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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 ———梁启超一、废科举倡新学
诚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也许不是一位实力强劲的政治家，但是他在教育领域的成就不可小觑。他既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又是一位教育理论专家。他先后开办了万木草堂、广仁学堂，写就了《教学通义》、《桂学答问》等理论著作，以及之后出现在《大同书》中的对未来教育事业的设想，都体现了康有为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热情。
在近代史上，康有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新式教育理念的学者，在他之前王韬、郑观应等人都曾阐述过废科举、兴新学的理论主张。康有为将前辈学者的学说汇集起来并形成一整套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融合了东西方优秀的教育理念，极具特色。
康有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生来就有思辨的能力，也有学习的能力。人与犀牛、虎豹比起来，虽然弱小却可以降服它们，原因就在于人有智慧。而人与人之间同食同事，为何又有等级之分？其原因就在于学习。读书人可以通过学习走上科举之路（且不论其制度如何），而目不识丁的农民终其一生都将被束缚在土地上。教育将人与动物分开，又将人与人分开等级，却将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教育在于启迪人的心灵，教人“觉知”，了解宇宙间的真谛，从而使民心开智。康有为意识到教育的落后导致了人民的愚昧，而人民皆愚，统治必然会衰落。同样地，施行愚民政策的国家也不可能有进步。综观世界各国，国与国之间的强弱高低归根结底还是智力的竞争，他指出“今万国之势，竞智而不竞力，竞生徒而不竞兵伍”，“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说的就是人才抑或教育对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很难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其政治思想剥离开。面对当时中国的严峻环境，维新派积极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深深地意识到教育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也不失为曲线救国的良策，“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穹理劝学”，并谏言及时兴办教育，“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立国也。”康有为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变化最为感兴趣。同为经受过西方列强欺凌的东亚国家，日本为何能在短短时间里崛起成为大国？善于学习、重视教育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自唐代起，日本便一直向中国学习，之后虽也有过闭关锁国和被大炮轰开大门的惨痛经历，但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一文中指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学会，有游学，五者皆以智其民也，五者缺一不可。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日人变法，注意于是，大聘外国，专门教习至数十人，小学有五万余所，其余各学皆兼教五洲之事，又大派游学之士，归而用之，数年之间，成效如此。”的确，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只有少数男子能够去学堂学习，自明治维新后开办学校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取得了难以预想的效果，原因何在？“以区区三岛地，当吾国十一，而大学堂七区，盖不以京城限也。若以吾国地论，则大学堂应有七十区矣。纵无七十区，而上海、广东等天下辐辏之所，亦应立为大学堂，以教学者。其小学教科书至精详矣，其官学公学所费至千万，乃至官给补助，小学者亦五十余万，而幼稚园、蒙学、工学、盲哑学尚不在内，其学费过我多矣。”在康有为的眼中，日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原因在于意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繁荣的积极作用。他不仅十分重视教育，还积极地付诸实践，教育国民并提高全民族的素养，从而使国家民族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诚如康氏所说：“近日本之胜我，亦非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康有为认为国人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战争之后，心中积聚着难以磨灭的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排外思想。排外并不能使国家富强，自卑只会让列强备感优越而愈加放肆。康有为试图利用教育使人们直面自身的不足，勇于学习，重新站立起来。中国人并不像列强眼中那样愚昧，纵观五千年的历史，优秀的人才层出不穷，且不说闻名遐迩的四大发明，墨子早在战国时期就总结了光学等物理原理，张衡发明了浑天仪，还有自鸣钟、地动仪等。而中国之所以逐渐落后于世界，根本就在于教育方法出了问题。八股取士的制度不鼓励人们钻研科学知识，只知道吟诗作赋等风花雪月之事，以为风雅。手工技能都交由脑筋愚笨的人去做，固然不会有创新。但凡有一两个智力和实践能力均有发展潜力的，政府、社会却不予认可，这一点充分表明并非是中国人愚钝，根源在于社会，在于制度。康有为意识到教育可以培养才学之士，再看今日之中国，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救国图存需要才学之士的鼎力相助，“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也”，改革教育便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入手点。
基于这一原因，康有为主张废科举，兴教育。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教育体制束缚、摧残了一代代读书人，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前进的脚步。他对此的批评十分激烈。在１８９８年写就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康有为列举了科举制的种种弊端，其最大的害处就是“令诸生荒废群经，唯读四书，谢绝学问，唯事八股。”八股逐渐束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令人们“皓首穷经，不学无术，窒息思想，扼杀民智”，学非所用，用则不学，大好时光耽误在些无用之事上，再加上出题人刻意刁钻，专出难题、怪题、偏题坑害士子，最终制造出如范进、孔乙己这样的科举废人，更不用说还有数以万计的童生“老死名场”。康有为在论八股取士时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诸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应试准备占据了大量时间，多少精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学八股的读书人完全不关心外部事物，其培养出的人才大都是“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对此，康有为将中国的沦陷归结于八股取士，“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说：“一项好的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第四书》中再次强调，如果不将八股取士废除，中国的现状就不会改变。因此他坚决主张废止八股，推行经济等六类科目，培育人才抵御外侮。康有为强调废除八股而非科举，可能他认为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根本上说还是可取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如考卷要封上卷头以防考官作弊等对后来的教育也有启发，真正坑害士人的并非科举而是八股。康有为在主张废止八股取士的同时，还积极策划、设计了新学的基本面貌。他在《奏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折》中说：“近百年间，文学大兴，普之先王大菲特力，聘柏罗斯于瑞士，而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者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学必应卒业者也。自是而入专门学者听之。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凡中学专门学卒业者，皆可入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自是各学，以普之国民学为师，皆效法焉。”他主张学习德国“强迫义务教育”的做法，立法规定年满六岁的适龄儿童必须去学校读书，如有违抗则严惩父母。
之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认为德国的义务教育非常成功，“德国之所以强，以人民皆任兵，人民皆入学故也。故最行强迫教育之法，令人民七岁必入学，小学之费令乡落人民任之，其不足者官助之”。此外，职业教育也非常有特色，“考德国所以致富强者在致精工学，专意工学校之教：一曰高等手工学，二曰工学，三曰专门工业学”。对教育的门类和科目也都有详尽的阐述。受德国先进经验的影响，康有为将学制设定为八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要学习文史知识、数学、地理、物理等课程。义务教育之后，年满十四岁的学生可以去县立中学继续学习。除了继续深入学习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项课程之外，中学还特别设立外语和实用知识的相关课程。康有为将中学学制设立为四年，又分为初等科和高等科，各两年。初等科毕业后可以选择进入专门学校学习技能，如农商、机器、矿产、驾驶等，类似今天的职业技术学校。中学毕业后学生可以选择进入大学学习，依照层级提高的原则，各省设立大学。特别是京师，要设立一所大学作为典范，这也直接促成了清政府创立京师大学堂。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建议将各地现有的公私书院、学塾等改为现代学校，各府、县的书院改为中学，这样就免去了重新建造学校的麻烦。除了国家应大力扶持教育发展，还应多多鼓励士绅捐助，国家教育人人有责。
康有为设立了“经学、哲学、医学、律学”等科目为大学科目。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康有为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无论是从事哪一科目的学习都应该积极地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学农学的就要下地干活，学商学的就要去市场做买卖，学矿学的就要深入矿山勘探，学医学的就要多参加会诊……这一提倡将从前的读书人从书本中拉出来，让他们参加到实践生产中，不得不说是一次大的进步。康有为这样依据层级将学校教育的等级划分开来，义务教育、中学、专门学校、大学，课程科目也逐渐加深，从侧重于技能的学习到偏向形而上的研究性学习，从某种程度说是科学合理的，放在当时的中国，这套教育体系无疑是最先进、最具可行性的方案，他的主张为日后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万木草堂的教育实践
１８８８年，中法战争前后，康有为趁着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试图向光绪帝递呈一本五千多字的奏折，提出变法维新、挽救危局的主张。但这次上书却在顽固派的百般阻挠下没有到达皇帝跟前，康有为也遗憾落榜，然而他却因为这次上书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声名鹊起，也算是他没有白白折腾一场。
１８９０年，康有为全家移居广州，这时他心中牵挂国家的前途命运，日夜“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昌天下”，希望能够为救亡图存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填补他内心的空缺与不安。于是他决定开办学堂，广招门生，为变法维新集聚人才力量，也为国家培育新型人才，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１８９１年，康有为在长兴里开办了学堂，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万木草堂，并写就了《长兴学记》作为学规，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学纲，四纲之下又拟定了若干学科。“志于道”包括“格物”、“辨惑”、“厉节”、“慎独”等内容；“据于德”包括“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等内容；“依于仁”包括“教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宜教感”等内容；“游于艺”包括“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等内容。此外还有“六艺之学”，即礼、乐、书、数、图、枪。从他所设立的科目中可以窥见，康有为依然继承了千百年来儒家的教学内容，其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儒家经典。传统教育理念仍是其主导教育思想。这与他后来大力推行孔教、强调思想教育的思想相一致。
试举几例。康有为所说的“格物”，即为中国儒家思想中关于认识论的重要概念，其含义为“穷究事物的道理”。其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段著名的关于儒家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使人诚心正心，修身齐家，从而追求儒家学说中的最高理想，即平天下。后经程颐、朱熹发挥后，格物致知在宋明理学中被赋予更实际的意义，格物即要探索事物的真理，它是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探寻真理的途径。而格物的方法就是要读书、探讨，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草木，格物穷理，知之愈广，“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康有为对此的阐释则是：“夫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学之难，由于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货贿什器，举目皆是，习之数十年，荧之千万人，非有勇猛之力，精进之功，摧陷廓清，比于武事，岂能格之哉？学者当视之如毒蛇猛虎，大小怨贼，念念在兹，芟除洗伐，而后能成金刚不坏身也。”他认为世间万物若想要全部格之，纵有万世之躯也是不能完成的，而聪明才智空被万物所累。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学圣贤之道的人多，得圣贤之道的人少的缘故。康有为将格物定为首要科目，即是要督促学生务必摆脱外物引诱，立下宏图志向，专心致力于学。其“格物”之核心依然没有脱离传统道路，也没有远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理念。康有为讲学过程中所涉及的西学并不系统，也没有经过深入探究，所以难免有粗疏之处。正所谓“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
最初，学堂只有二十几个学生，后逐年增加，到了１８９４年已经达到一百多人。梁启超这样评述康有为的教学：“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机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嘘，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康有为始终牵挂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希望能够为国家崛起培养人才，无时无刻不以身作则，对弟子要求极为严格。当时广东有不少以传授八股应试的学馆。其中不乏为了考中举人而埋头苦读的文生，但是也有纵情任性、沉迷赌毒、行为放荡的不肖之徒。康有为对此极为反感，他在万木草堂的门廊上挂起崇尚名节的堂训，闲杂人等不得出入；并且要求长兴学舍的学生严守礼规，不论寒暑一律着长衫，一看便知是康门弟子。此外，康有为还在《长兴学记》中提出了学者之“四耻”：一是耻无志，即以读书人没有远大志向为耻；二是耻徇俗，即以读书人受世俗风气熏染为耻；三是耻鄙吝，以鄙陋刻薄为耻；四是耻懦弱，以懦弱为庸人行为，读书人当自耻之。康有为以此四点作为学生的行为戒律，要时刻谨记。
三、开民主教育之先河
康有为的长兴学舍开办以后，由于录取、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等均新颖独特，渐渐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拜师。随着人员的扩充，学舍也一再搬迁，万木草堂最鼎盛时期“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康有为招收学生的方式很特别。梁启超曾这样记述道：“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以故学者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终身奉之，不变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盖在于是。”这种挑战学生思想“底线”的录取方法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开办万木草堂的几年时间里，康有为还不时地离开广州，或参加应试，或游览讲学，但从未中断学生的课程。康有为每次离开之前，必定要作好学习计划，并指派梁启超等学长照顾、辅导学生。如有不懂之处可以请教学长，梁等必倾力解答。万木草堂的学生张伯桢曾记载道：“光绪乙未（１８９５年），会康先生入都应春官试，草堂学务由学长代为主持。每日功课依先生所定章程阅书写笔记，有疑义则请益于学长。学长原为梁任公（启超）、梁伯隽（朝杰）二君，以任公、伯隽亦入都会试，改由徐君勉（勤）及王镜如（觉任）代理。君勉奔走国事，不常在草堂，由镜如独任其事。先生定制，学长每星期讲学一次。”有时候康有为出游的时日较多，学生若有疑问可与康有为书信往来。康有为虽不在草堂，但学生从未因此而荒废功课，依然是夙兴夜寐，学习一事从未断绝。
康有为的教学方法同样异于其他。据说，康有为每次上台讲课之前，必先让人敲鼓，听到鼓声的学生前来听讲。看到学生们坐满了，康有为讲得更加投入，妙趣横生，颇有名士之风。万木草堂的学生卢湘父曾回忆说：“万木草堂之教法志在培养有用之人才。其所讲授，非当时学者之所愿听，亦非读书不多者之所能听。草堂来学者，大都读书颇多，而志趣稍异者，故人才之萃于一门，非偶然也。”据说，康有为在讲堂上必讲刘歆伪经、今文经学、张三世和通三世等内容，确实是其他学者不愿意听到的。而且康有为讲课不用书本，也不写讲义，所有内容都在他的脑子里。据说康有为最喜欢讲的内容是《古今学术源流》，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从儒家思想到佛道渊源、从书法创变到诗词格律，再到清代学术，康有为的脑中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将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发展溯源理顺清楚，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博学广识和对典籍的熟练掌握。学生们跟着康有为的思路一路回溯，仿佛是在历史长河中畅游。张伯桢后来回忆道：“先生综博群籍，贯穿百氏，通中西之邮，参新旧之长。余从学之余，辄为笔录，积久成册，时用温习，回念师门，犹不胜时雨阳之感云。”梁启超则描绘道：“先生每逾午则升座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个个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酉覃酉覃然有味闻之而弥永也。”
学生们除了听讲座，还要读书做笔记，记下读书时遇到的问题和心得。据梁启超回忆，学生们要读的书除《春秋公羊传》、《论语》、《孟子》、《春秋繁露》等经典之外，还有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翻译的西洋书，以及严复等翻译家的译作，关于自然科学的译作也在阅读范围之中。康有为要求学生每半个月将笔记（即功课簿）上交检查，对其中学生提出的疑惑必悉心答复，绝无敷衍。学生的笔记本写满后即列入收藏，供新入学的后辈阅览。据说，康有为将家中收藏的历代书籍搬到万木草堂，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藏书室，也即图书馆。学生们可以借阅图书，学生们按月依次值班管理，负责借还业务。因馆中的图书包括康有为的珍藏善本，故学生们都很珍惜一个月的值班机会。卢湘父曾回忆说，其他同学在宿舍里闭户自修，而他却得以在图书馆饱览群书，对读书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万木草堂还设有一本《蓄德录》，学生们在上面抄录名人名言、名篇名句供大家传阅学习，扩展知识面的同时也能了解同门师兄弟之间的学术进展情况。
康有为还发动学生跟他一同编书。《孔子改制考》便是十几个学生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的学者著述仔细检阅，将其中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一一挑出并注明出处，作为资料备用。这种做法不仅督促学生读书并积累知识，还锻炼了他们收集、选择资料等学术能力，一举多得。
此外，万木草堂不设考试和年级，学业评定全凭学生们的笔记功课，学业指导和日常管理均由康有为和他指定的学长负责，梁启超、陈千秋、徐君勉等担负学长责任，对后辈有问必答，直谅多闻，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学习，营造出万木草堂互助学习、独立思考的教育景观和民主和谐的学术氛围。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实践其教育思想的行为引起当地保守势力的不满，嘲讽、讥笑甚至诋毁万木草堂的人不在少数，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顶受住重重压力，其毅力与勇气着实可嘉。曾参加过维新变法的张元济在《追述戊戌变法杂咏》里的一首诗中说：“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后来很多民主进步人士都对万木草堂赞赏不已，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从万木草堂中走出的仁人志士为后来的维新变法以及新思想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８９８年，清政府下令查封万木草堂，藏书室里的书籍也被焚毁，但是消灭的终究只是形式，新思想的种子已经种下，并且开始萌芽。梁启超这样评价康有为的教育实践：“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演讲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震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梁启超后来不无深情地回忆万木草堂的岁月时曾说：“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睞泛滥于宇宙万物，芒乎禯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噫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此言此景不禁令人想起曾点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美好景象，相比于其他的教育形式，万木草堂无疑是新思想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四、《大同书》中体现出的教育设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大同世界的各个领域都有设想和预测，当然也包括教育。在他的思想里，他始终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凭借的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教育。而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也是教育。因此，他把教育作为救国的手段，把教育看成是通向大同世界的桥梁。康有为主张“去九界”，与教育都有些许关联。例如“去家界”，灭家族后儿童由政府供养，提供义务教育；“去种界”，则是要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其他人种的素质水平；“去形界”中提倡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去产界”之后，设立农工商学校，产学相结合等。
康有为设计了一整套的教育程序，人自出生至二十岁的培养和教育都由政府统一承担：“一曰人本院，凡妇女怀妊之后皆入焉，以端生人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赡养。二曰公立育婴院，凡妇文生育之后，婴儿即拨入育婴院以育之，不必其父母抚育。三曰公立怀幼院，凡婴儿三岁之后，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怀抱。四曰公立蒙学院，凡儿童六岁之后，入此院以教之。五曰公立小学院，凡儿童十岁至十四岁，入此院以教之。六曰公立中学院，凡人十五岁至十七岁，入此院以教之。七曰公立大学院，凡人十八岁至二十岁，入此院以教之。”
其中所谓的“公立怀幼院”类似于今天的幼儿园，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蒙学院”、“小学院”类似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承担着启蒙、发智的任务，“养体为主”、“德育为先”；而“中学”在所有的教育阶段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主要任务是“养体开智”、“智德为重”。康有为要求学生十一岁离开“小学”进入“中学”，至十五岁而出。他认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处在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品德、人格的形成时期，还是为日后一生的学业打基础的时候，因此抓住这一时期的教育至关重要。日本、德国等国家强迫义务教育是合理的。大同世界内人人平等，二十岁之前均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进入“大学院”的人们有机会凭个人兴趣选择一门作为深入研究的专学。学成之后以其所学，推荐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工作，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此外，康有为还积极倡导学校开展音乐、体育、美术等素质教育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实属首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学生在培养高尚思想道德品质的同时，还应提高综合素质。康有为对学校体育、音乐非常重视，认为体质与艺术修养影响着人未来的发展。他主张儿童时期就开始体育锻炼，小学应有各种体育设施，如体操场、游乐场等，一味死读书对孩子有害无益；大学也应注重体育运动，如体操等，其目的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期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他要求学生平时注重音乐、体育的训练，将智育、德育、体育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梁启超对此评论说：“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
除了对教育体系的设计，康有为还考虑了各阶段教育的布局地点、师资建设等细节层面的问题。他认为人本院应设立在温度适宜、地势平坦、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地区，利于孕妇安心静养；育婴院要选择在环境幽静、气候适宜、更贴近自然的地区，目的是让婴儿成长于大自然中，以养婴儿之仁心；小学院则择山水佳处，不仅要建设明亮的教室，还有图书馆、操场、游乐园等娱乐设施，满足孩子爱玩的天性；等等。
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出身于教育世家的康有为将教师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他甚至将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都寄托在了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的身上。教师的高尚德行、优良作风对于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主张小学院的教师一律启用女性，因为小学院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幼年时期，需要女性母亲般的呵护与关怀。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温柔善良、更有耐心和爱心，对孩子的人格塑造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女性担当教师实际上是利用其自身优越性，既是教师，又承担了部分保育的责任，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而到了“中学院”，学生的生活可以自行料理，教师就不一定是女性，而是有才能者居之。这一阶段教师的责任是“导之以正义，广之以通学，绳之以礼法，虽于慈惠之中而多用严正之气”，重点在以正气影响青年，使其形成健全的性格和心理。因此教师必须挑选学问广博的贤德之士，为行谊方正、德行仁明、慈幼有恒者，只有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通达敬业之人方能承担起教导青年的重任。“大学院”分科即细，无论男女，只要是业务精深、学问精进的贤者即可担当大学教师。
康有为的大同教育理念是儒家教育思想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他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禁锢的教育体系，试图开创一条全新的道路，如其中对于教师的选择、对于教学环境的重视等，他的种种设想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世的教育理念也有一定的启发。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本身建立在乌托邦社会的基础之上，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合理的成分，如他对于人本院、育婴院等的设计，这种统一的、规范化的管理并不一定会收获好的结果，反而会因此而失去人才多样化的可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关于各个教育阶段的衔接，以及他对于德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