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传统的脱离，首先是从对儒学长久的、持续不断的疏远和批判开始的。儒学给予中华民族的束缚，它所塑造的畸形，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必须挖掘它的精髓，发现它与整个现代潮流而不仅仅是西方思想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领悟，儒学说到底是收敛的、克制的，它的中庸之道是讲文化辩证法的。

　　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

　　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孱弱衰败完全归咎于她的文化之核，那么同时也应该把她全盛和辉煌的历史部分加到一起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长期形成的对儒学的批判，其原因极为复杂。其中有针对一种学术的检讨，也有民众对正统的迁怒，甚至还有流派的偏见；但这当中最为主要的，是混淆了儒学和儒学操作的结果。儒学的庙堂化过程，也是走向符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任何批判都应该包含了梳理，但不幸的是这种持续了一百年的批判越来越走向了批判其操作结果，而不是批判儒学本身。滑稽的是，几十年来耳熟能详的一些儒学批判“话语”，已经与真正的儒学没有了任何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与学术都需要面对历史的挑剔，都不能享有豁免的特权。但是对于儒学的不恭以至于深恶，并不完全是一种批判活动的大面积蔓延造成的。这里面当有更为深层的人性动因。这就回到了享乐与节制、放纵与收敛的一个敏感性话题。

　　儒学从根本上反对抓住现世尽情享受，当然是极不让人愉快的。但它能够让我们的世界持续发展。

　　过度消耗，不计后果的竞争，对技术的膜拜，对商业规则的绝对服从，恰恰与儒学的要义相抵触。

　　今天，由于我们的作家们极其害怕沾带保守因子，急于加入世界性的对话，也就只能附在长长的物质主义拉拉队的末尾。

　　禁欲或纵欲，禁锢或开放，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思维总在两极里碰撞。结果是，我们舍弃中庸学说，贬低不偏不倚和无过不及，完全不能进入它的辩证法的核心。子思解释中庸时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倒也的确是对付匆忙旋转的现代世界的良策。可怕的封建宗法势力对儒学的遮蔽和改造、嫁接与阉割，将与之对抗的知识体系纳入其中的全部过程，真像是一个可恶而高妙的故事。可悲的是至少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个故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物质和技术主义者对这个世界丧失了诗性的理解。他们使用的数字逻辑生硬而冷酷地割裂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完整的世界。这里面没有了儒学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当然也不会尊诗为经。能够诗意地、真正积极地面向这个世界，正是儒学最深刻的方面。

　　西方文化中置“人”的利益为中心、唯一和首位，分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统一性，这种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方法恰恰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而儒学的“天人合一”突出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时下的物质主义者把一切能够稍稍进入事物的复杂性、辩证性的思维方法，一概斥之为陈词滥调。他们正是通过最为通俗和迫近的物欲享受的切口，去拆毁世纪末人类的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