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智识阶层更多地居住在城里，所以他们能够敏感地体味所谓的“数字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含意。现代传媒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沟通的同时，也让人丧失了思考沉浸的空间和独立想象的可能。
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或许要警惕自己变为一个时髦群体、一个浮浅喧闹的喝彩者。恰恰是今天，我们必须一再地提到文字的作用。因为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文字理应显示自己在现代交流中的核心力量和主导性质，进一步提醒和确定自身与声像技术的区别，担负起提高一个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责任。
任何一个时期，离开了对思潮、特别是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和质疑，就会失去一个时代的伦理依据。在今天，大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关注和认识基层，特别是广袤乡村的边地山区——因为现实生活既可以做任何知识的化学测纸，同时也是它们的主要来源。所谓时代的伦理和时代的深刻，实际上也正是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切地关心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