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公车上书》受到阻挠以后，很多起初参加联名上书的举人出于各种顾忌，不愿再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纷纷退出。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康有为跟别的举人是有所不同的，别人可能是出于一时的民族情感，一旦事情过去了，政治热情就减弱了。可是康有为更具有大无畏的精神，而且他看到了政治事件背后更深重的民族危机，所以更坚定了他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被皇上闻知的想法。可是这时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群体，所以他决定将上书的内容作一些修改，以个人名义再次进呈皇帝。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康有为的科考之路可谓坎坷，自幼熟读经书，被人称为神童，后又师从大儒朱次琦，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奇才，可是科举考试却屡试不中，秀才考了三次，举人考了七次，三十八岁始得功名，虽说不至于像范进一样疯掉，至少也是一件十分可喜可贺的事，可是个性十足的康有为并没有前往赴任。5月他迁出南海会馆，修改《公车上书》的部分内容，详尽阐述了变法的次序及原委，并递送都察院。可是都察院告知康有为，已有公职的依照朝例应该由自己所属的部门呈递，但是工部也因为一些人情上的缘由没有接收，最后是袁世凯表示愿意帮忙，此举赢得了康有为的好感和信任，但是最后袁世凯的上司荣禄也拒不接收。国难已如此深重，而中直谏言依然无人理睬，康有为失望至极，打定主意要离开京城。可是好友陈次亮、沈子培都觉得在当时外辱方深的形势下应该做一些比讲学著书更有实效的事情，在好友的再三挽留下，康有为在京城留了下来。康有为已经改变了第一次上书时单凭一己之力的做法，聚集各省举人共同吁请朝廷，可是结果依然以失败告终；已经取得了功名，再次上书也依然受到阻隔。这些事件一方面使康有为为国家蒙受耻辱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顽固势力的迂腐和强大。

　　这时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想要通过个人的努力一步登天地去筹划维新事业是不可能的，单凭一股临时聚集的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先使世人在思想上有所转变，才能在事情上有所成功。于是上书失败以后康有为积极奔走，希望中国能够成立学会，讲求政治。然而中国的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出于各种禁忌，为避嫌疑不敢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在陈次亮的建议下，康有为决定先通过报纸使朝中士大夫懂得成立学会的重要性，了解变法情由，形成开明的风气。

　　康有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一方面他虽然没有到工部任职，但是他已经被朝廷授予了官职，这与之前以布衣身份言政还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经过上书倡言变法一事，作为维新领袖，康有为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士人所熟知，甚至也引起了一些朝臣的关注。又有万木草堂的贤能弟子追随，佐其成事，这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另一方面甲午新败，国耻当头，人心思变。这两个有利条件使他办报和组织学会的活动得以开展，并发挥为变法制造舆论的作用。

　　他和门人先自行筹款，于1895年6月27日正式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该报的名字与英、美传教士在上海组织的广学会所办报纸同名。广学会的《万国公报》成立的时间比较早，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助于新报纸的发行。《万国公报》是形同《京报》的木板雕印的两日刊，由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主笔，委托民间报房雕印。在内容上，长篇主要是转载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的文章，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概况，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短篇多由梁启超主笔介绍变法思想。他们所印的每期报纸都随报房所印《京报》免费向朝中士大夫分送。起先大部分的款项由康有为捐出，后来陈次亮、张君立都来帮助他，但是期期都要用钱，累积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康有为一度有过典衣办报的窘困。但是办报还是如康有为所愿，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报开两月，议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朝臣士大夫中，慢慢地有些较为开明的官僚开始对变法的观念产生兴趣。帝师翁同騄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深受触动，开始向变法靠拢。他曾经来拜访过康有为，可是不巧康有为不在。但是得知这件事以后，他很受感动，主动去谒见翁同騄。见面后，翁同騄对1895年不代康有为上书的事情表示了真诚的歉意，说自己当时真的是不了解日本的情况，十分惭愧。为了共同的维新大业，康有为尽释前嫌，与翁同騄讨论变法之事，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最后翁同騄还向康有为索要他倡导新法的文章。当时康有为对朝中的权力架构并不熟悉，不知道皇上没有实权，所以他认为翁同騄可以利用帝师的特殊身份给皇上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思想上。他当面称翁同騄应当以变法维新为己任，广泛地推举贤能，促进维新大业。这时翁同騄才道出了原委，他说：“我与你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十年前我就听说过你，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我要跟你说的事情你要保密。皇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太后对他多有猜忌。就连皇上赏近支王公大臣点心，太后都要派人检查，看点心里是否藏了密诏。现在皇后也不许皇上过多地和我接触。即便是我在家里会见客人，都会有太后的线人窥视打探。所以我不敢频繁地会见客人，这实在是有难言之处的。”听完翁同騄这一番话，康有为才略略地知道了一些宫中内幕，但是没有仕宦经历的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其中的利害。朝中好不容易有人有变法之心，这是他政治主张得以实现的一线希望，所以他还是频繁地给翁同騄写信，希望他能推动朝廷变法。

　　在统治阶级上层寻找希望的同时，康有为也觉得舆论渐开，再次倡导建立学会的时机趋于成熟，于是7月底8月初他又开始带着阐述自己政治观点的文章到处游说，讲明建立学会的必要性，希望能从官员中争取到更多支持的力量。康有为的此番游说也确实联络到了一批官员，如袁世凯、杨锐、沈子培和沈子封兄弟等人，“即席定约，各出义捐”成立强学会。强学会设立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由陈次亮担任强学会的提调，张孝谦任帮办。列名的还有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陈仰垣、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等，共二十二人，帝师翁同騄、孙家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武将宋庆、聂士成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起初强学会的支持者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背景复杂，大多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使强学会一开始声势就比较大。大家各尽其力，翁同騄为学会筹拨了一台机器，各会员纷纷捐款，很快强学会就已经经费巨万。这使康有为大受鼓舞，他热血沸腾地亲自为强学会起草了序言。俄北瞰，英西衐，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惶惶，事势矺矺，不可终日。

　　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余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为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若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昔曾文正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尊攘乎？岂唯圣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托耶！

　　在序言中，康有为还是先强调了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危机，然后以被殖民和瓦解的印度、土耳其为例，警示会中成员乃至国中之士。又从中国历史中旁征博引，证明成立学会对国家变法自新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强学会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挽救时局的宗旨。最后他满怀激情地号召君子士人不要畏险自保，应积极参加学会，共同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力。从这篇序言来看，强学会不仅是一个讲学的团体，更是在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色彩，是维新派“欲开民智先开官智”，向朝士官僚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曾经说强学会的性质“实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政治团体便以这种复杂的形态出现了。它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开明官僚作为可以依赖的力量，没有自己的力量就注定了这个团体可能会遭遇轻易解体的结局。

　　成立之初，强学会还是以舆论为主，不仅每十日一聚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还“以报事为先”，积极地扩大报纸的影响。他们认为原来借用广学会名称的《万国公报》应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名字，而正好在报刊名称上英国教士李提摩太也向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异议，所以很快《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该报十一月初一正式出版，由梁启超和汪大燮主笔，每次发行量为两三千份左右，随《邸报》附送京官。

　　《中外纪闻》顾名思义是一份介绍西方知识、传播新学的报纸，它主要是编译西电西报，介绍各国政治状况，是维新派宣扬其思想主张的阵地，其中不乏激进的政治主张。当时还一度出现过免费奉送都有人不愿接收，重金酬谢都没人愿意代送的情形。尽管维新派一再声称他们只是为了广开舆论、富国强兵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但是其政治性还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会引起封建顽固派的警惕。不仅如此，甚至一些会员也会向这个组织发难，这就又要说到强学会成立之初，入会之人背景的复杂。他们虽然对向西方学习表现出了兴趣，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还只是开明官僚，大家在很多问题上的底线和根本的利益、立场还是很难融合的。这样强学会内部很快出现分化，甚至遭到激烈的弹劾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强学会遭弹劾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很多朝中大臣纷纷捐款，加入强学会，刚刚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也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却将李鸿章视为卖国求和之徒，拒不接受他的捐款。在合约上签字的虽是李鸿章，但那是大清朝廷的意思，李鸿章一人将战败求和的骂名背在自己身上，那是身为朝臣的耻辱和隐痛。康有为此举戳到了李鸿章的最痛处，他的张狂固执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

　　而关于此事，康有为在1896年《记强学会事》中是这样写的，学会之所以遭到弹劾是因为会中某官刚愎自用，遭到会员的厌恶，强学会在琉璃厂设立分会时将其置于局外，没有跟他商议，所以因为这样的冒犯而招来弹劾之事。

　　我们现在来看，康有为所言设立分会时的矛盾或许属实，但是事之成败一定是在更深刻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偶然性才能发挥作用的。个人恩怨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深层的思想分化和不同立场上的政见分歧恐怕才是真正的原因。

　　康有为这样说或许是在聚拢人心，希望挽救面临解散的强学会。他说“从来意见不合，足以害事，凡办大事必有阻挠，然新局凡百余人，大势已成……有两帝师从中主持，不日可以复开”。

　　事实上强学会在十二月初六遭到御史杨崇伊“植党营私”，“贩卖西学”，“请饬严禁”的弹劾后，很快就被封禁了，只刊出了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后来在一些会中人士的努力下，强学会改为了官书局，成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只做翻译之用，“渐讳时政”，排斥维新，完全失去了强学会倡导维新、力主变革的政治团体性质。京师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到顽固势力的打击时，曾有人劝康有为躲避政治风波，可是他没有轻易地放弃，而是出京南下，打算在上海建立新的强学会。当时上海是一个特殊而且重要的地区，不仅是南北枢纽，也是中西汇合之地，是康有为眼中最宜“合群”的地方。他带着这种政治上的期待，拜访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得到开明官僚张之洞的支持之后，康有为开始积极筹备上海强学会一事。不久上海强学会成立，康有为特拟《上海强学会序》。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今者海内多故，天子怒焉悯忧，特下明诏搜求才识宏达及九能之人、一艺之士，而应诏者寡。固搜访之未逮欤？得无专门之学风未启，有以致之耶？故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训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