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阿尔斯特到非洲

　　我于1943年6月8日出生在北爱尔兰一个叫唐帕特里克的小镇，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是新教徒，母亲的祖籍在苏格兰，父亲是爱尔兰人。

　　父亲爱德华内维尔伊斯德尔，是阿尔斯特皇家警署的指纹和弹道专家。贝尔法斯特是造船中心，二战期间经常遭到轰炸。警署被迫搬到了二十英里以外的乡下，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所以我就出生在了一个乡下小镇唐帕特里克。

　　我是在唐帕特里克一座石头建成的小教堂里受的洗礼，它坐落于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的第一座教堂的原址上。我的女儿和外孙后来也是在那儿受的洗礼。

　　北爱尔兰当时和现在都是英国的领土，但那里效忠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很多。我很小的时候就清楚地记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那儿分新教徒社区和天主教徒社区，学校也有新教和天主教之分。

　　我的祖父是奥兰治教团的成员，这是个信奉新教至上的教友组织，每年都要庆祝拜恩战役纪念日，就是在那场战役中奥兰治的威廉姆率领军队击败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父亲一生都和爱尔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拒绝加入祖父的那个教团。他还有一种观点，很危险，这种观点还传到了我的身上，那就是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应该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国家的统一只能采取和平的民主手段才行。他们所谓的“麻烦事此处应指爱尔兰闹独立的武装组织和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译者注。”当时缓和了下来，二十年之后才再次浮出水面。但是，我将来的生活却经历了人类多种类似的冲突。所以，理解他们，不卷入他们的纷争成了我畅游商海的关键技巧，正是这种技巧成就了我在可口可乐的一切。

　　我的孩童时代是在北爱尔兰度过的，像典型、稳定的中产阶级一样，家族很大，相互关爱，而且彼此住得很近。祖父是个邮差，外祖父是个造船工程师，因为对英国的造船业有贡献，还受到过乔治五世国王的嘉奖。我还清楚记得有个尼日利亚的警察，说是来接受十天的培训，就住在我们家。当时，在北爱尔兰要是有个黑人可不是件小事。那个黑人警官还给了我一个毛茸茸的小玩具，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卡拉巴尔，因为他在尼日利亚住的那个城市就叫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这件礼物，这也是我和非洲第一次发生联系。我也记得在北爱尔兰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情景，那是一家卖饮料的老店，窗子上都镶嵌着金银。在我心中，这才算是外国饮料！

　　在战后的岁月里，难民营里仍然住着从纳粹大屠杀逃出来的人。我把自己的一些玩具捐给了那里的儿童。当时汽油和一些其他的日用品实行配给制，有时候我们在周末开车去爱尔兰购买一些贝尔法斯特这边紧俏的用品。二战的时候爱尔兰是中立国。

　　父亲是个大个子，胸膛宽宽的，曾经三次想要离开北爱尔兰，但都没能如愿，因为警署不放他这样的骨干。所以，他只能与希腊、英属圭亚那还有塞拉利昂那边提供的工作擦肩而过。

　　由于从北爱尔兰走不了，父亲就把他多余的精力放到了打橄榄球上。这是一种硬朗而又粗野的运动，连踢带打、过人、把对方抱住摔在地上，而且不戴头盔和护具。人们说足球是流氓玩儿的绅士运动，而橄榄球是绅士玩儿的流氓运动。他还当上了一家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席，我叔叔也在那个俱乐部里。到了周末，我很多时候都是和堂兄弟们去橄榄球场，场内有比赛，我们就在场外打着玩儿。

　　父亲在察署干了二十五年，然后退休，只拿一半养老金，因为他又在现在的赞比亚联系了个差事。赞比亚当时是英属殖民地，叫北罗得西亚，他在那儿做警察局指纹处的处长。这是1954年的事，我当时十岁。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有了移居国外的机会，但是贝尔法斯特的亲戚和邻居们再三阻挠我们的搬迁。我永远记得十岁的我坐在墙角里听着大人们吵闹，他们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存在。一个亲戚说：“你这是何苦呢？内维尔怎么办？”父亲说：“我想我这样做能让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就是为了他才走的。我要让他比我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这话深深地铭记在了我的心里。父母辛辛苦苦全是为了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赶上了战争，失去了众多的机会，施展才华的可能已经化为了泡影。

　　对这次迁徙我激动不已，我一向喜欢地理和大自然，喜欢采集树叶夹在书里做标本，喜欢看地图册还喜欢背外国的国名。父亲一直想离开北爱尔兰，但母亲对此却丝毫没有热情。她是个好母亲，对我宠爱有加，在我孩童时代的记忆中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患有哮喘病。

　　在去非洲的路上我第一次到了伦敦。我们乘坐的船沿途还在西班牙沿海的拉斯帕尔马斯大加那利岛停靠。西班牙的吉卜赛舞蹈演员走上船来表演，还有明媚的阳光和海滩，异国风情震撼着我。我们还没到非洲，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非洲的第一站是葡属西非的洛比托湾，就是现在的安哥拉。在那儿我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暴，白人监工用皮鞭不停地抽打着黑皮肤的码头工人。父亲拽了我一把说：“对不起，你得面对这些，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直到今天，那种可怕的情景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下一站是南非的开普敦。我们事先被告知如果我们愿意早上五点钟起床的话，会看到最壮观的景象。那是一月份，南非的夏季，我和父亲按时起床来到甲板上。猛然间，我们透过晨雾看到平静的海面上浮现出一片神奇的地方。这便是闻名遐迩的桌山，规模之宏大令人惊叹。爱尔兰也有美丽的绿色山峦，但眼前从海里冒出来的是一座高达四千英尺的大山。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我一下子爱上了开普敦。按我的感觉，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三座城市之一，另外两个是悉尼和里约热内卢。

　　我们在开普敦待了四天，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吃着汁水丰富的葡萄、蜜桔，还有加了冰激凌的西瓜，这些东西都是从餐馆里买来的。在这里我第一次目睹了什么是种族隔离：公园里的长椅上有“仅供白人使用”的字样。我感到震惊，但同时又觉得这好像是这里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秩序，可又觉得这样的秩序不对头。我才十岁，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坦率地说，我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这样的现实一直让我感觉不舒服。令人不解的是，两年前我们家就住过尼日利亚的黑人警官。在北爱尔兰，他怎么就可以住在白人的家里，而在南非的公园里黑人居然连白人的椅子都不能坐？

　　离开开普敦后我们乘老式的燃煤火车走了三天半，向北罗得西亚进发。我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铁栏杆前一连站了几个小时，观看外面不断变化的地貌，包括博茨瓦那暗淡的半沙漠地带。商贩们卖着各式各样的器皿，妇女们抱着婴儿用母乳喂奶。我们穿过了世界上七大自然景观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这也是区分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地理标志。这个瀑布是赞比西河的一部分，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宽，从三百六十五英尺的高度磅礴而下，落进下边的峡谷里。在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翻滚的水沫，这就是为什么当地的土语称它为莫西欧吞亚（带有雷声的烟雾）。非洲的一切似乎都那么宏大，都那么不同凡响。

　　到了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父亲原来在英国搞指纹鉴定的同事帕迪格林和他的新婚妻子来车站接我们。父亲将接替格林任北罗得西亚警察局指纹处的头儿。虽说卢萨卡是首都，但火车站没有站台，下了火车便是红土地。

　　我们一家在卢萨卡住进了一幢由政府提供的崭新的三居室房屋。地面很漂亮，是亮闪闪的水泥。宅子坐落在一块半英亩的空地上，房后是灌木丛。家里第一次雇了仆人，他们在脚上套上刷子给地板打蜡。我是男孩子，好动，喜欢在光滑的地面上像滑冰一样滑来滑去。搬进新居后的前九个月家里没电，只能点蜡烛或用蒂利灯具，还有一只烧木头的炉子。对小孩子来说，非洲突然向我展示了全新的景观和新鲜的声音：青蛙、蟋蟀、咆哮的风暴等等。在非洲我的身体发育很快，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五英里外的公立学校去上学，那里的课程设置都是英国式的，还有各种体育运动，睡觉的时候要用蚊帐。

　　学校施行种族隔离制度，而且男女分开。在北罗得西亚种族隔离制度不像南非那样严格，但咖啡厅、饭店和酒吧只有白人能进。一般性的零售商店白人和黑人一样都可以购物，但是黑人有他们偏爱的一些购物场所，因为他们的居住区是和白人分开的。在黑人区开商店的很多是从印度来的移民。

　　卢萨卡只有一家当地的报纸，电影院也只有一家，到了周六我们会去那儿看电影。没有电视，晚上我们听收音机里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周日晚上，葡属东非有一家电台播送排名前二十位的流行歌曲，想收听体育节目必须用短波。想听最新的流行歌曲还可以花些小钱购买每分钟78转的唱盘。卢萨卡城外几英里的地方偶尔还可以看到野生的狮子。

　　这里的人一贫如洗。居住在北罗得西亚的多数非洲人都衣衫褴褛，赤着脚走路。不过从很多方面来说，当时那里的贫困现象并不像现在非洲某些地方那么严重，因为如今有太多的人从贫穷的乡下迁徙到城市，住在摇摇欲坠的贫民窟里。

　　穷归穷，北罗得西亚的人非常友好，日子也过得乐呵呵的。这令我惊讶。他们看上去对生活心满意足。社会结构似乎很合理，人们显得安宁平和。不过，有些受过教育的赞比亚人开始不满现状，已经出现了要求独立的政治呼声，这个国家最终于1964年独立。与非洲其他国家相比，北罗得西亚争取自由的进程几乎没有什么破坏性，而且一些欧洲来的移民也开始拥护这一潮流，其中就包括我们家。

　　北罗得西亚讲很多种部落语言，但是在学校里非洲的孩子们学的是英语。因为部落之间的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英语都是政府的官方语言。父母和我都学了一点当地的切瓦语，亦称尼昂加语。每当遇到不会讲英语的人，我们学的这点儿土语也能对付过去，但这只在讲尼昂加语的地区管用。

　　在学校里，我第一次遇到南非的白人，他们是荷兰人的后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叫南非荷兰语。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儿一种叫“博克—博克”的比较粗野的游戏，几个男孩子搭成一个人体隧道，游戏的另一方用力往这些孩子的背上跳，以压垮这个隧道。

　　在非洲生活也要遭受磨难。我中暑，闹痢疾，最后还患上了疟疾，而且当时没有空调。不过，总的来说我在这个新环境里还是很健康的。父亲也一样，他喜欢他的新工作，而且很快就活跃在当地的橄榄球场上。他最热衷的是培训非洲人，要让他们成为指纹专家，他的白人同事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到1967年从赞比亚警署退休的时候，他交出的是一个由二十名训练有素的当地人组成的指纹处，他的继任者也是他培训的第一个学员，后来还成为了警署的副署长。当时，父亲所在的这个处是警署里唯一一个由清一色赞比亚人组成的单位。

　　但是，母亲开始的时候却感到生活乏味。她只能待在家里和仆人们一起料理家务。我上学，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她于是就开始想念家乡。最后，她去了一家公办的药房干文书工作。她度日如年，整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就等三年的合同到期，那时候我们会有六个月的法定假期回贝尔法斯特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