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莫言张志忠

　　最早遇到莫言，是在107路电车上。一大早起来，便下了汽车换电车，赶往西直门招待所，去参加有关方面召开的一个小型的军事文学创作会议。电车上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壮派军人正在大侃文学，主侃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浑身透着机灵劲儿的少年才子——此先我已经研究过莫言的作品，又知道莫言也是与会者，又从他们的谈吐中猜出他们是军艺文学系的学员，我便在心中断定——这便是莫言，在作品中才气纵横的他，自然从头顶到脚后跟都透着聪明气、才子气方是。时为1985年冬，《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等问世不久。

　　说来罪过。开会时一介绍，方知我眼中的“莫言”是何继青，另一位军事文学新秀，其聪明和机灵不假，以当过侦察排长为证，现今仍在南国广州为“特区军旅文学”的繁荣爬方格；莫言呢，验明正身，乃是无法从他那自诩为“狞狰而白皙的长脸”上读出“红萝卜”的玲珑剔透、色泽斑斓来，恰恰相反，他那眯缝的细眼和手捧发言稿一二三四五地念他关于战争文学的条条框框的姿态，倒显得质朴乃至木讷。具体讲什么有些记不清，似乎是说他要写绝对主观的战争，但他那咬文嚼字的认真相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是的，莫言是老实忠厚之人。上一年年底，《太原日报》的编辑小安到北京组稿，请几个青年作家吃饭。目标当然很明确，联络感情，拉一些稿子，但这种规格在今天已经很低很低，游山玩水办笔会，或者许以一笔奖金，都是司空见惯的。但莫言坐在那里却异常认真，主动地询问约稿情况和交稿时间，用市井语言说，就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子。结果呢，小安人还未回到太原，莫言的稿件已经飞到他的办公桌上等着他了。

　　现在的学生难教，作家班的学生就更难教。晚上写作开夜车，早晨便做梦乡人，若是觉得老师讲得不中听，也可以让老师对着一排排空座位发呆。每逢这个时候，莫言就成了对付学生的一张牌，讲莫言当年在文学系读书从不迟到从不缺课却一点儿不耽误他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他是把所学用在所写上云云。我未曾目睹过莫言的这一段好时光，但却得到那些亲身经历其事的许多人的证实，而不是为了诱惑当今的夜游神改恶从善的口头文学。

　　莫言的规矩本分，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管束的结果。他的父亲修身齐家，管教子女甚严，是否由此而及于治国平天下未可知，但却实实在在赢得乡村人的敬重，说他身上有“虎毛”，无言而自威。如果说，《爆炸》中父亲打已经成年的儿子的那惊天动地的一个巴掌，是“虎老雄风在”，仍然令儿子感到震慑，那么，《红高粱》中的“土匪种”父亲豆官，则被作家的叛父嘲父意识所支配——在现实中，父亲与儿子永远是成年人与孩子的关系，命里注定，不可抗拒；在报复的幻想中，却可以把父亲也还原为儿童，让他也出乖露丑，还被狗咬掉一只卵子，多么不堪其辱呵。

　　关于《红高粱》的这段话纯属我的臆测，现实中的莫言对父亲的深情爱戴却是切切实实的。那年秋天从家乡回京，他带着几分神秘感地讲起来：为了拍电影《红高粱》，张艺谋带着剧组到山东高密去，还投入资金种了几百亩高粱，可是，却偏偏遇上天旱，高粱长得蔫里蔫气，打不起精神来，撒了化肥，不下雨也白搭。莫言的父亲却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们，他已经给老天爷烧香了，必定有雨。果然，是夜大雨滂沱，第二天，那无边的高粱就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我是个农民。”莫言如是说。但是，当别人讲到他的农民意识时，他又难免怀疑这句话是否含有贬义。他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招法。“你说我是农民意识，我还说你是小市民意识呢。”他还就此正儿八经地写过一篇短文，以攻为守。是的，“农民意识”一词，由于前些年总是在政治领域中流通，并且贬值，与狭隘、保守、目光短浅联系在一起，容易产生歧义，我在研究莫言的时候，则取农民文化一说：“他的生活之梦、文学之根、情感和想象自由腾飞的天地都在那高粱如血、棉花似雪的土地上，张扬着乡村和大自然孕育出的生命血性，也倾诉着现实生活中灰暗而凄凉的童年记忆，他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取向，都打上源远流长的农民文化的深刻印记，连他那奇异的艺术感觉和表述方式，在兼得福克纳、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之启悟的同时，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坛得以独树一帜的根基之所在。”

　　对于乡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对于城市，他只感到冷漠和恐惧。在想象的高粱地里杀人越货抢男霸女无所不为的莫言，早先连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的胆量都没有；后来被“逼上大街”——在北京生存，自行车是平民百姓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却又诉苦说，骑车被人撞倒还挨了一顿骂；现如今，自行车玩得转了，心灵呢，在他的一篇近作中，一位成年男子步行穿过交叉路口，弄不清交通规则和红绿灯是咋回事，战战兢兢，举步维艰，警察斥责，司机唾弃，路人追捕，愣是要定他“流氓行为”，把他挤对得精神失常变成猴子完事。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种被伤害感被追捕感是弱小猎物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些山中王林中强天霸海霸的才不会有什么恐惧呢。《枯河》中被父亲、母亲和哥哥暴打的无助，《透明的红萝卜》中不堪劳动的重负的弱小，都是以可怜告人。但是，能从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畸形成长，并终于用笔墨尽扫往日的阴霾，在纸上称王称霸，非得有些过人之处不可。生活的历练，书本的熏陶，民间文化的潜移默化，加上个人的坚韧意志，都是他登上文坛的必要条件。但话不能拣好听的说，在这纷繁万状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非得有点儿尺蠖精神不可。莫言就讲过一些自己的故事：怎样审时度势，怎样哗众取宠，我曾经把这些故事玩味一番，不要独吞，在此把其中的一二奉诸读者共享，以便知道羊群里怎么会变出个骆驼来。

　　莫言入伍所在的连队里，战士们一个比一个积极，早晨起大早打扫卫生，抢了扫帚抢扁担，晚上踊跃靠近领导，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要和连长指导员黏在一起分不开。唯有莫言，既不起早，也不贪黑，不求脱颖而出，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即可。何以然？莫言早已窥见其中利害：连长和指导员像斗架的公鸡，总在闹矛盾，多干活多汇报便难免被表扬，指导员表扬的连长就不买账，连长器重的指导员就挑出些毛病来，二虎相争两败俱伤，下边人也跟着遭殃，倒是莫言这样少出头露面、不惹人注意的容易留得住干得长。这是否也是做了一回得利的渔翁？

　　还有一件事就更滑稽。莫言在保定的一个教导队当教员的时候，还没有提干。为了能给上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把他住的外屋的灯明晃晃地开着，自己却在里屋梦周公化蝴蝶。这倒不是说莫言懒惰，但人熬夜的精力毕竟比不过电灯，那些顶头上司又有不少属于“印象派”的，看见灯亮着就夸奖其勤奋学习精神可嘉。

　　莫言给我讲这些事情是在山东高密县招待所里，晚上乘车回京，本来讲好下午有人陪我到莫言的父母家去看一下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行，使我不免有扫兴感。说不出莫言是否觉察到我的这种心情，但他一下午的娓娓而谈却使我觉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对作家个性的理解上增添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在某些方面还印证了我凭依作品和他人的介绍对莫言性格的推测，获益匪浅。

　　比如说，莫言善解人意的一面，和这一席长谈中表现出的那种处世的智慧，或者如马克思所言“农民式的狡猾”，它是本能与经验的叠合而非老谋深算的策略，它是自为性的而不是以嘲弄生活和他人为目的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常艰难迫使他们聪明起来，开发自身的潜能，没有这种机智，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他的机智造成一种幽默感，但幽默之中又含有更多的苦涩和悲凉。还是在高密，有说到“文革笑话”，莫言也讲了一段：

　　收购优种长毛兔，要带着母兔一起去，以证明其是纯种的。一老农便带着要卖的兔子和母兔子到收购站。收购者问：“你这兔都没有病吧？”答曰：“大的万寿无疆，小的身体健康。”

　　妙语惊四座，我们哄堂大笑。笑毕，莫言补充说，这个老头当时便被活活打死。众皆无言，哑然良久。

　　开篇：莫言传叶开

　　开场白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中，莫言是一个异类，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领袖。这位山大王浓眉大眼，手脚粗壮，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常常打家劫舍胡作非为，率性所致，天马行空。他既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顽皮捣蛋的花果山里的猴子兵；他可能是曹操，也可能变成刘备。不管什么角色，他都一个人全包了。他有时是孙丙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里的主人公之一，猫腔戏班的老板，曾率领一伙村民反抗德国入侵者，最后被捕，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酷刑——檀香刑——的折磨而死。，有时是上官斗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上官家族的高祖，曾率一帮村民跟修筑胶州铁路的德国人打仗，也遭受了走鏊子酷刑而死。在小说的源头上，上官斗和《檀香刑》里的孙丙应该拥有一个共同的传说原型。，有时是司马库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的主人公，一个忽发奇想地率众炸毁日寇铁桥的传奇人物，大栏镇首富，“福生堂”大掌管，小说里“我二姐”上官招弟之夫，当过抗日别动队司令，还做过还乡团团长。后来被蒋立人率领的独纵十六团逮捕，逃脱很久之后再度自首，被公审后枪决。，不是带着一群扮演妖魔鬼怪的乡亲们跟修建胶州铁路的德国鬼子浴血奋战，就是忽发奇想用电焊枪割断日本鬼子的铁路桥。莫言还常常是沉默寡言的黑孩莫言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里的主人公，被饥饿所控制，对食物有着惊人的嗅觉。，是吃奶吃到成年的上官金童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的男主人公，是母亲上官鲁氏唯一的儿子。他患有恋乳癖，一生嗜乳，以至于精神错乱。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因“奸尸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刑满释放，曾在外甥鹦鹉韩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后又在司马库的儿子司马粮投资的“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因被炒、被骗而失败，终至穷困潦倒，一事无成。，是飞檐走壁的侏儒余一尺莫言长篇小说《酒国》里的主人公。他原来是“肉孩”之一，后来逃脱，自己开设了酒店，招聘了一对高官的双胞胎侏儒姐妹做酒店经理，暴发成酒国市里的首富。，是整天渴望吃到猪头肉的罗小通莫言中篇小说《野骡子》里的小男孩，酷爱吃肉。……在莫言的小说里，无论是唱猫腔后来又遭了空前绝后的檀香酷刑的孙丙，还是率领众乡亲攻打据说膝盖不会弯曲的德国鬼子的后来也遭了走鏊子酷刑的上官斗，还是一生中经历丰富阅人无数当过大掌柜打过日本率领过还乡团的司马库，都是彻底的失败者。黑孩、上官金童、余一尺和罗小通们，也都是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小可怜虫，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巨灵神掌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扁得屁滚尿流。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却依靠着自己的创作实绩，革命成功分田到户，成为丰衣足食的上流人物。

　　莫言仅是莫言而已，莫言毫无疑问地不能被重复第二次，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榜样意义。莫言写小说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毫无道理。研究他的历史，想从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基本上就是徒劳。莫言的才能不是后天学习来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莫言自己说过，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可是，普天之下，整天饿得上气不接下气，饿得肚皮透明滚圆，里面的肠子看得见滚来滚去的人，有如恒河沙数，但是最后成为作家，尤其是成为像莫言这样优秀作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研究莫言，如果要把他作为一个榜样来看待，我认为毫无意义。莫言就是莫言，没有什么可学习性。世界上没有两面完全相同的镜子。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想象中的莫言形象。他可以调动自己的全部人生经验，想象出一个属于他心目中比较合适的作家莫言。

　　前传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对山东高密有着神奇瑰丽的描述。我没有去过高密，在翻开地图册认真求证之前，我一直误以为高密是鲁西某个偏僻的小镇：默默无名，资源匮乏，地不杰人不灵。没有想到，高密却是一个扼山东半岛之咽喉，呈三角形踞在山东著名城市济南到青岛到烟台中心地带的一个通衢大道。在抽象的地图册里，高密北望莱州湾，南觑胶州湾；胶济铁路贯穿其间，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东临胶莱河太古河之流淌，西有峡山水库之高悬。土地肥沃，作物丰饶，江河密布，高粱丛生，百姓善良，人民彪悍。无论按照什么风水学说，高密都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大郡。往大里想象，远古之圣人孔丘孔老夫子，也许就诞生在高密这里。用莫言那种天马行空的笔法，我们还可以假设孔夫子曾在高密设坛招徒，束修二条，即可进入师门。然后，老孔登高望远，开讲仁义道德，流风所及，遍惠千古。由此可见，高密这个肥沃的土地，盛产上官斗、司马大牙、杜解元、司马库等英雄好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莫言有幸出生在那个风云变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代，想必也是个占山为王、砍人脑袋如开瓜切菜的英雄好汉。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在《丰乳肥臀》里，“我二姐”上官招弟用猫腔所深情演绎的那个雪夜出击、英勇炸毁日寇铁路大桥从而威震四方的铁血男儿司马库就不是司马库，就有可能是莫言了。

　　莫言生不逢时，出生在1955年这个毫无特色的年份的春天里。莫言生得晚，我生得更晚，不知道这一年里发生过什么值得说的大事。据此我们可以拔高说，莫言的出生，算得上是“高密东北乡”这个年份的一件大事了。只不过，当时的高密东北乡的村民对此毫无感觉。跟我们这个国家所有地方一样，村民们有着旺盛的生育能力，生个孩子就像生条驴一样——按照《丰乳肥臀》里上官家的看法，甚至还不如生条驴重要。在小说里，上官鲁氏，这个跟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一样性格倔犟、生命力旺盛、意志坚定的妇女，在就要生下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这对双胞胎的关键时刻，她的家人都跑去关心同时生育的那条母驴了。根据莫言的回忆，他的亲生母亲的一生也是这样的多灾多难、顽强质朴，一次为了抢收谷场上的粮食，她把莫言之前的一对双胞胎生在了打谷场上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我曾在另外一份资料上，十分惊讶地看到莫言出生于1956年的说法。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特别古怪。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有疑义，往往都意味着某些神秘的征兆。我没有就此求证过莫言，我觉得有神秘是好事。如果真的是有疑义的话，我也宁愿把这件事情看淡，简单地归结为是莫言那位心地善良的母亲因为过分操劳和饱受压迫而没有把儿子生日的准确时间记下来的结果。

　　在一篇文章里，莫言较为详细地描述过他母亲的形象。莫言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一生疾病缠身的普通乡下女人。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由“像钢铁一样坚强”同上。的姑母养大。她从四岁开始缠脚，缠了十年，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当时十五岁的莫言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她生过许多孩子，但是活下来的只有四个。莫言写道：“我想困扰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迫害。”同上。在莫言诞生之后，因为他的饥饿感，因为他的惊人食量，母亲没少为他操心，替他受委屈。也许正是对于母亲的这种深切的认识和同感，让莫言跟他的“高密东北乡”产生了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在莫言的小说中，直接写到“母亲”的以野心巨大、篇幅浩瀚的《丰乳肥臀》为最。长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体现出了莫言的浩阔视野和丰富复杂的情感综合能力，那里面对于母亲的深情叙述，充满了真正的刚性。很显然，一名作家无法斩断自己和故乡的天然联系。肉体的脐带割断了，精神的潜溪却汩汩流淌。甚至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地方，就会诞生什么样的作家。也许这种事情不是绝对的，但是普遍的。什么鸟儿唱什么歌，什么花儿结什么果。

　　不是碰巧，而是必然的。出生在1955年春天的莫言，正好插翅难飞地在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敏锐的少年时代，深刻地体会到了灾荒年代给自己和村民们带来的深切痛苦。饥饿的感受给莫言带来的体验和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饥饿未必会把所有人都造就成作家，但是饥饿总是让人对于饥饿本身记忆深刻。莫言自己的文章里，反复地提到“饥饿”这个词，这种难以忘怀的饥饿感受也许就是他后来得以从小说这精神的后花园里某条交叉的小径中重新返回高密东北乡的动因之一。在那个年代，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莫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脑袋大，身子小；肚皮透明，皮包骨头。高密东北乡平安村的小孩，都像他一样生有一张不知疲倦的、勇于探索的嘴巴和一个无底洞般的巨胃。60年代初，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极度匮乏，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人民的政治热情高涨，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共产主义的崇高实践。其结果，就是像莫言这样的小孩饿得嗷嗷乱叫，到处找吃的。莫言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莫言2000年3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继续说道：“那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我们沉重的脑袋。”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莫言2000年3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那时候，他们这些屁大的孩子饿得嗷嗷乱叫，每天想的就是食物以及如何弄到食物。为此，他们这些凶狠的小家伙竟然想出了吃煤块的主意。莫言回忆说：“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一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同上。同样的情形，莫言在另外一篇散文里写到过，我们可以看看这篇散文里的叙述：“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了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莫言：《吃相凶恶》，《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对比一下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微妙的差别，比如前面的一篇里，吃煤的时间是“1961年春天”，后一篇里是“1960年冬天”。时间的偏差我们可以认为是莫言记忆上的一点小小的失误，但是事实的传达上，两篇文章都把那个时代的“饥饿”特征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其中的饥饿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如此鲜明，也许也是使得莫言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季节背景的原因之一。儿童时代的莫言们想象力如此丰富，在那个灾荒的年代，没有把他们这些小东西，尤其是莫言这个老中农的后代饿死，似乎有些命定的味道。按照莫言自己的回忆，他其实是一个命很大的人。这位老兄两岁的时候曾经掉进过茅坑里，还是他哥哥把他拎出来冲洗干净的莫言：《故乡往事》第一节“滚烫的河水”，《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农村的小孩子都这样，既然命大，就年年月月地长，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上学念书识字。大家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问题在于莫言这位普通的少年比较古怪，吃不饱穿不暖的，竟然天生就拥有一颗记忆力不凡的脑袋。他60年代初上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念到了小学五年级。

　　上小学的时候，莫言的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他写的一篇《抗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如果不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上中学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文革”却愣是革掉了这么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中学受教育资格。莫言的读书生涯在念完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这么结束了。在这五年的念书时间里，莫言说过反动话：“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里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莫言：《我的老师》，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至于被革掉上中学资格的事情，莫言是这么回忆的：“……我家成分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的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郑红英却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同上。在这里，郑红英是莫言的班主任，她因为跟红卫兵头头搞破鞋被莫言和同学张立新窥见，所以产生了浓重的报复心理。张立新出身过硬，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合中学，但是中农的后代莫言就逃不掉了。

　　莫言酷爱读书，梦想将来上大学。这跟他60年代初就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哥的影响有很直接的关系。他看的第一本“闲书”是《封神演义》，接着又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青春之歌》《破晓记》《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且为《三家巷》里的区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而胡思乱想。莫言说：“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童年读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同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形势乃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在偏远的山东高密县东北乡平安村里，家庭出身好的老师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这玩意儿在村子里也就是稀罕了十几天，因为十来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也都成了红卫兵。不管怎么说，当红卫兵尤其是当红卫兵的头头，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像莫言这样的中农后代，就只能当臭狗屎了；至少，红卫兵头头还可以在教室里把花生塞进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裆里。

　　莫言告别教室，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放牛娃。他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去田里，都要经过联合中学的教室，心里因此充满了苦涩。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如莫言自己说的那样，他后来有一段时间，知识和经验不是来自课堂，而是鲜活的田野。这种经验非常直截了当，对莫言此后的感受具有重要的影响。莫言跟牛说话，跟鸟儿交流，对着大树自言自语，说话都合辙押韵，语言里充满了花花草草的气味。莫言曾经讲过一个鬼故事，被作家阿城叹为真正的天才，因为他把鬼故事讲出了天真来阿城散文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三十九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在文中，阿城写道：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1949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天才。

　　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蹚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作家阿城也是一个怪才，他在莫言闲谈的一个故事中，看出了莫言叙述故事的不同寻常的角度。这里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小学毕业之后，不得不光荣地当了人民公社小社员的经历，反而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自然感受。对于作家而言，少年时代的很多苦难记忆，到了成年，往往发酵成一坛醉人的美酒。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莫言也在《超越故乡》《莫言散文》，第22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一文中写道：“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和饥饿伴随我成长。”在记忆之光中，童年的黑暗被有灵性的文字还原成光彩夺目的风景，这是作家从发酵到叙述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就这样，不是很必然地，莫言跟自然的关系搞得非常亲密，亲密到了喃喃自语的程度。他对于很多自然景物的切身感受，想必就从这里开始。

　　后传

　　莫言的童年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放到别人的身上，可能真是一件倒霉倒到了祖宗三代的坏事，放到他身上，却把他的嗅觉、味觉、触觉、视觉等直觉修炼成了精。从“文革”第二年辍学开始到1973年叔叔帮着走后门进入县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之间的六年里，莫言的生活非常苦闷、杂乱、迷茫。这段时间，莫言整天就是放放牛，割割草，帮帮工，拾拾穗，然后就是发呆，看闲书。看的书就是《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传统小说，无书可读的时候，他甚至读起了《新华词典》。他还把上大学的大哥留下来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了好多遍。“尽管数理化不行，但是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上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贼心不死，上大学的梦想一直存留在心中。这样的梦想，让他凭空产生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冲动。　

　　莫言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同上。当然，一个时代只能出一个两个象征性的人物，这是当下书写历史的基本事实。如果莫言也能够靠着一封信进入大学，莫言就不是莫言了，莫言就是张铁生了。后来莫言收到了部里的回信，“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同上。。莫言收到这封信，更是燃烧起了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经历的这种荒诞的上大学的经历，实际上折射了一代人的求知命运。在一个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知识重新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求知也是要有等级的。在那个时代，等级最高的是“贫下中农”，可以优先享受一切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压在最底下的是“地富反坏右”，那是真正被大石头压扁的癞蛤蟆了，连对白天鹅流口水的梦想都不能有。莫言虽然不过才是中农，但是“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既然如此，就表明可以团结你，也可以不团结你。莫言的大学梦想，就这么完结了。

　　上不了大学，莫言又开始梦想着要当一个作家。那时候，他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莫言跟他在一起劳动，起初这位前大学生还忘不了自己曾经上过大学的事情，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但是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分子的酸气改造得干干净净，他变成了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彻彻底底的农民。农村的劳动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劳动是非常艰苦的，又苦又累又常常饥肠辘辘。在劳动间隙，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泛着酸水，大家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有一个老头给他们讲当年他在青岛的饭馆里当堂倌时见识过的那些名菜，什么红烧肉啦、大烧鸡啦，“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嘴巴，仿佛嗅到了那些美味食品的味道，仿佛看到了那些美味佳肴从天上飘飘而来”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还听到这个“老右”前大学生说起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都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同上。对于少年时代总是缺衣少食的莫言来说，对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这样的美妙传闻羡慕得直流口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记得我小时候听父亲说毛主席可以天天吃到肥腻腻的红烧肉的时候，也是口水都砸破脚趾头的。那时我比莫言的理想还要高一点，竟然妄想当一个像毛主席一样的人，可见莫言在饿得眼冒金星的时候打算长大后当一名作家也非常可以理解。很显然，这是一种本能的、形而下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冲动，必将为很多高尚的人士所鄙视，但我知道这是正常的，很多作家在还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内心里都涌动着类似的猛烈冲动。不同的是，莫言承认了这一点，而很多其他的作家进城之后，学会了说假话，把自己的尾巴夹在裆下，说起了道貌岸然的高调，最后丧失了写作的冲动。

　　对于一个农村的青年来说，一般只有两条道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除了去上大学之外，就是去当兵。十年“文革”，大学莫言是念不成了，只好走参军的道路了。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莫言“从十七岁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是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的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征兵，莫言幸运地通过也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的关系，给武装部部长写了一封信，请部长的儿子帮忙送去，“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同上。。

　　莫言对于自己生养于斯的那片土地，可谓是爱恨交加。在《超越故乡》这篇文章里，莫言写道：“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般的乡亲，那些凶狠狡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同上。当莫言1976年2月16日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他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他连头也没回。他感到自己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他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自己留恋的东西了，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二百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

　　然而，故乡就是故乡，故乡就是那种你可以反抗可以憎恨可以热爱可以潸然泪下但是无法选择的宿命的出生地。它笼罩着你，它让你对它爱恨交加，让你对它无可奈何，让你通过各种方法，重新记忆它、描写它、想象它。故乡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过：“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托马斯?沃尔夫讲演录：《一部小说的故事》，〔美〕莱利斯?菲尔德编，黄雨石译，北京，三联书店。实际上，对故乡的逃离，就是对故乡的另外一种回归。莫言写道：“两年后，当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就像托马斯?沃尔夫一样，故乡成了莫言心中的一颗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一个人无法脱离他的故乡，就像一条河流不能没有源头一样。只有这种真切的故乡的感受，才能给作家堆砌出施展拳脚的舞台。这样的一座舞台，各种风景事物，各种人物事件，各种声色记忆，都是作家的武器和道具。很多作家丢失了故乡，也丢失了自己的武器，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功的武士，徒劳地挥舞着一把纸糊的大刀，用锡纸抛洒营造的刀光剑影来吓唬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真正的读者，这种花架子不值一提。莫言的心中，一直装着“故乡”这锅酱汤，它在莫言的身体里发酵，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使他在外界的压力偏离自己内心的方向时，给他指引前面的路途。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是否要返回自己的故乡，如何寻找到返乡的路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实中大多数的所谓的作家，都迷失在城市和现代文明的声色犬马中，失去了心中的故乡和真正的情感，徒劳地为一些表面上的喧嚣所左右，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他们的文字，都是浮泛在浊流上的枯枝败叶，没有一点鲜活的色彩，更谈不上任何的生命力。莫言在写作冲动萌芽的前期，也为这种浮泛的思虑所牵制，总想表达一些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主题。莫言写道：“1978年，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我拿起了创作的笔，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小说，但涌到我脑海里的却都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楼般的，从我面前的层层海浪里涌现出来。故乡的方言土语，从喧哗的海洋的深处传来，在我耳边缭绕。”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故乡的声音如此众声喧哗，故乡的情感如此热烈，然而，为传统的文艺思想所控制的莫言，以为这种情感是有害的，他努力地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的诱惑，扭过头去，违背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写海洋、山峦、军营，写这种命定的主题和意象，但是他发现：“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抵制故乡的态度。”同上。像很多作家一样，“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我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我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同上。莫言在苦闷地反思：“就像渔民的女儿是蒲扇脚，牧民的儿子是镰柄腿一样，我这个二十岁才离开高密东北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了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同上。

　　革命的队伍就是锻炼人。莫言参军来到了渤海湾畔，除了站岗放哨之外，平时还是干自己熟悉的养猪种菜之类的农活。第二年全国恢复高考，领导以为莫言是高中毕业生，让他也参加了，报名的院校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结果，他虽然自我感觉不至于交白卷，还不错，但还是那些大约比他差多了的人被照顾上了大学。

　　1979年秋天，莫言从渤海湾调到狼牙山下，在一个训练大队当政治教员。“因为久久不能提干，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便拿起笔来写小说。”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那时候，临近部队的保定市有一个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叫《莲池》，莫言写完小说之后，“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终于，有一天，收到了《莲池》的一封信”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信上希望莫言能去编辑部谈谈。他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保定市。《莲池》那位编辑叫毛兆晃，五十多岁，穿一身空空荡荡的、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臭。他说莫言的小说有一定基础，让他改改。莫言回到部队后，感到不好改，干脆新写一个寄给毛老师，毛老师说，还不如上一个呢。莫言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在他不气馁，把两个小说杂糅到了一起，又送到了编辑部。这便是莫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接着，《莲池》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丑兵》。为了感谢人家毛老师，他知道人家毛老师喜欢养花养草养石头，一次进城，用一麻袋背了两块大石头送礼，足足有八十多斤。可谓是礼轻情义重，不是一般的重，因为他背着这两块大石头走了十几里路。这个礼物把人家毛老师吓了一大跳，毛老师说，他只需要拳头般大小的石头。

　　后来，莫言又写一组短小的水乡小说，得到了毛老师的赞扬，说是有点孙犁的味道，还让他去白洋淀体验生活。《莲池》发表莫言的第三篇小说《因为孩子》，“看起来写的是水乡风情，其实写的还是我老家那点破事”同上。。莫言在这里偷换了经验，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塞进了“水乡风情”的酒瓶里去。通过这次创作，他明白了：“摆着一副体验生活的架势下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同上。故意去“体验”的生活，其实不是作家本人的生活，而是外在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就是形似，而不是真正的情感流露。缺乏真情实感的小说，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一个花架子、空架子，像毛主席说的美国——是纸老虎。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先锋鲁迅先生，最早也是最彻底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写儿时朋友“闰土”的那篇小说，干脆就叫做《故乡》。其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都有坚实的故乡背景。鲁迅虽然是大才，但是他写城市背景的小说还是不如故乡背景的作品。中国另外一个拥有自己现实和心灵“故乡”的大家是沈从文，湘西就是他想象、虚构、美化、诗性的故乡。跟鲁迅的故乡不同，沈从文的故乡充满了桃花源的气味，飘浮着一种田园诗的气息。沈从文的“故乡”，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梦境的真实再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乌托邦。到了莫言这里，沈从文和汪曾祺那种诗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莫言的故乡，被一种深沉的苦难所笼罩，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让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虚构的桃花源，因为那不是他的故乡。沈从文迷恋自己的“乌托邦”边城，他把这个城市的污秽都排掉了，剩下的是唯美的东西。但是像鲁迅一样，莫言对自己的故乡爱恨交加。他对高密东北乡的爱甚至要比鲁迅对于绍兴的爱要深得多。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于故乡，对于那个他总是拿着东西去典当的当铺高大的铺台，鲁迅的内心是非常憎恨的。“阿Q”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恰恰是鲁迅故乡里乡人的形象的综合，鲁迅在他的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全副精力，把在故乡观察到的“国民”形象的各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到了阿Q这个人物形象上。在阿Q这里，鲁迅故乡里的所有那些人物，都被高度综合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便可以从阿Q这里读出“豆腐西施杨二嫂”“鲁四爷”“祥林嫂”“闰土”“九斤老太”和“赵太爷”这些人的影子来。我同样还相信，在鲁迅的故乡肯定有几乎是真实的、类似阿Q的人物存在。这些人物是活生生的，他们自动自觉地就要走进作家的小说里来。同样的情形出现在莫言的身上，只不过莫言一开始采取的是错误的排斥的态度而已。跟自己内心的呼唤作斗争，无疑是很痛苦的。一种外界先验的逻辑，通过潜移默化的蛮横方式，对作家和普通读者都造成非常大的压迫力。你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呢还是臣服于大众逻辑和政治逻辑，这其中的努力和斗争，有着非常激烈的形态。对于久已疏远了自己内心的作家来说，写点遵命文学倒也习惯成自然，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很快地进入某种古板的自动写作的程序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没有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反而是一件好事，他的内心的真情和体验这种实在情感的能力和勇气，反而不会被那种陈腐的气息所压倒，还多少为自己内在的冲动而感到疑惑。这种疑惑，在他寻找到自己的表达出口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1982年夏天，莫言被破格提拔为正排职教员，还调到北京的上级机关里工作。

　　此前的1981年5月，《莲池》发表了莫言的《售棉大道》；1983年5月，还是《莲池》，发表了莫言的《民间音乐》。这是两部非常值得一提的短篇小说，《售棉大道》被《小说月报》转载，产生了影响，《民间音乐》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表扬。1984年夏，莫言就“拿着孙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1984年秋天，莫言正式进入了军艺，算是来了一个曲线救亡，混进了大学，圆了一个旧梦。当时的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是个识货的人，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莫言：《我的大学》，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千里马虽然跑得快，也还得有伯乐给相相。前有毛兆晃老师，后有徐怀中老师，硬是把莫言这块璞玉给雕琢出来了。

　　即便是现在看来，《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也是不错的作品。《民间音乐》有一些很传统的观点，用“艺术”来反讽“商业”，用“瞎子”来对比“花茉莉”。在这部小说里，莫言还无法摆脱庸常经验的约束，但是小说里出现的乡村场景和场景描写的变化，开始出现了他的故乡情感的萌芽。《售棉大道》比起《民间音乐》来，在叙事上显然更胜一筹。这部小说通过一次普通的然而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惊肉跳的农民售棉的经历，来描写“杜秋妹”“车把式”“拖拉机手”和军嫂“腊梅”这四个人物。小说的观念上虽然还是很传统的，是通过歌颂“真善美”来抨击“伪恶丑”，最后，“伪恶丑”的代表“拖拉机手”受到了一定的感化。这一主题思想看起来并不新鲜，没有跳出大的路子，新鲜的是莫言在这部短篇小说里找到了自己表达的趣味和出发点。他写《因为孩子》，明白了体验生活是件荒唐事，而《售棉大道》，则调动了他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验我们知道，莫言在小学毕业之后，先是在家乡务农，后来他叔叔走了后门，把他弄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干活。因此，莫言有着对于收购棉花的真实感受。在《我的大学》一文里，莫言也提到了自己进入棉花加工厂的事情。，写起来比较清新自然，不造作。语言上，开始变得准确有力起来。这就好像一列火车，终于驶上了自己的轨道一样，虽然还开得不快，但是大方向至少还是没有问题了。

　　莫言自己说过，他的第一篇习作是写挖河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老地主准备搞破坏。这是别人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跑马，是虚假的写作，写得很痛苦很干巴很没有意思。从《售棉大道》开始，莫言开始探索着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遛弯儿。这里面，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记忆中，最重要的还是回到真实乃至真诚当中。莫言凭着自己的直觉，很快就对比出了虚假写作和听从内心写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听从内心的召唤，让他感到幸福，书写起来如鱼得水。就好像一个生锈的水龙头被一把巨大的扳手拧开了，自来水哗啦啦喷涌而出。就像美国作家辛格说的那样，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有一个小门，有些人在那么突然一下子之间就打开了这扇小门。莫言控制不住了自己。他按图索骥，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回到那个蛙噪蝉鸣的天地里去。这里面也有比较谨慎的试验——莫言为此写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莫言写了《三匹马》（1983年10月）、《大风》（1984年9月）、《石磨》（1984年10月）、《五个饽饽》（1984年10月）、《枯河》（1985年3月）、《秋水》（1985年4月）、《白狗秋千架》（1985年4月）、《断手》（1985年4月）、《老枪》（1985年4月）、《草鞋窨子》（1985年10月）等为数众多的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以他的个人情感为线索，再加上很多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和民间传说，杂糅在一起。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版图，开始呼之欲出。

　　在莫言的很多小说和散文里，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出现一个女孩子的形象，这个女孩子在他的笔下幻化成了很多的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他的“初恋恋人”。在《初恋》这部没有标明创作日期，但是据我猜测大概也是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里，九岁的“我”暗恋一个如花似玉的新进来的女孩子“张若兰”，最后向“娘”要了一个无比珍贵的苹果，准备送给张若兰。结果，他在一个草垛后面截住了张若兰，却张口结舌，怎么也拿不出来自己的苹果。张若兰对着他的影子吐了一口唾沫，昂然离去。在《白狗秋千架》里，这样一个儿童时代的恋女，变成了一个有三胞胎儿子和一个哑巴丈夫的可怜独眼妇女“暖姑”，她认命了，只求“我”给她留下一个质量优秀的种子。在一篇散文《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里，她又变成了王冬妹，跟“我”一起扮演了一回“财神”，弄到了香喷喷的饺子吃。显然，这个王冬妹就是“暖姑”的原型，莫言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夸张，只要原原本本地把积蓄在自己记忆中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行了。在散文《你好，福克纳大叔》里，她又被莫言还原成了石匠的女儿，插图本《封神演义》就是这个石匠家里的。大辫子的石匠女儿，是莫言的初恋对象。以这个女孩子为原型，小说里的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呼之欲出。我甚至怀疑，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我奶奶”的青春年少的形象里，很可能会掺杂有“石匠的女儿”的酵母在里面。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总是会在各种小说里改头换面地出现。同样，小说《爱情故事》里的女知青何丽萍，则改头换面又出现在了《丰乳肥臀》和《司令的女人》里。

　　在上面列举的那些1984年到1985年间写成的小说里，乡村、传说、母亲、爷爷、村里熟悉的人群和记忆中美好的人与事，都开始进入了莫言的叙述。这些内容，赋予他灵感和激情。他的创作，变得一发不可收。

　　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莫言的文学版图中的“高密东北乡”这个词语，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文学共和国的萌生。《白狗秋千架》里，“我”还是返乡的“成功人士”——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对于儿时的恋人“暖姑”来说，他的身份形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反差。军官的返乡，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象征。我们可以说，这个军官的返乡，同时也是莫言本人的返乡。在这部小说里，乡村的质朴、粗野、落后、荒蛮、愚昧和命运的巨大压力，都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出来。在小说的结尾，“暖姑”把高粱地压了一个圈，让白狗把“我”带来这样一个情景，无疑启发了《红高粱》里的那个“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经典镜头。

　　可以这么说，这个时期的莫言，已经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投资自己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搬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准备修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而后来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里胆大包天地把天底下所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都搬到高密东北乡来的出格举动，都以这些小说作为开端。

　　一九八五年，莫言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中篇小说以“饥饿”“贫困”和“欲望”作为最直接的表现对象，除了黑孩这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之外，小铁匠和小石匠的形象也让人记忆犹新。黑孩就是一个饥饿的载体，他脑袋大，脖子细，可能就是以少年时期的莫言自己为描写和回忆对象，因此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深藏的情感。少年和儿童的形象，在莫言的小说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总是通过这些小孩的眼睛，看到了很多被人们忽略的事情。同样，所见即所得，莫言本人也许就是所有这些小孩，他们是莫言的化身。有了这些化身，莫言变得非常轻松，轻松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红高粱》里，“我”父亲也是一个小孩；在《酒国》里，那个不知道是侏儒还是儿童的余一尺，可能就是一个成精了的儿童；《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到了中年还要叼着独乳老金的乳头吃奶。《四十一炮》里的罗小通，也是一个饿死鬼一样的人物。总之，在小孩的视角，大人的一本正经就变得滑稽了起来。这是一些貌似低智的小孩，通过他们，映衬出更加低智的成人世界。

　　根据莫言自己的回忆，在真实生活中，他偷了人家的红萝卜之后，看地的老农比较厉害，抓住了他之后把他的鞋子留下，交给了水利工程队的头头。然后，这头头就发动好几百人，对他进行了批斗。莫言在毛主席像面前，认了错。这个真实的事件，显然对他的精神有着极大的伤害，因此，莫言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都难以正式地把它写出来莫言在十二岁参加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曾经偷吃了一根红萝卜。为此，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认罪，回到家里还立即挨了一顿毒打。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莫言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具体的描写参见莫言散文《超越故乡之六?故乡就是经历》，《莫言散文》，第241~24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生存的苦难和不公正，自此以后，一直是莫言关心的中心主题之一，他通过饥饿的方式，通过渴望的方式，把这种苦难和不公正表达了出来。莫言说：“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也就是说，一旦正视这种苦难和不公平之后，莫言就真正找到了一把打开走向故乡大门的钥匙。莫言拥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语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对此，莫言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莫言：《故乡往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莫言有一个慈祥、爱憎分明、倔犟的爷爷，爷爷身上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故事，因此他通过这个神奇的爷爷，走进了火红的高粱地和久远的味道醇正的历史，让我们闻到了《红高粱》的馨香。

　　上面写到的是莫言自己的写作摸索，写到他怎么样从虚假的写作走向真实的写作，从表达他人的情感到叙述自己的内心。可以说，在各个方面，莫言都准备好了，他就是还没有彻底放开，对自己的探索还有些不够自信，这个时候，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及其“约克纳帕塔法县”出现在了莫言的面前。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对莫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据我的研究，还是福克纳大一些。记得莫言曾经说过他看到《百年孤独》是在他写出《红高粱》这些小说，已经拥有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共和国之后的事情，所以“马孔多镇”对莫言的影响应该没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大。实际上，作为一个虚构的地理版图，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对莫言当时还在试探和摸索的写作（尤其指上面提到的那些短篇的写作）有醍醐灌顶的功效。

　　莫言是在1984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同学那里借到《喧哗与骚动》的。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莫言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虚构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邮票那样大小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莫言：《你好，福克纳大叔!》，见《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从此，莫言的感觉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东西多得写不过来了。莫言得意扬扬地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同上。很显然，从莫言这里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小小的启示，那就是写作者最为重要的学习和训练，就是找到一道打开封存的记忆的闸门。

　　对于莫言来说，福克纳和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著名的咒语：芝麻开门！莫言打开了这扇大门，看见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

　　莫言的故事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莫言在这里，已经由一个青年农民质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作家。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打住。

　　现在，请想变成好作家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一句：芝麻开门！阿门！同时要做一个真诚的、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