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祸乱相寻。张发奎、俞作柏等之叛变，甫告敉平，而西北冯部残逆，又乘暴俄之侵凌，而张皇倡乱，危害国家，重苦吾民，莫此为甚。中正受命中央，讨贼戡乱，责无旁贷，安内攘外，死生以之。唯念今日之政府，为全国国民之政府，而今日之讨逆，不仅为吾全国国民求治而讨逆，亦且为吾中华民族自卫而讨逆。乃知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故今日西北之叛乱，乃为一切危害国家民族之封建余孽，相与暴俄共党，勾煽结合，以图最后之一逞。实为我国存亡人民祸福最大之关键，亦即革命与反革命最后决胜之一战耳。事根本之所系，尤在乎全国之人心。必欲全国人民，以真确之目光，观察国家之现状；以公平之心理，体念革命之环境；依其必然之认识，共为一致之努力，百折不挠，共御外侮，勿使敌国以我民族无国家观念为可侮；沈毅坚决，制裁反动，勿使叛徒以我民族无革命常识为可欺，而后叛变可以永弭，外患可以立消，国事或可不重烦兵革，布其区区，唯我全国同胞共垂察焉。慨自北伐完成以来，中央与国民政府之唯一政策，曰和平统一，此不仅布之简书，为全国同胞所共见；一年以来，实始终守之，而未尝或渝。春间桂系抗命，中央为保障统一，不得已而用兵，犹力求平乱之迅速，避免战事之延长。其后冯玉祥相继谋叛，中央乃运用政治之力量，不欲再起兵戎，以苦我同胞。

　　于是冯玉祥卒为社会心理与革命环境所裁制，自知其势穷力蹙，乃不得不离其部队，流寓太原。于是西北叛军，始得表示服从中央命令。中央则不惜恕其既往，而悉予收容。此中央笃守和平统一政策之见于军事者也。其在党务方面，亦力求集中一切同志，泯绝过去之猜嫌轧轹，共秉总理之遗教，一致努力于训政实施之工作。前劳可念，则务从其宽，纪律之行，则力求其恕。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虽澈悟于整理之不容缓，然对于有历史关系者，仍表示一致之尊重。即对于违反主义酿成共祸之负责诸人，亦只取消其党籍，而不事追求。三次代表大会之公意，不啻为一年以来之和平统一政策，更加一层之保障，固将以宽大造成和平之基础，以和平厚集建国之力量。一年以来，中央与政府，所为委曲求全者，无非以国基初立，民困未苏，第一要义应使国家安全，民乐其生，确立社会之秩序，推行一切之建设，使主义不托于空言，人民胥蒙其乐利，而后消耗国力之战祸，得以永弭；共产党徒杀人放火之煽动，无自而起耳。何图政府千方百计以求保和平，而冯系封建军阀之野心终无感格之可能。党内虽力求宽大与容忍，而造成杀人放火巨祸之罪魁，亦终无悛悔之一日。迨至今日，背叛党国之改组派，封建余孽之冯系叛将，以及国内一切不逞之反动份子，遂相与起伏呼应，不惜勾结暴俄，联合共党，对于国家肆行其捣乱与破坏。凡中央顺应人民心理，力求相安之所为，胥为此日变乱之厉阶。此固为中央所惭惶而不安，亦必为吾全国同胞所澈悟而痛心者也。吾同胞其识之。

　　西北叛乱既起以后，欲求恢复如本年五六月间第三次中央全国时代之状态，已非短期间所能为功。彼时桂系已告肃清，西北变乱亦就解决，国内欣欣，乐生望治，咸认为自今以后庶无战祸。二次中央全会之决议，悉为实施训政建设之具体方案与步骤。中央为厉行国军编遣，复召集编遣实施会议，分区执行，力求贯彻。其对内则致力于训政基本工作，一面颁行各种自治法规，开始训练人民之自治。一面复颁布清乡剿匪条例，期于肃清土匪共祸，谋初步生活之安定。至言对外，且注全力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从事于主权之收回。凡此种种，虽未能旦夕以计功，亦庶可循程而责效。岂意反动将领，竟不顾国家人民之利益而突起叛变，更不意改组派不顾国家地位、革命前途，而有此扰乱大局之行动。坐令社会秩序重起纷乱，国家地位再见动摇。使二中全会时代之状态不能再现，使实施建设之程序无从进行，挫阻横生，战云再起。嗟乎！吾同胞思之！此为政府无力建设或无意建设乎？抑反动派不使国家有安定建设之机会乎？政府之讨伐反动派，为不惜和平之破裂乎？抑为保障国家人民利益计，有不容不忍痛一割者乎？由此次所得之教训，中正敢言，非根本消灭专与国家人民利益为敌之反动军队，则国家决不能宁定，人民亦不能安乐，和平秩序决不能有确实之保障，而一切解救民生之建设，亦决无法以进行。中正更敢言，非全国人民拥护中央之政策，与认识革命之意义，以人民之意思，为有力之裁制，则反动派之根株，亦不能铲除尽净。自今以往，惟望吾国民彻底觉悟者，即为求国家有真正之安宁，人民享永久之安乐，必须中央有强固之政府，尤必使此强固之政府有全体人民为后盾。凡我爱国之同胞应一心一德，协助政府，扫除冯系军阀共产余孽，方得慑服暴俄侵略之野心。对于政府，应根据党国决议之方案与法令，督促其实施，箴规其缺失，勿以求治太切之心，发为不负责任之责难。勿信颠倒淆乱之谣诼，反助好乱者以张目，而为之自扰。古人有言，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政治之事，虽在圣智，尚未易仓卒以图功。自上年冯玉祥离陕以至今日，为时未逾半年，政府虽自疚进行之弛缓，然建设方案，已得粗定，荦荦诸端，逐次施行。乃反动派必欲掀起衅端，破坏政治之安定，增加建设之障碍，摇动国家之地位，先自造成一跬步难行之局面，而再责人以迟钝，彼别有用心者则然耳。曾是国家休戚相关之国民，而谓应如此乎？

　　总之，中央所夙夜以求者，惟在巩固和平统一之基础，而反动派必欲破坏和平统一之基础。中央惟求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会，故尽力以谋国家之安定，而反派则不利于国家之安定。二月以来，凡中央所苦心造成初步安定之局面，已为反动份子、封建军阀破坏而无余。政府欲求如四五月前得以致力外交，专心于和平建设之局面，已不可得。感格之道既穷，治标之计更急。政府今日，惟有不避困难，不辞牺牲，引下列二者为当前最大之责任：一曰遏灭背党乱国共产遗孽之恶化势力，勿致时局演成十五六年时代在武汉、广州杀人放火之局面，冀能减除人民一分之苦痛，即为政府尽其一分之责任。二曰铲除愚拙卑劣虚伪残酷之封建势力，不容冯系叛军重施卵翼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之故智，使中国退归于往昔腐败封建之政治，全国演成今日西北朘脂削膏搜粮食人之惨祸。依过去事实之经验，已使吾人感姑息之不可以为治，苟安之不可以为政。惟有彻底重造革命之基础，完成真正统一之局面，而后一切救国建国之方案，始有循序推行之可能。然此尤必赖全国同胞认识国家所处之艰危，竭全力以协助政府。同胞乎！今日之事，非仅叛将作乱之局部问题，实为内外勾结谋亡国家惟一之危机。苟人民不知倾全力以护助政府，甚至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必欲使封建军阀与反动势力浸淫坐大，其结果非陷国家于十五六年武汉、广州暴乱政治，即重演往昔徐、段、吴、曹时代之封建政治，与今日西北兵灾人祸之惨剧。时果至此，则人民痛苦固永难解除，即过去革命之牺牲，亦将全失其意义，吾民族吾国家且必沦于永劫不复。其尚有生存安乐之望乎？值此内乱外侮之来，千钧一发之秋，吾人持颠扶危，夫复何言。惟愿全国同胞正其视听，一其意志，勿苟且、勿偷安、毋中立、毋徘徊。民贼既无两立之势，顺逆岂有并存之理？惟愿全国同胞团结精神，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消灭叛逆，以增高我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之地位。信任政府，拥护中央，灭扑此反动之狂焰，以扫除国民革命之障碍，而奠定我三民主义之基础，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第八版。）

　　【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向记者宣布，中央对冯玉祥决不究既往。七月五日，国府取消冯玉祥之通缉令。惟冯玉祥仍与阎锡山秘密进行反蒋。九月十七日，阎锡山夜宴冯玉祥于晋祠，决举兵反抗中央。十月十日，冯玉祥之部将宋哲元等电阎锡山、冯玉祥，历数蒋介石六罪状，即日出兵四十万讨伐。并推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十月十四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谓冯军乃统一之最后障碍。二十七日，再发表讨冯告民众书，决铲除封建军阀。二十八日，自南京赴汉口督师，并发讨伐冯军誓词及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