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攻击教会，在大革命催生的激情中，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燃起的，而到最后一刻还迟迟不肯熄灭。后来，人们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被迫以奴役换安宁，但到了这种地步，人们还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完全控制住了大革命的自由倾向，但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制服它的反基督本性。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些人认为，对上帝的不敬是为了补偿自己当年所受的委屈，自己当年对没品的小官都要唯命是从啊！虽然他们早就抛弃了大革命中自由、尊严、自豪的所有信条，却坚持以不信上帝作为对大革命精神的祭奠。

　　但是，今天的人们不难明白，对宗教的战争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侧面，是大革命全景中一个虽然引人注目却瞬间冷却的特征，是大革命前各种思想、激情和突发事件的暂时产物，而绝不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

　　人们常把18世纪的哲学体系看作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很有道理，确实，18世纪的哲学中带有深刻的反宗教性质。但是只要仔细观察一下， 你就一定会看到，18世纪的哲学其实有两个完全彼此分开的部分，它们是截然相反的。第一部分包括各种新锐的思想和革新性观点，有关社会等级、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等，比如人类生来平等，所以应该废除等级、阶级和教职人员的一切特权，比如民众权利至上，社会权利至上，统一的规章制度至上……所有这些信仰不仅仅是大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等同于大革命本身，它们是大革命最根本的成果，从时间长度上来说则是大革命最实在、最持久的功绩。

　　18世纪哲学的第二部分是和教会开战，哲学家们攻击教士、各等级的教会、教会机构和基督教义，而且为了彻底推翻教会结构，他们还试图把教会连根拔起。但是，既然这部分哲学产生于革命持续摧毁的各种现实中，它就应该和自己摧毁的各种现实一起逐渐消失，并最终被大革命的胜利埋葬。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儿，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另外我还要在下面的章节中专门论述这个重要的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强烈的仇恨情绪，并不是因为它是宗教，而是因为它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不是因为教士们要代天巡狩去管理来世，而是因为他们是现世的地主、领主和行政官员，还征收什一税 ；不是教会不该在新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里占据高位，享有特权，势力爆棚，而这时旧社会正在土崩瓦解。

　　时间已经证实，并每天都在证实着我们眼皮子底下的这个真理：随着大革命的政治成果逐渐巩固，反宗教事业已经随之告罄；随着大革命攻击的旧政治制度的土崩瓦解，大革命憎恶的各种特权、大人物、阶级被彻底消除，不复存在，所以旧社会激起的仇恨，已经作为旧社会最终消失的根本性标志，日渐减退；最后，旧社会垮台了，教会日益从旧社会中分离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教会在人的精神世界里逐渐恢复从前的地位，而且比以前更加牢固了。不要以为只有法国出现了基督教复兴的现象，欧洲革命之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会都一一重新振兴了起来。

　　如果你觉得民主社会和宗教天生就是死对头，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根本没有任何教义敌视民主社会的精神，反而，各大宗教里有很多东西是大大有利民主社会的。而且，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民众的心中始终都深深地扎根了一种本能，它就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人心是宗教的居所，就算那些早已消失的宗教，也是因为信奉它的民族已经灭亡。如果各种制度要顺应民众的思想感情，却要把人的精神推向不信宗教，这岂非怪事？

　　刚才我对宗教的议论，同样适用于社会权力（政府），而且更加适用。大革命一下摧毁了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机构，推翻了束缚人的一切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会误以为，大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毁旧社会秩序，而是要摧毁一切秩序；不是要摧毁某一政府形式，而是要摧毁政府（社会权力）本身。他们错误地断定，大革命的本质特性就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敢说，这只是蒙骗眼睛的假象。

　　大革命开始后半年多，米拉波 私下致函路易十六：“如果您把比较一下新旧两种形势，就会得到慰藉，重新获得希望。国民议会颁布的法令中，尤其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法令里，有一部分很显然是有利君主政府的。取消高等法院、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这对君主权力都是大大加强的。如果黎世留 看到，现在只有一个阶级，一个市民阶级，他会十分高兴的，因为这种平等只是表象，而且这种平等更加有利于权力的执行。多少位先皇都曾用强权加强国王的权威地位，但各个世代的努力之和都没有大革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得更有效国。”他对大革命的这种解读，和那个领导另一场大革命的人 的理解颇为相似。

　　从一开始，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不是要改革政府，而是要废除旧社会形式。所以，它对一切现存权力展开攻击，摧毁一切原有的大人物，干掉各种传统，变更风俗习惯，总之一句话，它要涤荡人的头脑，把一切曾经需要尊敬和服从的条条框框统统扔进垃圾堆里。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这么特别，这么无政府主义的原因。

　　但是抛开这些碎片，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中央政权，把之前分散在社会各处——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和个人——的零散权力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力全部纳为己有了，这些零散权力全部被一个统一体吸收和吞没。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和它相提并论。大革命创造了这个全新的权力形式，或者不如说，在大革命的废墟里，这种新权力形式自动长了出来。可以说，大革命建立的政府十分脆弱，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它可比自己推翻的政府形式要强大得多。它既脆弱又强大，而且这脆弱和强大来源于同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会在下面详加阐述。

　　米拉波看得很透，他透过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的迷雾，一眼就瞄定了这个全新的权力形式，它简简单单，但无所不包，而且运行起来非常有秩序。当时的民众可是看不到这个庞然大物的。但是，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都明白了这种新形式的权力到底有什么好处。而且今天，各国的君主仿佛只能看到它的好处了。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法国新制度的羡慕嫉妒恨，而且，不仅大革命孕育的人们对新形式十分推崇，就连那些曾经和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视大革命的人也加入进来，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努力废除各种特权和豁免权。他们致力于融合不同的阶级，使社会的不同等级趋于平等，官员代替了贵族，统一的法律代替了地方性规章，统一的政府代替了支离破碎的众多权力机构。在这项革命事业中，他们都兢兢业业，恪尽职责。遇到什么障碍，他们还会借用大革命时的手段和口号，他们偶尔还会煽动穷人反对富人，教唆平民反对贵族，鼓动农民反对领主。法国大革命既是他们的伤痛，又是他们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