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1章 大革命爆发时，舆论褒贬不一

　　没有任何历史事件能比法国大革命更让人捉摸不透了。它不断提醒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告诫他们要谦虚谨慎，不要对任何事情做出武断的判断。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影响深远、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了。

　　就连天才的腓特烈大帝 也不知道法国到底怎么了。可以这么说，他的手碰到了革命，但眼睛却没有看到。不仅如此，他仿佛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但实际上却成了革命的先行者和代言人。他没有看到革命正在迫近。当革命就在眼前，它和历史上的一般革命完全不同的那些特点，全都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大革命引起了整个欧洲的瞩目，它在国外催生了一种模糊的信号：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欧洲各国都怀着对变革和改变的希望，但这些希望并不真切，没人确切地知道大革命究竟应该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和改变。这种模糊的预感使普通民众的思想骚动起来，但各国的君主和重臣们竟然对此无动于衷。一开始，各国君主和重臣认为，革命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疾病，每个民族都会得病，它只是踩着邻居的尸骨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这是唯一的结果。如果他们确实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的；1791年，德意志的主要诸王齐聚皮尔尼茨城堡宣称，欧洲各国所有君主的权力都受到了法皇曾经受到的威胁，他们说的是实情，但实际上他们心底绝对没有这么认为。当时的秘密文件证明，这种说法只是个巧妙的借口，遮掩他们的真正意图，在大众面前粉饰自己。他们完全明白——或者自认为完全明白——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次暂时的地方性事件，只需渔人得利即可。基于这种坚信，他们精心计划，巧妙布局，秘密签订联盟协议，他们认为一定会有战利品，而且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很早就开始互相争夺。他们互相分裂又相互联合，一切就绪。总之，他们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唯独没有准备好接受事实。

　　英国人对自己的历史 仍然记忆犹新，已经长期享受政治自由的乐趣，所以能看清事实。透过浓雾，他们的确看到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稳步逼近；但是他们看不清它的形式，也看不清法国大革命到底会对世界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对英国的利益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大革命爆发前，亚瑟?杨格 正在法国游历，他感到有场大革命迫在眉睫，但对于它的真正意义却判断得绝对错误，他害怕大革命会使特权阶级的权力进一步增加。他说：“这场革命会提高贵族和教会的地位，恐怕会弊大于利。”

　　从大革命爆发第一天起，伯克 的心里就被恨意点燃，他痛恨革命，不过也曾一时犹豫过。他首先得出推论，就算大革命不能摧毁法国，也必将使其虚弱不堪。他说：“当下的法国，从政治角度看，必将被欧洲体系摒弃在外。很难判断她重新成为领袖大国的可能性，但现在我认为政治意义上的法国已经消失，而且更加确信的是，她要重新恢复以前的积极健康状态得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代法国人将来评价起自己的国家，会像那位古人说的一样：‘我们听说高卢人曾经也很骁勇善战。’”

　　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判断就会失准。大革命爆发前，没有哪个法国人知道革命将带来什么结果。在当时的大量陈情书中，我只找到两份带有对民众的畏惧情绪。其他所有人害怕的是贵族——当时还叫国王家臣——继续保持压倒性的特权。人们评价三级会议太过软弱，而且为期太短。人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暴力威胁。贵族对此则尤为担心，几份陈情书要求：“瑞士卫队 应当宣誓绝不把枪口对准公民，即使发生暴动和暴乱。”只要三级会议能自由召开，一切弊端都会被会纠正。必须施行的改革很多，但做起来并不困难。

　　但是大革命在按自己的步子往前走。魔鬼奇异恐怖的头部慢慢显现，革命摧毁了政治结构后又开始摧毁社会结构。它开始变革风俗习惯、法律，然后要改变人们的说话方式；在粉碎了政府机器之后，它又开始动摇社会根基，甚至亟不可待地要和上帝清算一把；大革命很快就跨过了政治界限，开始用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手段、一系列全新的战术和谋杀性的口号（皮特称之为“舆论武装”），打倒帝国的一个个地标，打碎一个个皇冠，压迫所有的臣民，而且最怪的是，民众可是革命争取的对象啊！直到发生这一切，人们的心理才开始发生一点变化。各国君主和政治家们开始认清：起初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件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历史事故，但结果它竟如此新奇，和曾经的所有经验截然相反；它波及如此广泛，如此恐怖，完全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以至于在它面前，人会丧失理智，根本不去仔细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人当时认为，一定存在某种未知的力量，它自生自存，没什么东西可以给它加分，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使它削弱，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的脚步，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而且，这股力量会把人类社会推向最后的彻底分解。德?梅斯特尔先生在1797年评论道：“法国大革命有点儿撒旦显灵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在大革命中发现了上帝之手，并得出结论说：这是上帝的恩泽计划，要革新法兰西民族，而且要革新整个世界的人类种族。几个作家被某种宗教恐慌攫住，就像萨尔维见到野蛮人时的信仰恐慌一样。伯克沿着自己的思想继续论证，他宣称：“法兰西不止没有了政府，还完全丧失了社会秩序。法兰西民族从帝国子民一下子变成了一堆清一色面孔的旁观者。在周边的邻邦强国看来，法国不是在经历灾难和恐慌，而变成一个非常值得同情和侮辱的对象。君主制被干掉了，但从君主制的坟墓里，走出来一个巨大无比、力大无穷而且面目狰狞的怪物，一个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挑战人类一切心理防线的怪物。这个怪物直奔它想去的地方，不惧危险，从不停下看看自己到底破坏了什么，它无视一切一般原则，蔑视一切常规手段。这个邪恶的幽灵的存在和生存，靠的不是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惯性。人们接受它，不是因为从本性的原则可得出结论：它的存在符合个人的幸福原则，而是惯性说服了人们：它符合自己的日常行为模式。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摧毁。”

　　法国革命确实像当时的人们感觉的那么异乎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想的那样史无前例、摧毁一切吗？这场奇异而恐怖的革命的真正特点和真实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现在，大革命已经非常遥远，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情迷的激情早已远逝；同时大革命离我们也不算太远，所以我们可以近距离深入剖析大革命的精神。再过些时间，人们就很难两者兼顾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革命的初衷就会消失，会由于自身的成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看来，现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好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观察和判断那个伟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