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我弟如握：别后数月，大局竟转变如此，朝野上下，咸为寒心。祥私交所关，公义所迫，抚今思昔，而计及将来，诚有不得不痛切言之者。忆自十六年徐州会面之后，祥与执事同力合作之心，极为坚决。故北伐有联名出师之电，清共有驱逐鲍（罗廷）氏之举。徐州危急，则分重兵急难以东援。执事归国，则邀百川同声以拥护。再度北伐，则应命三路并进。车次保定，则通电六事俱陈。南京会议，人多疑惧观望不前，而祥独以身为倡，两次前往。凡此数端，岂存一毫私利之见，无非为统筹全局，巩固国家，俾三民主义早实现耳。迨统一告成，训政开始，国人喁喁望治，情逾饥渴，实国家千载一时之良机。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静言思之，不觉伤心痛哭者数矣！光明磊落之人格，为先总理予吾人之明训，惜执事不循乎此，权欺利诱，谓足以牢笼国人。喜奸佞，嫉正人，其与国有功者，大遭排挤，必欲尽去之而后快。以致误国误己，其又何说？去岁祥至南京，两度辱承密谈，执事曾云，京汉沪粤在握，即可定中国，今皆在人之手中，又奈之何？执事试思，斯时抚有此四地者，岂非吾北伐同志、勋劳最著、且为忠实之正人乎？是以祥答以军人谈政治，纵不免隔靴搔痒之讥，然尝闻之，自来作事，不获人心者，得地虽多，适速其败，仍请留意于得人心三字。在祥意含讽谏，而实以忠告为怀，即执事在当时，亦未尝不以祥话为然。后在汤山沐浴，又与执事及百川，共论国是。执事主持对桂用兵，百川注目不答，盖有难言之隐；祥则答以同为革命军，不宜自相残杀，以免分裂革命势力，重陷人民于水火。耿耿此心，犹前此相对意也。又忆在开封，承于汽车中密询安国大计，祥谓安国必先安百姓，安百姓必先少取节用。其次则为安军心，安军心必先安将心。盖祥深知执事前此去国，必有致憾于同人者，及归，将谋报复，而诛戮有功之人，故引汉高因沙中偶语，而封雍齿之故事以为对。在执事又未尝不以祥语为然。乃事后思之，貌从心违，适中所忌耳。然在祥，则先后屡次进言，莫不推诚相与，以爱执事，且求奠邦国之基，为长治久安也。试思执事去国之前，归国之始，各军最高领袖，曾作何语？稚晖（吴敬恒）先生曾言之，执事当无不知也。而祥与百川，所以竭诚拥护执事出任总司令，并愿服从指挥者，岂有他哉？不外欲为国成就一人才，期执事以光明磊落之态度，将与各军事领袖之前嫌，从兹尽泯，和衷共济，以宏造国家耳。然而统一以后，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季宽（黄绍竑）、向华（张发奎）、作柏（俞作柏）诸同志，悉被排斥；任潮（李济琛）、叔平（方振武）两同志，俱遭缧绁。此孟潇（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诸同志，始虽倡和平，冀促执事觉悟，而终不能不以干戈相向也。曩者祸国军阀，常诬革命为赤化，洎后，祥与德邻诸同志等，因不能与执事苟同，则亦诬以亲俄。今唐、石之主持正义，不又将被亲俄恶名乎？中东路事件发生，丧权辱国，莫此为甚。非执事轻举妄动致之耶？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汉卿（张学良）先生实已受执事之赐，设使他人为此，则亲俄之罪，更不可逃矣！抑更有言者，执事对三全会，则钦命代表，以坏党纪，对长官则驱逐汝为（许崇智），以夺兵权；去精卫，致党员之心失；除向华，使将领之心寒。以上诸同志，皆频年奔走，艰险亲尝，有功党国，人所共见，何负国家？何负执事？竟于功成之后，续遭摒除。执事曾一追思否耶？夫就三全大会言，以执事在党之历史，何患不能膺选要职？顾必欲以卑劣专制之手段，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篡党，致秽德彰闻，曾贿选之不若？至在祥，本无当选委员之妄想，而执事必欲以中央委员头衔饵祥于非法，侮我实甚！设使腼颜受之，将何以见本党之同志乎？今者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人心已去，军心已变，反执事之空气，已弥漫于全国，虽欲强为执事讳，而有所不能。势已至此，其将仍欲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耶？然即使忍而出此，又岂能为全国所容；徒多造疮痍，以重罪戾，而速败亡，深为执事不取也。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以执事高明，岂昧乎此？敢请即日下野，以留余地。国家之福，亦执事之幸也。祥自通电下野以后，概不与闻他事，惟对于执事，既以公义私交关系极切，又以国家存亡，端系乎此，明知数进逆耳，忌我实深，亦不能不冒犯尊颜，再进最后之忠告。区区之私，不尽百一，惟执事速图之！祥再拜。十二月十二日。

　　（《冯玉祥日记》，第三册，97-99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冯玉祥日记》云：“致蒋介石书，责以数年以来，驱许（崇智）逼汪（兆铭），扣留李（济琛）、方（振武），摧残桂军，杀戮革命同志，御用三全大会，措置乖方，不一而足，致引起全国反对，应即日下野，以解纠纷。”二十六日，冯玉祥阅二十二日天津《益世报》，见所载其致蒋介石书，“精彩处多被删略”，故录原稿于是日日记中，并谓：“此函各报均允发表，唯迄今未见登载，盖在专制淫威之下，概有所顾忌也。”（第三册，8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