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动京师———维新思想掀起的第一次巨浪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而这一年对康有为而言也是极不寻常的。　

　　这一年，康有为带着梁启超一起到京师应试，快要到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当时康有为不仅因为日本人的蛮横无理而感到愤怒，更为中国积贫积弱且不思变法图强而感到痛心。想到之前自己披肝沥胆进言国是而横遭阻隔，他不禁感慨道：早用吾言，必无此辱。当时的时事已经更加的危急，旅顺失守，败局已定，朝廷派了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前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议和。一时间人们对这样的局势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都开始担心会有亡国之事，纷纷作着逃离京师的准备。可是康有为经过一番分析之后，觉得中国的情形无非是像土耳其一样，国虽危尚不至骤然灭亡，于是坦然入京。这就是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魄力所在，当大家还沉睡在酣然大梦中时他清醒地看到了隐藏的危机，而当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时他又能镇静地看到尚存的生机。　

　　张、邵议和未果，更准确地说，是日本政府认为他们授权不足而拒绝开议，其实是嫌他们级别太低，因此清政府不得不改派大学士李鸿章前往日本，全权代表清政府谈判。　

　　3月21日，《马关条约》尚未签订，但是条约内容已经传到了北京。得知向日本求和的结果是要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并且要赔偿两万万两白银时，康有为惊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们也都被激怒了，他们坚决不能忍受割地求和的屈辱，强烈要求清政府拒签条约。广东省得风气之先，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的地方，也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方，加之康有为自己是广东人，所以他和梁启超首先发动广东举人上书拒绝和议，紧接着湖南省举人也加入到了拒和的队伍中。此外康有为和梁启超还通过各种关系鼓动大家参与上书。国临大辱，知识分子自然是最先觉醒的一个群体，他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阵营，几天之内，接连向都察院递送奏章，举人们甚至还“围其长官之车”以请命，道路因此而阻塞的事情时有发生。台湾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康有为看到大家的情绪如此高昂，就联合十八省举人到松筠庵集会，当时参加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后，康有为奋笔疾书，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草拟万言书，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所谓“公车”，在古代是指官车，汉朝以公家车马递送应试举人，所以后来就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因为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书后来又有京城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和这份上书就以“公车上书”命名。　

　　上书情词慷慨地请求朝廷拒和、迁都、变法。他首先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对朝廷来说主动放弃它的臣民不仅是无能之举，更是无耻之举，必将招致土崩瓦解之患。而议和在康有为看来更是会“解散民体，鼓舞夷心”。他认为求和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只会使国人丧失斗志，而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各国可能会群起而效仿，中国要摆脱危机只能是变法图强。在上书中他还详陈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他直言辱既深患亦无穷，光绪帝宜速下三诏：首先下“罪己诏”，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群情激愤，皇上应该在这个时候下明诏，深刻反省，主动承担责任，以一个负责任的明君形象激励国人，一起抵御外辱，雪耻中华。其次下“明罚诏”，对那些主和辱国、尸位素餐、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阵战不力、闻风溃逃、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守御无备、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要严厉惩罚，以儆效尤。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则予以奖赏。明赏罚才能使人思进取而报效国家、畏获罪而不辱朝廷。第三则要下“求才诏”，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广罗人才，不唯科第，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大事。圣主恭责其身，朝廷赏罚既明，天下贤才得进，此三诏一下，士气必大受鼓舞，上下一心，共同御辱，中国方可真正地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除了拒绝议和，砥砺士气之外，康有为还建议朝廷迁都。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挟制，旅顺、威海卫失守，更使京师屏障全失，十分危险。他建议迅速迁都西安，这样就能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为谈判赢得回旋的余地，争取能不以割地为条件而达成议和，即使和议不成，都城不受到直接的威胁，跟日本宣战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迁都是为了躲避列强的军事威胁，是将衰兵弱、武器落后的无奈之举，所以康有为还提到了练兵一事。他认为要扭转中国屡战屡败的局面必须要注重选将和购械，选将宜选精壮勇武之士而非颓暮衰沉之人。具体方法上，他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再由各地选拔，这样定能选到优秀的人。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器械精利，才能有所倚恃。康有为认为精兵猛将、尖兵利器是御辱卫国的首要保障。　

　　以上几点都是最迫切最具体的“权宜应敌之谋”，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自强立国之策”在康有为看来还是变法。他指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清朝沿袭明朝的旧制数百年，积弊已经很深了，历代王朝中兴无不自改革始，更何况现在世界局势大变，外辱不断。他向光绪帝建议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清朝应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旧章了。　

　　纵观王朝制度的沿革，求同，改革是必经之途；环视列国政治，存异，改革为必行之事。变法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饱览西方书籍的康有为也自有锦囊，他提出了富国、养民、教民三策。　

　　关于富国之策，康有为提出发行钞票，广筑铁路，发展民营机器轮舟公司，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具体建议，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做法。　

　　关于养民之策，他指出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而康有为这里指出的务农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在于，他强调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并且建议成立茶学会等，这就使传统农业具有了近代农业的特点。在“劝工”一策中，康有为强调创造发明，这一点深切中国工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的传统工艺向来是重技艺而轻理论，重经验而轻创新。还有一点是中国一些很好的经验常常是家族式的传承，并不被普遍运用。康有为的建议中还提到了专利保护，这样就能使科学技术广泛地传播和运用。在“惠商”的政策中，康有为提出了“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的思想，这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他看到了资本输出的侵略实质。他指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而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中国宜采取措施“造物用以敌洋货”，兴商学以备人才，设商院以集商力，同时免除厘金之害，减少出口重税，畅通货物流通。在“恤民”一策中，康有为已经指出了基本生活保障对于社会安定和固结人心的重要意义。并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措施，如移民垦荒，设立警堕院和收养院等，对现在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教民之策中，康有为指出要普及教育，改革科举、量才录用，开设报馆通时务、拓心思，易风俗，提倡孔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这些具体措施之外，康有为还强调了中国君臣阻隔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设立“议郎制度”的建议，令国人每十万户公举一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作为“议郎”，行使“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商议和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利，并且为民主起见，“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议郎制度”虽然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制度，但是康有为在此阐述的这一思想中包含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因素，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他指出如果能实行议郎制度，中国即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　

　　上书的最后，康有为情词恳切地表示“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力图自强，则可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忍诟含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　

　　诚然，中国若能按康有为的设想由此奋起，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就能够摆脱屈辱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公车上书》气贯长虹，言辞恳切，见地深刻，既体现出康有为深厚的中国政治文化底蕴，也展示了他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民族出路的魄力，这是康有为新思想酝酿多年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主动承担历史使命的爱国表现，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一份伟大宣言。　

　　《公车上书》拟就之后，迅速在知识分子当中传阅，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士人群情激昂，排着长龙在都察院门前集会。可是，即便国内抗议的声势已经如此浩大，清政府也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1895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联名上书递送至都察院时，都察院以和议已签为由拒绝接收上书。木已成舟，举人们纷纷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努力了。虽然康有为还是竭力主张“力争以图万一”，但是响应者已经很少了。此前宰相孙毓汶畏惧形势不可控制，一方面，他派心腹去做举人的工作，恫吓利诱，瓦解联名阵营，使很多起初热情高涨的举人因担心上书涉嫌士人干政而不愿再冒风险；另一方面捏造事实，使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皇上，谎称海啸将沿海防卫设施摧毁，向朝廷施加压力，使皇上尽快达成议和。当时翁同騄还是主张皇上不要着急决定，并且给伊藤博文发电表示议和内容需要在国内公示五天。孙毓汶不满翁同騄的做法，声称如果不尽快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一旦他们怒攻京师，身家难保。听到这样卖国自保的言辞，翁同騄厉声驳斥道：“我难道不知道自爱身家吗？可是身为人臣，人人都只谈自己身家性命，国家怎么办？”孙毓汶于是另施手段，勾结李莲英，通过皇太后向皇上施加压力。事实既成，再多的报国热忱都只能化作无可奈何的叹息。　

　　虽然《公车上书》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它拒和变法的目的，但是它是康有为酝酿多年的新思想化作政治行动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在运动中，康有为不再仅仅依靠个人努力，而是看到了群体的力量，上千的举人们能够在封建体制下有此担当和壮举本身就是历史上精彩的一笔，它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它是一次日后维新不可或缺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