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的一天，戈什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内维尔，我知道这对你未必公平。”我以为要被解雇了。他接着说：“我觉得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相信你有能力管理全球范围内的公司业务。”我惊呆了。我才二十四岁，当时除了管理基特韦的装瓶厂还不敢有大的奢望，能管理装瓶厂就挺不错了。在我的经历中，别人很多次在我身上看到的能力要比我自己感觉到的强。所以，这回不是最后一次。

　　可口可乐在非洲的总头叫阿尔基里恩，是个美国人。这人极力主张管理人员的年轻化。第二天他要来我们这里，戈什已经安排了我和他见面。基里恩给了我新的任命，管理赞比亚另一家大的装瓶厂，这座工厂归可口可乐公司所有，负责卢萨卡以外所有的批发站，管辖范围一直到维多利亚瀑布，东到300英里以外的马拉维共和国边界，西到200英里以外的如今的安哥拉的边界。

　　不久，我被调到卢萨卡，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公司给配了车，有住房补贴，从此开始直接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我的父母还住在卢萨卡，但母亲病得很重。我还受到了嘉奖，首次有了公司的股票期权，但并没能挣到钱，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长期低迷，我的特权也就泡了汤。不过，这样的股票期权是公司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依然感到荣耀。到了我事业的晚期，股票期权则获利颇丰。

　　回到卢萨卡几周之后，我生活中与人最重要的一次会面出现了。当时我作为赞比亚国家队的队员出场，和一个叫企鹅的橄榄球队打比赛。这在卢萨卡是件大事，到场的观众有数千人。结果，我们以微弱比分输掉了比赛。在球队俱乐部的酒吧里，我的朋友和球迷们都赞扬我在场上的出色表现。其中有个人叫科林吉尔，我们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我还记得，他在学校里因为偷着吸烟挨过鞭子）。科林问我见过她的妹妹帕梅拉没有，我说没有。帕梅拉是在很小的时候随家人从苏格兰移居到赞比亚来的，她的父亲是政府部门的一位工程师，住在城外大约十英里的地方。于是他哥哥就领着我挤过人群去见帕梅拉。她长得很美丽，金发碧眼，白皮肤，穿着短裙，修长的腿，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被深深地迷住了，但我心里清楚几分钟之后队里要会餐，同时又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就约她五天之后在电影院会面。之后我去和比赛的对手们一起共进了晚餐。晚餐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我又回来继续参加庆典，当时还有舞会。我发现帕梅拉还在那儿，孤零零地一个人站着。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说创造了我人生的历史!我找到了终生的伴侣，她不仅外表美，而且也是我遇到过的最支持、最理解我的人。没有她，没有她的支持，我事业的成功会大打折扣。

　　但事情有些复杂。她当时已经结婚了，不过和罗得西亚的丈夫分了居，现在回到卢萨卡和父母住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非洲，尽管英国卡尔纳比街的时尚产品和流行音乐已经传了进来，但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我们相处不久便开始同居，这在当时是犯忌的事情。此外，我还在可口可乐装瓶公司里给她安排了个工作，让她给我的上司当秘书。出于礼节的需要，在公司里她叫我伊斯德尔先生，上下班也是各走各的。其实人们早就知道了我俩的关系。后来我晋升为营销经理，她便开始为我工作。

　　当时，主管非洲西部、东部和中部事务的负责人叫托尼扬，他对我事业的发展很有帮助。他私下里拉住我说公司里的人都很保守。“这会影响你的前程。”他指的是我和帕梅拉的关系。那时候我的脾气不好，听不得批评，便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可以辞职。托尼很冷静，说我要是那样做就有点过头了，但一定要注意这件事的影响。

　　到卢萨卡可口可乐装瓶厂工作之后我一直四处奔走，很多时候都是在路况很差的公路上开车。一次，公司让我开车到卢萨卡北部的卡布韦机场接基里恩，一起调查当地的市场情况。他坐公司的飞机飞过去。当时我的车在维修，便开同事的车去了。罗得西亚的边界仍然关闭着，所以汽油只能用油罐车从陆路运进来。运油的车经常漏油，路面非常滑。我的车突然打滑翻进了沟里，然后又撞到一棵树上，我一下子被摔到了车的后排座上，最后踢碎了玻璃才从车里爬出来。

　　基里恩在机场转来转去，不见我的人影，感到很纳闷，最后又飞回了卢萨卡。他又气恼又困惑，不明白手下这个年轻雇员为什么会失约。

　　我站在路旁摆着手截车。说来也巧，第一辆过来的车里坐着我的熟人。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卢萨卡。我当时浑身是血，还摔成了脑震荡，立刻被送进了医院。基里恩听说我受伤了，他的态度马上由愤怒变成了同情，我总算是保住了饭碗。另外，那辆车是报废了。

　　我巡视了归我管辖的所有供货站，寻找扩大销售的机会，发现东线市场的可口可乐供应严重不足。这片市场绵延三百英里，但只有三十英里是柏油路，其余的路段都是土路，而且还要穿过灌木丛。商店的老板们只能开着小型货车到离他们最近的批发商那里取货。活儿很辛苦，成本也高，所以市场上的可乐产品很紧俏。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建一个新的供货站，这样可以绕过那些批发商，把货直接送到那里的中心城市奇帕塔的商店里去。但公司拒绝了我的建议，说预算中没有这笔开支，让我另想办法。

　　于是，我提议让我的父亲出面，在奇帕塔开一家供货站，由他做批发商。公司同意了，而且还出人意料地答应让我拥有那个批发站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我们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父亲也出了一部分钱在那里租下了一个仓库，买了两辆卡车。我每个月抽出一个周末从卢萨卡开车跑三百英里到奇帕塔盘货，给员工发工钱。那个地区可口可乐的销售额很快就提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公司当然非常满意，同时我也从这个副业中足足地挣了一笔。

　　此时，我和帕梅拉还开了一家化妆品商店，从英国进口芮谜品牌的系列产品，通过空运把货物送到卢萨卡，这样就避开了罗得西亚禁运造成的麻烦。这想法源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策略，那就是千方百计确保货源畅通。结果，芮谜在赞比亚的化妆品市场逐渐成为了第二大畅销品牌，仅次于露华浓。我还买下了一家小型粉刷公司，专门为外国使馆服务。这个公司的业务很稳定，没有风险，因为使馆的工作人员每三年就要换一茬人，每个新来的外交官都喜欢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新粉刷一遍。就这样，我的副业收入比我在可口可乐公司拿的薪水高出了一倍。

　　1969年，帕梅拉已经离了婚，我们俩告诉母亲一个好消息，说她已经同意嫁给我了。母亲说：“哦，该是时候了。我本来就不同意你俩现在这个过法。”

　　1970年1月10日，我们在赞比亚结婚，然后到马拉维湖去度蜜月，路上的第一站是我在奇帕塔的可乐批发中心。我给工人们发了薪水，之后又盘货、数钱，让新婚妻子在车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的婚姻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夫妻生活掺杂着辛勤的劳动和冒险。在马拉维边境，哨兵扣留了我们两个小时，想让我们给他们点贿赂。最后，我编了个谎话，说第二天和马拉维的总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有个约会，他们这才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放行。 

　　1972年，可口可乐公司把我调到了约翰内斯堡，这个决定是阿尔基里恩做出的。显而易见，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今后会在全球流动着做业务。但这事也要征得我的同意，现在到了我做选择的时候：是留在赞比亚做小水坑里的大鱼，还是去世界上发展。我选择了后者，卖掉了我在公司以外经营的产业，放弃了安稳，选择了冒险。

　　临行之前，我和帕梅拉决定先到巴西度个短假，当时那边恰逢狂欢节。在巴西，我收到一个不好的电报，通知我不要到约翰内斯堡的新岗位报道，返回卢萨卡。我猜想我一定是被解雇了。在假期的最后两天，我俩坐在海滩上仔细琢磨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回到拉萨卡才搞清楚，这只是工作安排上发生了点变化，这次调动被暂时推迟，并没有撤销。

　　当时，从赞比亚出境身上带的钱数有限制。我发现这条法律有漏洞可钻。我那时候刚好安排了一只阿根廷的橄榄球队来卢萨卡与赞比亚国家队打比赛。尽管事情是我组织的，但赞比亚队并不让我上场，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久就要离开球队去南非了，以后派不上用场了。说来也巧，阿根廷队里一名球员出车祸受了伤，而他们又没有替补队员，于是就让我为阿根廷队出场。这可惹恼了赞比亚人，尤其是阿根廷人赢了比赛。不过，我的脑子里却闪出一个与此无关的念头。阿根廷的球员全都带的是旅游支票，我可以用赞比亚货币把他们的支票换过来。然后把支票藏在照相机套的夹层里带到南非去。还有，赞比亚允许人们开私家车出国。于是我就花两万美元买了一辆双排座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是从德国进口的，我可以合法地把车带到南非去，但到时候不买那儿的保险。因为新到任工作一定很忙，于是我们就决定由帕梅拉和她父亲开车把我送过去。到了罗得西亚的边境，海关的官员发现车里有一本书在他们那里是禁书，威胁要没收我的奔驰车。这可是我们一生的积蓄。我们好说歹说最后总算是只没收了那本书。后来帕梅拉在途中开车穿过一片树林时，有一群大象把我们团团围住，车一度走不了了。到了南非的边境，我们遭遇了更多的麻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终于安全地把车开进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车库。那里的法律规定，我在六个月之内不得卖这辆车，而且在这段时间内也不许开它，只能偶尔发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最后，我给车找了个买主，这就是我在可口可乐的新老板阿尔基里恩，就是我早些时候没能到机场接上的人。我们用这笔钱在约翰内斯堡建成了海外的第一个家。从此，我就再也没能回赞比亚居住。

　　可以说从阿尔斯特到非洲的搬迁造就了我，使我有了探索整个世界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