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络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人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吾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吾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冯玉祥叩。宥。印。

　　（《冯玉祥选集》，下卷，53-54页。）

　　【注】自一九三一年十月起，冯玉祥之言行，莫不以抗日、反蒋为其中心鹄的。一九三二年十月自泰山移居张垣后，更是积极筹款，添置军备，联络西南、上海对蒋介石不满之人士，动员旧部、义勇军及杂牌军队等，拟独树一帜，以抗日为号召。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致胡汉民密电云：“协和（李烈钧）表示：若吾辈另有具体办法，固可自动进行；若办法尚未确有把握之时，可屈与委蛇，以减少阻碍，而便工作进行。……我方仍照原定计划，努力准备团结北方，全力抗日。甚盼先生促进西南能与北方一致动作，抗日之师，早日出发。”（《冯玉祥选集》，下卷，第51页。）就在四月间，北平、上海、天津等地许多团体，及社会知名之士纷纷电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冯玉祥于五月八日在《大公报》发表《复全国各民众团体函》，谓决心“与敌一拼死活，不达山河回复，誓不罢休”。（同上书，第52页。） 五月二十六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冯玉祥自任总司令，设总部于新村农校，即通电就职。他在察组军，本以抗日守土为号召，但在通电中，痛斥“握政府大权者”的语气，却强于抗日的呼吁。其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就职诗”末两句为：“就职就职，为与日本帝国主义死拼而就职。不为别的事，有之则为除国贼。”（《冯玉祥日记》，第四册，第84页。）其抗日系为反蒋之心，表露无遗。政府对其在察之行动，自始即持反对态度。缘抗日御侮应在整个国防计划下进行，在条件、时机未成熟前，局部抗日不仅无助于国土的保全，且适足以构成日军扩大侵华之口实。再者，冯玉祥趁察省主席宋哲元出征抗日之际，撤换察省官员，复于正规国防建制下擅立同盟军，名为抗日，实系割据。故政府领袖们迭次劝冯玉祥入京，勿自招分裂。经多次调停，终因冯玉祥之态度变化不定，难获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