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翻到东晋时期，天下再度大乱。中国北方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东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相继秉政，朝政混乱，吏治腐败。一位诗人眼见如此现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放弃了乌纱帽，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

　　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在他放旷的表面背后，一直埋藏着一个梦，一个大同世界的梦，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借用一个武陵捕鱼人的见闻，描绘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进入桃源的路径亦颇有传奇色彩，先要经过一片“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树林，接着又要经过一个洞穴，眼前豁然开朗，就见到了一片祥和的美景。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没有凶狠的官府中人前来收取租税，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邻里之间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武陵人出来以后，再想去寻找这个世外桃源，却再也找不到了。

　　千百年来，有无数人在寻找着陶渊明笔下的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但在现实社会中，桃花源似乎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国度。西方世界里，也有不少人编织着世外桃源的故事。他们的桃源，比陶渊明更为形象更为具体，但也更像童话。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就是追寻桃源的其中一位。托马斯莫尔生活在英国都铎王朝的后期，他出身于一个法律世家，毕业于著名的牛津大学，后来就以律师的身份进入宫廷服务皇室，深得国王亨利八世的信任，后被选中担任副财政大臣，又被推荐担任下议院议长，最终出任大法官，成为英国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当时的英国，一场圈地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大陆的毛纺织业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逐渐兴起，羊毛作为原材料，顿时身价百倍。英国是欧洲主要的羊毛生产国之一，养羊业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大批的贵族、乡绅和农场主就决定把大量的农田圈成牧场，并把农地上的农民驱赶出去，由此导致大批的农民被迫出外流浪。对此英国政府一方面规限圈地，另一方面又颁布血腥法令，严禁流浪，用残酷的刑罚对付流浪的农民，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力。“圈地运动”就这样用血腥的方式帮助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身处高位的托马斯莫尔并没有无视这些现象，他抱着一颗悲天

　　悯人的心去关注民生疾苦。托马斯莫尔托马斯莫尔早年在牛津大学曾攻读古典文学，熟谙希腊文的他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分推崇。他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又是莫逆之交，受后者的影响很深。这些影响托马斯莫尔的因素成就了那部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

　　《乌托邦》全名叫做《关于最美丽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Utopia）是一个来自于希腊语的生造词，意思是“乌有之乡”。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托马斯莫尔想象中的乌托邦也是借一个航海家的口描述出来的。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托马斯莫尔辛辣地讽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特别是圈地运动，他将这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形象地称呼为“羊吃人”。而第二部分，托马斯莫尔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岛。这是一个中间宽、两头尖的新月形小岛，中部宽20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长500英里。新月的两个尖端之间有一个长11英里的海峡，围着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湾作为港口。岛上有54座城市，彼此相距都不到一天的路程。

　　在乌托邦的城市中，街道宽敞，规划统一。所有住房都是三层楼房，既防火又抗风暴。住房每十年抽签轮流居住，居民在公共食堂中用餐，所有住房自由出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是每30户人家选出官员一人，叫做摄护格朗特（Syphogrant）。每10个摄护格朗特隶属于一名更高级官员——特朗尼普尔（Tranibor）。一个城的200个摄护格朗特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一个总督，总督除非渎职，否则终身任职。特朗尼普尔一年一选，但无必要亦不做更换，其他官员一年一换。

　　乌托邦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以务农为职业，同时学习一门技艺，如毛织、麻纺等。他们轮流从城市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产生的物质财富平均分配，运送到城市中的指定市场，所有居民则免费从市场中领取生活必需品，任何人都

　　不需要囤积私人财产，这是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每天只有六小时工作，其他时间都在休息、参加文体活动。进行专门学术研究的人可以豁免体力劳动，但如不能胜任，仍然会退下来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所有居民既不懒散，也不会从事无益的工作，使得工作效率很高，物质极大丰富。

　　乌托邦人有完善的医疗健康体系，注重居民的生活质量，注重环境卫生。乌托邦就好像《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是一个天堂一样的国度。

　　更难得可贵的是，托马斯莫尔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表现出了宗教宽容的态度。他笔下的乌托邦秉持着“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这一信念，这和当时欧洲宗教裁判所林立，罗马教廷四处迫害“异端”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托马斯莫尔最后评价说，乌托邦人“享有我巴不得所有人都能享有的那种形式的国家”，“在本国铲除了野心、派系和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是幸福的，而且团结一致，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使他们动摇。

　　乌托邦从此成为人类想象中的最美好社会的代名词。托马斯莫尔后来因为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被处死，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他在西方第一次描绘了一个完美社会的完整蓝图，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

　　继托马斯莫尔之后接过空想社会主义大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作家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

　　康帕内拉生活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南意大利。他在15岁时就进入了修道院，开始研究经院哲学。但随着他视野的逐渐开阔，封闭的修道院已经不能束缚住他的心灵。在一次偶然的辩论中，年轻的康帕内拉引经据典，成功驳倒了对手，他因此对修道院所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学术体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成为意大利哲学家特列佐的推崇者。1589年，康帕内拉用了短短七个月时间写就了一本《感官哲学》，以此来驳斥意大利哲学家雅各安东尼马太用整整十年时间写就的对特列佐的批判著作。正是这本书使他进了宗教裁判所，幸好这次他获得了宽大处理。

　　此后，康帕内拉仍然没有放弃他对真理的追求，他因此再度被宗教裁判所迫害，甚至遭遇开除教籍的处分。对意大利有着深厚感情的康帕内拉加入到反抗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宣传鼓动斗争中去了。1599年，康帕内拉因叛徒出卖而被逮捕，被指控传播异端邪说和试图推翻西班牙统治当局。他坐了25年的牢，期间辗转50处监狱，受过七次残酷的刑讯，最后一次甚至长达40小时，在血肉模糊和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扔进坑里。在监狱中，他一边抗争，一边总结自己的思想，著名的《太阳城》就是在这期间写就的。《太阳城》篇幅不长，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一样，无法“免俗”，也借用了航海家之口来描述太阳城。

　　太阳城建设在一个大平原的小山上，小山直径两英里，整个太阳城就以山顶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山脚延伸，一共七圈，山顶上是一座神殿。太阳城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称“太阳”，掌管世俗和宗教一切权力，在他下面有三位领导人：威力、智慧和爱。“威力”掌握和平与战争事务，负责领导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智慧”负责管理艺术家、手工业者和科学家，根据“智慧”的命令，所有的城墙上绘满了美丽的图画，帮助居民了解知识；“爱”掌管生育事务，监督两性结合，确保后代成为最优秀的人物。

　　太阳城的孩子们两到三岁就在城墙和房屋边玩耍，认读字母，稍大一点就会进行体育锻炼，然后送到作坊去见习。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接着就会被传授各种劳动技能，让他们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太阳城里，人人劳动，一起创造社会财富，所有财产公有。

　　要成为太阳城的最高领袖，首先就必须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充满智慧的哲人。太阳城每个月举行一次“大会议”，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一律参加，人人有权对政府的施政和政府官员的好坏提出意见。而以“太阳”为首的政府负责人也每八天举行一次会议。“太阳”和其他三位领导人则每天举行会议讨论日常事务。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太阳城》仍然保留着许多不成熟甚至显得幼稚的观念，比如康帕内拉所设计的太阳城中还有“共妻”的习俗，还有太阳城极其“原始”甚至有点野蛮的司法体系。这些可以看出作者思想还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的《乌托邦》和《太阳城》借着文艺复兴的“春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为那时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曙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理性重新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三、向“颠倒的世界”宣战——空想社会主义

　　16世纪尼德兰革命首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荷兰共和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接着，1640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议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1775—1783年在北美十三州，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领导的北美独立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生国家——美国。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攻打专制的堡垒——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奏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强音。

　　在革命的硝烟背后，一场看不见战火的革命也在各新生资本主义国家悄悄进行着。从英国的纺织技术革新开始，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欧洲和北美。一时间，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如雨后春笋般竖立起来，蒸汽机带动的火车开始沿着铁路开向各个新兴工业城镇。人们开始享受工业蓬勃发展带来的幸福，也开始承受幸福背后的一系列不幸。

　　尘埃落定以后，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一切，资本主义真的是人类最完美的制度吗？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那么多的弊端？人类究竟应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思想家就从现实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构思他们心目中的新“乌托邦”。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便是其中之一。圣西门出身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志向。他让他的仆人每天以这样的话将他叫醒：“记住，伯爵先生，您还有更伟大的事业要去做！”17岁时，圣西门参军入伍，不久就去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回国以后，他积极投身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

　　期间，他被捕入狱。1794年他出狱以后从事金融业，又遇人不淑，赔得倾家荡产。从此，他决定投身于政治学研究。圣西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剥削阶级享受着奢靡豪华的生活，而真正的劳动者却遭受着奴役，一贫如洗。他认为“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主义和专横霸道”。他

　　猛烈地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不闻不问的做法。

　　当然，圣西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以前的社会是一种进步，他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向理想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呢？圣西门构思了一个“人人都要劳动”的理想社会，他主张建立起一个人人幸福的“实业制度”。在那里，生产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在政府的统一计划下进行。在政府的组织下，人人都用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没有任何人有特权，也没有专横霸道，而是人人平等。

　　怎样去实现这样的社会呢？圣西门把希望寄托在国王和当权者身上，希望他们能领导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改变现状。在他的《论实业制度》中就有一封致国王的书信，希望国王能够主持进行社会变革，同时提出“博爱者应利用王权来改造社会”。他相信“道德感的力量会促成这种变革”，所以谆谆告诫“要向各国国王进谏”，“要向国王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种把希望寄托在统

　　治者身上的理想自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与圣西门同时代的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也是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著名思想家。

　　傅立叶于1772年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商人家庭。但他从小就厌恶经商，尤其对商人的欺诈行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又表现出了对贫民的关心，常常接济贫穷百姓，因此还受到父母的责罚。在他九岁时，父亲去世。为了强迫儿子“子承父业”，傅立叶的父亲立下遗嘱，强迫傅立

　　叶将来从事商业，否则就得不到半分遗产。因此，傅立叶不得不辗转巴黎、里昂、贝桑松等城市经商，这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里昂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波折，又目睹了雅各宾派恐怖统治被推翻、督政府上台和拿破仑夺权等一系列政治变故。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文笔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自己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现状给予了抨击。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他的著作里，对现实的讥讽比比皆是：“道德过去和现在永远只能为犯罪行为服务，因为它为了能够不客气地挑剔弱者的小过错来麻烦他们，就势必对比较有势力者的犯罪行为，装聋作哑……如果你们攻击小的盗窃行为，你们就把那个为免于饿死而为自己偷窃生活资料的不幸者送上断头台，而对于那个侵吞数百万巨款的贪污盗窃犯和那个使二十户善良家庭，以及二十个在他那里有小额储蓄的家仆陷于贫困的破产者的高尚事业却默不作声。”

　　傅立叶构思了一个名叫“法郎吉”（phalange）的合作公社。在这个合作公社中，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每天的工作，劳动创造的财富由大家所有。在“法郎吉”的核心地带是一个名为“法伦斯泰”（Phalanstè res）的巨大建筑。这个建筑囊括了图书馆、食堂等公共场所，也是所有“法郎吉”成员的住所。大家一起在里面过着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实现理想。

　　傅立叶构想的“法伦斯泰”傅立叶把“法郎吉”的实现寄托在有良心的富翁身上。他的晚年在巴黎度过，每天的生活极其有规律。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大发善心的富翁慷慨解囊帮他创造一个“法郎吉”。一直到1837年他在孤独中死去，仍然无人问津。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少有的能将自己的理想社会构想付诸实践的人。

　　罗伯特欧文1771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在十岁时就到店里见习，不久前往伦敦。1799年9月，他与新拉纳克（New Lanark）纱厂厂主的女儿结婚，从而成为这个纱厂的经理和股东。他首先就在这个纱厂推行自己的理念。他停止了工厂里的童工劳动，并为童工开设幼儿园进行教育；同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缩短工时。在欧文的努力下，工厂利润年年翻倍，他一夜成名，成为一个有名的慈善家。

　　当然，欧文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进一步实践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在1825年前往美国，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新哈莫尼（New Harmony）买下了一块地皮，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劳动公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理想打拼。不过，现实总是和理想有差距。几年以后，这个劳动公社就宣告破产，无法维持。欧文的满腔壮志成了“浮云”，一贫如洗地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的欧文继续投身工会运动，希望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改造社会的呼吁却不断遭受挫折。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阶段诞生的。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还是欧文，他们的思想中不免有一些空想的、不成熟的成分，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无疑给了后人很大的启示，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站在他们这些“巨人”肩上，才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