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公惠鉴：

　　昨晚承招饮，相谈甚欢，所陈三事，颇蒙嘉纳。回寓之后，筹思终夜，觉政事之重要，无逾于此。惟党政殷繁，集于一身，所叙之语，虑或偶忘，而兄之于弟，公为同志，私属莫逆，区区相助为理之心，既殷且切，特将谈话，逐项录出，送陈左右，以备采择。

　　一曰得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知立国于大地之上，非民无以图存。古圣王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总理创造三民主义，而尤汲汲于民生，其重视人民而不肯稍失其心者，先圣后圣，其揆如一。惟如何而后可以得民心？亦在所志所图，事事为民而已。处今日之时局，农村破产，民穷财尽，纵不能衣之食之，实惠普沾，而薄赋轻徭，相安无扰，所欲予之，所恶勿施，治国者所易为。民之所求者，亦不过仅只如此。如于就职之初，首先注意及此，以恺悌慈祥之意，剀切详明之词，严令内外官吏，重民生而体民意，凡不利于民及民之所恶者，除之，蠲之，使能衣食粗足，安居乐业，其爱戴之心，自油然而生。虽外来之威胁利诱，断不至于盲从。古人谓得民者兴，失民者亡，可不慎与！

　　二曰重监察：时至今日，人民之困苦，官吏之泄沓，尽人而知，无可讳言。救斯弊而挽颓风，厥惟提高监察权。在昔承平之世，人各尽其职，然摭失言过，史不绝书。即满清末叶之际，处专制淫威之下，而弹劾渎职，义正词严者，犹不乏其人。况今名为民国，以民为主，设官分职，无非为民，乃人民处极困之境，而官吏少负责之员，贻误因循，积弊殊甚。应请提高监察之权，实负监察之责，其有人不称职，事不利民，以及贪婪之徒，邪妄之类，亟须破除情面，认真纠弹，查有实据，依法惩办。如是始足副我总理提倡五权，而尤重监察之意。此尤极盼注意者也。

　　三曰抗日图存：日本之对我，昔在蚕食，嗣又易蚕食而并吞。故初步即侵据东四省之大，继复经营蒙古，今则渐及华北。我愈让，彼愈迫，我愈退，彼愈进，退让无已时，进迫无止境。长此不已，伊于胡底，故居今日而欲收复失地，救亡图存，舍抗日实别无道路。夫抗日之举，全在自身。然徒以一己之毅力奋斗，而不运用外交，仍非万全之策。故鄙意以救国须抗日，欲抗日须联苏，而英美为忌日特甚之国，亦宜加以结合，以张我之势，而怯敌之心。惟我国遗习，自视颇大，在昔对外，视为夷狄，后虽觉悟，仍自视平等，殊不思国势陵替，主权日削，人之视我，几若无物。若不效申包胥之泣援秦庭，痛述利害，婉言合作，而犹庞然自大，恐不足动其心，而得其力。此非故为卑下，实以救亡心切，抗日心切，不得不于卧薪尝胆努力自奋外，希望联合苏俄、英、美各国，有所协助，易于生效。吾国果能自强不息，蒸蒸日上，虽今日谦逊为怀，彼欧美宁能不刮目相待，视为强国，此似无足虑者也。

　　以上所陈，即昨日面谈之语，草草布上，尚乞垂詧。顺颂

　　勋绥

　　（《蒋冯书简》，2-3页。）

　　【注】从冯玉祥之日记中，可知他南来后，与蒋介石沟通良好，互动频繁。十一月二十六日：“见蒋先生介石，谈十三条，记之如下：一、新生活之应推行，不可阳奉阴违。二、国家机关太不灵活。三、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自要。四、刘、项之不同之点，有意思。五、抗日须奋斗：甲、政治之清明。乙、经济之办法。丙、人才之搜集。丁、军备之扩张。六、华北事件：收军心，安地方。七、重工业之煤、铁办法。八、督政团之组织。九、大赦令之不可再缓。十、如何联俄。十一-十三、国家大计。介石所答之话为最谦下，为最和平，更为最诚恳，实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之不白来了。”十一月二十九日：“见介石谈数事，列于后：一、救亡大计。二、抗日必清政治。三、明赏罚之重要。四、如何抗日法。五、军事要集中力量去准备。六、水利的事，则在打坝二字。”十一月三十日，冯玉祥对戈定远说：“一、中央决定抗日。二、蒋先生一定抗日。三、国民党为日本大敌。四、蒋先生是日人眼中之钉。五、我对于外人说中国人不好，我不愿听，况蒋为我之朋友、兄弟乎。”十二月八日：“见张溥泉（继）先生，知报载北方将有新名目之发现，于是我写信一封给介石，言万万不可。昨在党部，孙（科）、邹（鲁）、居（正）、于（右任）、我五人曾有一信给介石，言须定一抗日之步骤，否则成何会也。”十二月十日：“午后，在蒋先生家用饭。同孙哲生先生、于右任先生、蒋先生共商救国大计：一、外交对俄之联的办法，和对英、美之办法。二、张溥泉见蒋非挂号不可的话，右任面告蒋，很有意思。三、我说三事，另一长稿一篇。”其十一日致蒋函，即日记中所说之三事及长稿。（《冯玉祥日记》，第四册，644-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