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广告不能用。”史密斯对我说。我不解其中的缘故，他说那两个女士中有一个用的是威尔逊牌的球拍。威尔逊当时是百事可乐下属的一个公司，可我还是不明白。他告诉我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可口可乐的高管们当时甚至在正式的备忘录里称百事可乐是“仿造品”。这是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公司在海外的基地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对世界范围内的事是何等的不了解。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优秀人物，能与这些人共事是我的荣幸。鲍勃杜普莱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位南非白人，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最初几周他一直对我很冷淡。我在约翰内斯堡装瓶厂就是接替他的职务做了营销经理。他在这里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从普通的推销员一路干到厂里的高管，任何假账都瞒不过他的眼睛。此人很讲信誉，在交接工作的时候，他领着我转了足有一百家销售业绩比较好的店铺，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还指点我该如何与那些人打交道。他告诉我，最基本的做法是要和蔼客气，但要保持立场，每隔一段时间给他们打打折。那时候，连锁经营的大型超市才刚刚出现，还不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我们供货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在大街拐角处的便利店，这些店铺每周营业七天，是家庭开办的，大都是希腊人或葡萄牙人开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参加鲍勃每周四晚上召集的网球比赛，比赛在他家的球场上进行，有泛光灯照明。体育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品质。一次，沃伦巴菲特提议：“只要球压在线上，就算出界。”而杜普莱西斯说：“那得是对手的球压线才行。”杜普莱西斯或许是我打球遇到的唯一个双发失误后还要再发一次球的人，因为他发球总是准备不足。

　　杜普莱西斯晋升为负责整个南非市场营销的头儿。要说在广告宣传方面他算不上有什么特长，但他为人机敏，还有些顽皮。当时，我们刚推出了一款可回收的五百毫升的饮料瓶，外带一个可以重复封口的杯子。这是个不错的发明，市场反应非常好。我常和杜普莱西斯一起用午餐。有一回，他约我早几分钟出来说是要审查一段宣传这种新型瓶装产品优点的广告词。广告公司事先给他送来了一份设计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没能突出重新封口这一大的特点，显得很平庸。我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条广告得好好斟酌一下。结果，面对广告公司巧舌如簧的解释，颇有身份的杜普莱西斯根本不屑一顾。他听了一会儿那些夸张性的套语，然后说了一句：“这条广告就是垃圾。你说呢，内维尔？”我咕哝着表示同意，但避免使用他那种粗鲁的话（我不会使用的语言）。广告公司负责接待客户的主管听后又犯了一个大忌，他辩护说这是按可口可乐公司的旨意办的。“那就让我再给你个旨意吧，”杜普莱西斯急了，“看见那盖儿了吗？旨意就在这儿。给你24小时，把广告给我改好拿回来。到时候你得把那个盖儿突出来，吹成是狗的睾丸。懂了吗？把它吹成狗的睾丸。”广告公司的来人吓得手足无措。杜普西斯又吼了一嗓子：“只给24小时，过期不候。”广告公司的人走了之后，他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我的风格，但人必须懂得遇到困境如何去做。广告第二天如期送了过来，修改后的版本非常出色。

　　作为营销经理，我必须经常查看约翰内斯堡所有的店铺，包括像索韦托这样黑人居住的周边小镇。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年代，南非的黑人和混血儿总会想方设法离开他们的居住区到约翰内斯堡的其他地方去打工，但在晚上宵禁开始之前，必须赶回他们的住处，而且他们还得持有通行证。

　　法律规定，黑人只能喝一种带酒精的饮料，是一种用玉米酿成的叫“游目睽木波西”的啤酒。不过，警方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不严。黑人区到处都是无证经营的叫作水滨的小酒馆，都是普通人家开的。这些酒馆出售常规饮料，一般只有十到十二个座位，这里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是威士忌掺可口可乐。所以，我们就安排了销售代理，专门为这些水滨供货，这和酒贩子一样，雇人通过非法渠道推销我们的产品。在种族隔离的国家里这是商业运营的典型做法。

　　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市场的氛围，但这些卖私酒的水滨只有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人们干完一天的活儿下班之后才真正开始忙碌，可按法律规定，我持有的去黑人区的许可证每天只能呆到下午五点钟。所以，我只能偶尔超时在黑人区里光顾一下水滨，和店主还有顾客们聊聊。我是个白人，宵禁开始之后还在水滨里东扯西扯的，严格地讲属违法行为。但那些人很欢迎我，而且毫无顾忌地和我谈论政治以及铲除种族隔离的办法。我百感交集，我到这里来本是为做生意，但却上了宝贵的政治课。

　　1975年圣诞节前的晚上，我和公司的一帮人到阳光公园酒店放松了一把。因为圣诞节期间让人忙得透不过气来，一年虽有十二个月，但这一个月就能占到公司全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七，是夏季和圣诞节的双重销售高峰。繁忙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圣诞节之前。那天晚上也算是年底，我们的销售额创了记录，大家高兴地庆祝了一番。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朋友，我们聚集了一大帮人，站在草坪上遥望着约翰内斯堡美丽富饶的郊区。

　　不一会儿，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政治上。有些人认为眼下的政治气氛很紧张，但多数人不这么看。我根据自己在索韦托的所见所闻提出，我们也许即将面临又一次沙佩维尔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60年3月，当时南非的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黑人开枪，打死了六十多人。有人当场就质问我：“你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郁郁葱葱的北部郊区和一片片修剪整齐的花园以及游泳池，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别墅很快将会大幅贬值，所以我要卖掉自己的宅子，以后租房子住，趁着眼下的房地产生意行情还说得过去，我要保住自己的收入。

　　尽管我对帕梅拉说我只是有这么个想法，但在圣诞节的前一夜说出这样的话，可算不上是什么好的圣诞礼物。到了1月31日我真的把房子推向了市场，1976年6月2日，房子卖出去了。

　　四天之后，索韦托爆发了骚乱。事情的起因是南非发布了一条法律，强行规定在种族隔离的黑人学校里一半的课程要用南非荷兰语讲授，以前的规定是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这引起了黑人的愤怒，因为南非荷兰语被普遍认为是白人统治者使用的语言。

　　6月6日，我和一位推销员来到索韦托。此行我们称之为“查线”，即查看市场的动向，那位推销员只要进行正常的工作就行。当时，示威活动正在升级，学校的联合抵制运动也愈演愈烈，他们的口号是 “没有自由就不开课”。我先是看到远处出现了几处示威的人群，接着又看到一英里开外的一座山上有更多的人在抗议。一位好心的店主催我快点离开，因为发生了暴乱，人们在焚烧汽车。但我们还是又去了几处地方，一路还好，没出事。我们正常的路线正好要经过有骚乱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别处出了城。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群开着防暴车辆的南非警察。他们草草地看了看我的通行证，对我说这是个“不好的日子”，说我这时候来这里简直是疯了。那天，直到看了晚七点的新闻之后，我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南非的局面出现了大的变化。那次，种族冲突的双方都有无辜的人丧生。南非因此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种族隔离制度岌岌可危了。

　　每隔一两个月我就要到水滨去看看。接下来再去的时候发现气氛完全变了。“你来这儿干吗？”酒馆儿的老板问我。我觉察到我们之间有种紧张感，而且越来越强烈。晚餐聚会的时候我为此事抱怨了几句，我的同事们说我不是真正的南非人，所以不了解他们的国情。这些同事对黑人的信仰和这次索韦托骚乱有着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们是否去过索韦托，他们说没有。这样的回答很合逻辑，因为法律禁止白人到那里去。但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问题，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话就如同聋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很多白人根本听不进黑人真正的想法，他们回避现实，一味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即支持种族隔离。而现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种族隔离越来越强烈的对抗情绪也让可口可乐公司付出了代价。我们的卡车司机成了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有一位司机在索韦托遭到抢劫之后被枪打死。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到场的只有我一个白人，明显感觉到周围的人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恨我，但同时又对我不顾危险前来表示钦佩。最后，可口可乐只好雇用承包商用没有公司标志的卡车为我们往黑人区送货。

　　南非是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所以公司在这里投资巨大。1974年，里维兰德利昂沙利文发起了一场劳工运动，在南非的劳动力市场推行种族平等。沙利文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是位美国黑人。可口可乐在1976年的下半年也随之采纳了同样的原则，但后来表明公司的这一做法力度不够大，而且行动得也太晚。到了1986年我离开公司之后，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抗议南非政府顽固坚持种族隔离政策，不惜承受人力和经济上的损失，而撤出了南非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