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与冯玉祥

　　蒋中正（介石）和冯玉祥（焕章），曾是左右民国政局、极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分别代表中央军（黄埔）、国民军（西北）两军系的领袖。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之西北军故旧，除少数几人留在政治舞台外，多数都过着退隐式的生活。有关西北军的史料，面临被扭曲或湮灭的危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之初，郭廷以所长别具慧眼，在进行“口述历史”计划时，首先搜集以冯玉祥为中心的西北军史实，对来台之西北军将领，如石敬亭（筱山）、熊斌（哲明）、秦德纯（绍文）、刘景健、孙连仲（仿鲁）等进行访谈，希望在他们的口述中，挖掘出过去未见诸文字的秘闻，抢救一些最珍贵的直接史料。可惜，由于当时政治禁忌太多，被访谈者，语多保留，未能畅所欲言。

　　无独有偶，刘绍唐先生在1962年6月创办了《传记文学》杂志后，也有计划的在发掘与西北军有关的史料，对西北军名将的回忆录、传记等不断的刊布，在专书方面，已出版：《秦德纯回忆录》、《刘汝明回忆录》、《张上将自忠画传》、《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冯玉祥传》、《西北从军记》等；又发表了很多篇有关将领的传记，如：赵登禹（舜诚）、佟麟阁（捷三）、鹿钟麟（瑞伯）、韩复榘（向方）、石友三（汉章）、张之江（紫岷）等，保存下许多珍贵纪录。

　　民国初年，军阀及政客结拜的风气甚盛，要皆基于本身一时之利害而订交，故反目成仇者，屡见不鲜，蒋介石、冯玉祥二人也未能例外。蒋介石拉拢冯玉祥为其消除异己，完成统一大业；冯玉祥则借重蒋介石的势力来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地盘；可以说是各有所图。他们自1928年2月18日在郑州换帖，到1948年8月31日（或作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Odessa）港附近俄轮“胜利（Pobeda）号”上，以放映电影起火而被焚死，二人“异姓兄弟”的关系，维持了二十年又六个多月。在这二十多年中，他们二人，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握手言和，反覆较量，可以说恩怨一直不断，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彻底决裂，盟兄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绍唐社长深感蒋介石、冯玉祥二人之分分合合，影响民国政局至大，有意辑录两人公私来往函电，酌加注释，除将已搜存者先在《传记文学》发表，并吁请读者、专家就所藏所见者予以增补；俟搜集有相当篇幅后，再编为专书，当为民国史上一项重要史料。笔者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奉邀参与此项工作。兹先就蒋介石、冯玉祥二人交往的大概情形，作一简要说明，供作参考。

　　蒋冯的崛起

　　孙中山先生为建立革命武力，于1924年6月成立黄埔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任校长。同年10月，军校学生平定广州商团事变，开始崭露头角。1925年2月，蒋介石率军校教导团及粤军第一次东征，连战皆捷；6月，讨平杨希闵、刘震寰之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在广州既能控制局势，乃于7月1日取消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下设有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及汪兆铭（精卫）、谭延闿（祖安）、胡汉民（展堂）等八人为委员。为统一军政，各军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党军改为第一军，以蒋介石为军长。自此奠下其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

　　冯玉祥出身行伍，以治兵甚严而闻名；惟性多疑善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事爆发，冯玉祥以直系部将，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笠僧）、孙岳（禹行）两军会合，号国民一、二、三军，趁机倒戈，反吴佩孚（子玉），发动“首都革命”。从此，国民军则成为新兴崛起之独立军系。1925年1月，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取消国民军名称，以后即称“西北军”。

　　“首都革命”后，冯玉祥依照与胡、孙之约定，电请中山先生北上解决国是，并联合奉系拥段祺瑞再起为临时执政。未几，以争地盘故，又展开新的权力斗争：先是直系与国民二、三军联合讨奉，冯玉祥之国民一军则暗联郭松龄叛张作霖，激怒奉系，因演成直奉弃嫌修好，联合讨冯。冯玉祥一举树立直奉两大强敌，又因处置直隶地盘问题，内部也发生了意见，遂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只身经外蒙赴俄乞援，并与南方之国民政府互通款曲。1月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曾联名电劝冯玉祥，谓“时事多艰，请消退隐。” 

　　南北呼应　互蒙其利

　　1926年初，由于奉直在华北夹击国民军，定要将其打倒；蒋介石认为国民军被打倒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国民革命军，乃于2月24日提议早定北伐大计、应援西北国民军案。3月31日及4月2日，冯玉祥之代表、前同盟会员马伯援到广州，分谒代理国府主席谭延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谓国民军必与国民党合作、解决国事。翌日，蒋介石即上书国民党中央，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他认为：国民军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灭前，英、日两国必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故应联络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势力；并于三个月内出兵北伐，在吴之势力尚未充足之际，一举而占领武汉。4月1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致函冯玉祥，谓决积极筹备北伐，期会师中原，共定国难。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4月30日，蒋介石又与中央执监委会商北伐计划，主联合冯、阎（锡山）以牵制奉军。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6月11日，冯玉祥复电谓：“我救国军队非会师武汉，不能达救国之目的。”即派李鸣钟（晓东）、刘骥（菊村）全权赴粤会商。 此前，冯玉祥已与国民党人多有往来，但与蒋介石之互通函电，可能自此始。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7月9日就职，即誓师北伐。从此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

　　北方的军阀混战之际，国民党在广东趁机发展。蒋介石誓师北伐时，国民军正与奉直联军酣战，尤以南口之役，至为酷烈，吴佩孚的大部分精锐，被吸引、牵制在北方，削弱了两湖的防御力量，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北伐军因得势如破竹向北推进。蒋介石心存感激，后在国民军联军南口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中致词时说：

　　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几下桂趋湘。彼时正西北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遂长驱北上，冲破长（沙）岳（阳）。后日西北同志，虽退绥（远）甘（肃），而北伐大军，已以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烈士；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 

　　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蒋介石如约于7月出师北伐，克湘、鄂，围武昌，迫吴于8月移兵南援，与北伐军相持于武胜关，因此得解国民军之难。冯玉祥也曾表达过感激之意：

　　回想客岁蒋总司令介石同志，不避劳苦，决心北伐，故能得今日革命伟业，不但救军阀虐待下之民众，亦且救我西北军。 

　　双方在战略上的密切配合，收到了互蒙其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