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成功地卖掉了剧本，艾瑞娜甚至比我还兴奋。制片工作紧随其后地将我卷入其中。我要与制片公司负责人、制片人、导演打交道，虽然有些胆怯，但很有信心。艾瑞娜每天都给我打气。我辞掉了工作，以便有时间处理与剧本相关的琐事：琢磨那些短信的微妙意思，出席关于各种活动的会议，跑到路边打手机，直到主菜都凉了也无法回家，害得艾瑞娜只能独自一人吃饭。帕特先生，一个十年级的美国语文教师，正茫然不知所措；我不得不选择自己的角色，却选错了。
“追逐梦想。”他们都这么说。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在过程中你得放弃什么。有得必有失，总要有牺牲。虽然有千万条路直通地狱，但你的眼睛却要始终盯着地平线，等着太阳升起，心中充满希望。
我时常受到各种干扰而无法专心写作，或者说无法写出好文字。《窥杀》的剧本改写工作进展顺利，可对于我新写出的东西，经纪人却认为它们还不如一直放在我抽屉里的那些剥蚀了的旧版本。我感觉创作热情正在慢慢泄漏，自己就像一个被钉子刺破了的轮胎。经纪人对我也似乎失去了热情。我思绪涣散，创作遇到了瓶颈。更糟的是，我好像挤不出时间对身边的人给予应有的关注。我被卷入各种不确定因素聚积成的风暴中，完全不知所措。我无法确定《窥杀》的改写是不是还能继续下去，我是不是有能力让它继续下去？我实际上是不是个骗子？
《窥杀》剧本的改写工作开始后，艾瑞娜和我的关系急转直下，两人之间再也找不到默契。我们开始冷战，互相怨恨，误解对方。性爱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同床异梦，心不在焉，毫无“性”趣，已经失去了维系关系的情感，大家心知肚明。
我们无法解开心结，索性不再努力，各忙各的。
艾瑞娜也因此与邻居唐 米勒建立了友好关系，彼此互诉衷肠。他们每星期在一起喝两次咖啡，偶尔在一起散步。我告诉她，不要太天真，别以为米勒与她交往没有任何企图，也不要以为这样的交往不会影响他与他妻子——玛提尼的关系。艾瑞娜和我从不约束对方，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也没有给她太多压力，但这恰恰反映出我幼稚的一面——不是对待艾瑞娜这件事的幼稚表现，而是放任她和我关系恶化这件事情上我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心态。
的确，当时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忽略了其他所有的人和事。我眼中只有《窥杀》这部影片，直至最后进入预拍阶段，然后是正式拍摄。
隆冬十二月中旬，我到了曼哈顿，要完成影片制作的最后改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感到恐慌。导演禁止大家在拍摄现场使用手机，这使我和艾瑞娜的关系变得更糟。禁止使用手机，而我胆子又小，不敢用“重要人物”房车里的电话打给妻子。尽管艾瑞娜很担心我，可我也只有几次能顺利给她回电，每次还都是匆匆结束。
在拍摄现场，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雇用我不是为了制片的最后改写，而是给一个二十五岁的上司基思 康纳做“口述记录员”。基思躺在房车的沙发上，咕嘟咕嘟地喝着绿色保健饮料，对着他那唯一享有“禁令豁免权”的手机咿呀半晌。在剧本改写的过程中，他没完没了地要我添加注释，修改台词，偶尔停下来也只是为了炫耀他用新款手机拍摄的裸体女孩的睡姿。他们每星期给我支付高薪，不是为了我的创意，而只是为了把我当保姆使唤。就连教十年级学生语文的工作都比这个轻松得多。
我每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一个多星期后，一天基思把我叫进房车说道：“我觉得影片中我扮演的人物身边的那只狗不该戴着吱吱作响的狗玩具，而应该佩戴绳结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是吧？”我疲倦地应付道：“狗可没抱怨，实际上它很有天赋。”
我们之间的积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基思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脚踩在他扔到地上的稿纸上，结果重心不稳，脚下一滑，他那完美的下巴磕到了柜台上。当工作人员赶来时，他却撒谎说是我殴打他。明星的脸上有了一块淤青，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好几天不能再拍片。曼哈顿可是黄金地段，每天要花费约五十万美元。
在我实现了一生的梦想之后，仅仅九天我就被解雇了。
萨莎 萨拉诺瓦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等待去机场的出租车时，她开来了房车送我。她来自保加利亚，曾经是个模特，有着甜美性感的声音和自然的长睫毛，比很多好莱坞签约女星还要好看。她和基思演对手戏，剧里剧外都要一直默默忍受他的脾气。她来送我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友情，还不如说是出于她自身发展的考虑，但我并不介意，还是很感动。
就在这时，艾瑞娜打电话到片场。我之前一直关机，已经三天没有给她回电话了，我担心听到她的声音我可能会顶不住压力，彻底崩溃。基思刚好从制片助理手上抓过电话，肿胀的下巴还敷着冰，他告诉艾瑞娜，萨莎和我已经坐着房车离开，我们俩每天傍晚收工后都是这样，同时我们还交代大家，不管有什么事，任何人都不得打扰我们。这可能是他演得最好的一出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同时，我给艾瑞娜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已经离开片场以及我的航班信息。我万万没有料到也就是在那一刻，米勒来到了我家，手里拿着邮差误投到他家门口的邮件——作家协会入会相关材料。不知多少次，我想象着艾瑞娜在出轨后满身是汗、满心懊悔地听我的语音留言，我在留言里可怜兮兮地诉说自己的遭遇以及我对基思的不满。那会是一个内心五味杂陈、翻江倒海的时刻。
从纽约到洛杉矶，在漫长的航程中我一路思考。艾瑞娜在四号航站楼的行李认领处等我。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给我带来了更糟的消息。她从不说谎。起初我还以为她是为我哭泣，但没等我开口，她却告诉我：“我和别人上床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沉默，喉咙里好像塞满了沙子。我开着车，艾瑞娜则哭得更凶。
第二天下午，我平生第一次收到法院的传票——基思和制片公司对我提起了诉讼。原来，关于失误和损失的保险条款中不包括盛怒之下造成的伤害，所以得有人来对停拍造成的损失负责。基思起诉我是为了坐实他的谎言，制片公司正好借题发挥。
基思把他捏造的事情经过泄露给了小报，我被说成是无能且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还没有真正成名就已经过气，经纪人推荐了一位要价很高的律师给我，然后就把我当成用完的擦脚布一样扔掉，不再理我。
无论如何努力调整，我都无法对坐在电脑前创作再产生兴趣。我的创作瓶颈已经成了顽疾，就像是空白页中有一块无法搬动的巨石堵住了我的思路。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不决、停滞不前。
八年前，在圣塔内兹一个小型电影节上我遇到了朱莉安。现在她给了我“一条活路”——一份新工作，到北岭大学教剧本写作。我不想一直待在自家的工作室里，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我一直想方设法走出去，终于有了外出工作的机会，真是谢天谢地！那里的学生自命不凡，充满激情，有用不完的精力，我偶尔也能在其中发现天才的火花，因此教学对我来说不仅是个解脱，而且也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刚工作一个月，我就又开始重新看到内心深处闪现的不屈火花。
可每天晚上，我还是得回到那个感觉上已经不再属于我的家，去面对那已经面目全非的婚姻，而高昂的律师费账单更让人萎靡不振。我常常在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下的沙发上，心中有一种身处绝境、生不如死的感觉。
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一直都是这种状态，直到第一张光盘从晨报中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