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我第一次有了当企业家的念头。我在庭院里种玉米，然后烤熟了在午餐时间让家里的园丁拿出去卖给工人们，我还给这个园丁发工资。从各个角度看，这个园丁都称得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雇员。买卖上的事情我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让人家多干了活儿就得给人家报酬，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

　　1957年的夏天，母亲望眼欲穿的假期到了，我们返回了贝尔法斯特，那时候我十三岁。贝尔法斯特那边朋友家的孩子们见了我之后有些失望，因为我在非洲住了三年居然一点也不黑。他们原以为我会很黑的。 

　　我们先是探望亲戚朋友，之后，记得在晚饭的餐桌上父母边吃饭边谈话。母亲说亲戚朋友们都变了很多。父亲的回答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不对，亲爱的，是我们变了，我们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他的话太对了。

　　有件事表明我和非洲越来越有感情。在贝尔法斯特我看到了BBC电视台一条关于卢萨卡的报道，于是我就给他们写了封信表示不满。那个节目展现的全是卢萨卡的老城，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了一片尘土弥漫的荒地。“卢萨卡比你们拍的要漂亮得多，”我在信里写道，“我父亲有很多关于卢萨卡的漂亮录像，我可以肯定他愿意借给你们。”

　　但父母对此事并不知情，后来BBC电视台邀请我去他们那儿录制节目，给我支付去伦敦的机票，父母都惊呆了。1957年6月30日，电视台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题目是《来自卢萨卡的孩子》，我出场为我的新家乡正了名，还为父亲在卢萨卡拍的片子充当解了说员。我上了电视节目，感到很荣幸。在我的节目之后出场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就是爱丁堡的公爵菲利普亲王。他介绍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情况，这一年有六十七个国家携手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科研活动。这样的节目顺序安排让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杰出的伙伴。

　　回到卢萨卡才知道，我的电视节目已经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我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嘉奖。市长给我颁发了装饰精美的城市盾形纹章的复制品，还有全体市议员都签了名的表彰信，上面写着：“你对卢萨卡的自豪感以及表现出的公民意识已被铭记。”

　　我爱上了非洲，这就是为什么三年之后当父母再次回贝尔法斯特度六个月的长假时，我却选择住寄宿学校留在卢萨卡。

　　我住的那所学校叫吉伯特兰尼学校。按英国的学制，我成了那儿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把新生叫做“差役”，在入学后的适应期中，这样的学生必须自己学着叠衣服、收拾床铺，同时还要替人跑腿干一些杂活。我打橄榄球、板球和网球，也踢足球。当时我想将来做一名地理教师或者历史教师什么的，但假期的时候也去杂货店打零工。另外，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开了一家服装店，这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我还平生第一次担负了真正的职务，当上了学生宿舍的头儿。这样的头儿全校只选拔四个，这是这所学校的惯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

　　中学毕业之后，市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到南非的开普敦大学继续读书，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我曾在BBC电视台维护过这座城市的荣誉。此后，我险些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差一点落个“鸡鸣狗盗”的名声，那样的话可就成不了可口可乐的老总了。

　　我上大学的公寓区在学生入住之初有一种仪式，要求一年级的男生每天清晨必须穿着内衣出来，每人还要带一只活的动物。这种表演完全暴露在女生公寓的前面，到时候她们的窗子前就堵满了挤眉弄眼的女孩子。男孩子们牵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来到外面，狗、牛、马，什么都有。这是一种愚蠢的仪式，但却由来已久、颇有历史。我和几个同学发现校园附近的牧场上有几只羊。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一辆破旧的庞蒂克汽车，准备用它抓羊。农夫晚上把羊锁在了一个仓库里，于是我们就傻乎乎地砸开了锁，逮了四只羊塞进那辆破车的后边。为了能把羊装下，我们事先已经把车的后座拆了。回来的路上赶上了红灯，当时有位妇女在过马路，顺便往车里看了一眼，发现了我们四个人和羊。看到我们和羊挤在一起的狼狈相，她就呵斥了几句。她耷拉着下巴，瞧着我们的蠢样，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绿灯亮了，我们开车就跑。

　　第二天一大早完事之后我们赶紧把羊完好无损地送了回去。但是，别的学生也去那儿偷羊，结果没能得手被抓住了。警察把他们带走之后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交代谁偷过羊，就不起诉他们。我们也老实，就主动认了错，根本没意识到这有可能会以盗窃罪的名义受到起诉。后来，问题果真严重了，最后还是一位法官出面撤销了这个案子。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位法官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我们的公寓区被迫参加过同样的仪式，所以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作为对我们的处罚，大法官的副手给我们的家长写了一封信。父亲是位职业警官，所以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不过我好歹算躲过了一劫。那位法官最终成了南非司法界的资深人士，近来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和他坐在一起，虽说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可他仍清楚地记得此事，也承认他当时确实起了作用，说至今还觉得这事很有意思。

　　我在开普敦大学的公寓住了三年，一直爱喝百事可乐。在南非，开普敦是当时百事可乐主导市场的几个地区之一。在校园里，百事可乐是绝对的主宰。在卢萨卡的时候我也喝可口可乐，但上大学之后，我随大流强迫自己只喝百事可乐。即使这样，在校园外喝饮料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可口可乐，这显示了这种产品的重要影响力。现在，可口可乐在开普敦的销售异常火爆，这个局面是福布斯家族开创的，他们把可口可乐在南非原本疲软的市场变成了今天最强劲、最火爆的营销市场。

　　在校内，我是橄榄球队的球员，身高已经达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体育方面，我最喜欢橄榄球，这项运动对我的团队精神和生活勇气的培养都有很大的有处。每到冬季，我们就在整个南非打巡回比赛，球员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尽可能要见一见当初的老队友。

　　在那里，我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准备将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资格，必须做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行。比如，我会被派到开普敦的贫民窟找那些在红十字儿童医院治疗过的烧伤病人做后续回访。贫民窟的人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时候做父亲的回到家里，喝多了会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油灯碰翻，结果就把孩子烧伤了。所以，我去那里搞个案研究，确定父亲们是否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定这个家庭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我做过六个月这种深入的，有时会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我被选进了学生会，1964年又成为了校刊的编辑，开始写社论抨击政府试图把开普敦大学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从学校开除出去的企图。尽管校园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已经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员们还想走得更远，想把它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学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想法从未实现过，现在开普敦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的排名第1位。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我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我橄榄球队的队友休科本回忆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时候。”

　　科本还清楚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堂上，就等着他说出煽动性的话来，因为这位教授常常说这样的话，有时候还为此坐牢。他一坐牢，学生们就会把监狱围住，要求释放他。科本还清楚记得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有时候会和我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发生冲突。橄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栏外面的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你脑袋没进水吧？我们原以为你是我们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俱乐部的正式球员，居然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我们盯着你呢。”他随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时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检查，他们想找出什么煽动性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没发现，在一只旧书架上的书后边藏着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

　　有一个和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南非政府发布了一条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舞会都必须实行种族隔离。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各种舞会可以对各种族的学生自由开放之前，决不举办任何舞会。但问题是有些舞会是为一个叫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给开普敦城郊一个叫温德麦尔的地方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助。我做过社会工作，心里清楚这样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怎样，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对抗会伤及到我们想帮助的人。我觉得要抗议政府的决策应该寻求别的办法，于是就和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园反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我顶住同龄人的趋同心理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现了独立。我为开普敦大学赞比亚籍的学生搞了个庆祝会，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厅里，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场，我们降下了英国的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的国旗，大家还一起唱了赞比亚的国歌。“屹立歌唱赞比亚，自豪自由地……”我确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增强大家的历史责任感。

　　虽说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可还是感觉到了商海的诱惑。我大学里的很多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或者是开普敦的富有人家，他们的父亲都有自己的产业，住的是豪宅，上学来开的是崭新的汽车。而我根本没车，只能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一起住在学校。我觉得低人一等，有时候甚至对这种财富上的差异感到愤愤不平，但更多的还是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我虽然是个警察的儿子，但总觉得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和那些同学一样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家庭。

　　为了能额外挣点钱，在大学里过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卖货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个小有名气的橄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橄榄球队，但水平相去甚远。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乙级联赛的球队，但那年要想进入甲级队似乎没什么指望，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那只甲级队里有两名球员牢牢地把持着那个位置。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一家甲级俱乐部提出，如果我愿意离开开普敦大学的校队，他们愿意给我一个位置。那只球队不是太强，但毕竟是支甲级队。但我父亲不同意这事。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到一支实力不强的甲级队里打球。你应该记得我那句老话，‘永远做最强的’。”他这番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颇有裨益。在后来的岁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但它们都不像可口可乐这样大牌，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以说，父亲是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