，直到她卖掉餐馆，打点好一切，搬回伊尔捷。一想到姐姐背井离乡，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独自悲伤，他就觉得无法忍受。哈基姆一边在脑中琢磨这个决定，一边思考家庭模式的形成：就像织地毯时会不断重复的图案一样，家庭模式也是代代相传的。他想起三十年前，胡莉娅和母亲坐公共汽车离去时的情景，公共汽车从邮局开走时，他和父亲还有两个兄弟站在一旁，姐姐和母亲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挥手向他们告别。当时他还未成年，根本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离开，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萨碧雅从屋里走了出来。两个女儿当中，他更喜欢萨碧雅。她向父亲走去，从长凳上拿起放在父亲身边的来信。他盯着女儿的样子，从她的表情中看到了渴望。“难以满足的人”，他这样称呼这个女儿。两个女儿当中，命运已经在萨碧雅身上留下了印记。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从她出生那一天起，他就已经知道，她将来不会和另一个女儿一样。他和萨碧雅之间可以相互理解，这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他知道，萨碧雅能够应付胡莉娅的悲伤，如果给她提出要求，她甚至能够应付整个巴黎、整个世界。他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正在读信的漂亮女儿，心里在想：是什么使得某些人会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无法与别人共享同样的命运？

　　萨碧雅在狭窄的长凳上坐下，把头靠在父亲的肩上。“您想念姑姑吗？”她问道，脑子里想象着巴黎的姑姑胡莉娅。她渴望见到姑姑，渴望了解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