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学”，是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来到中国的。

　　揭开这一序幕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大潮的开拓者。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他不仅带着传教的目的，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包括地图、天体仪、自鸣钟，也包括古希腊科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要获得传教的成功，就必须融入中国文化，他一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佛教僧侣，通过在中国已经流传千年的佛教作为包装来传播天主教。后来，他进一步把天主教和中国的儒学相结合，并积极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交朋友，结识了徐光启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获得了他们的好感。由此，他进一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

　　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其文明程度令当时的欧洲人惊讶。利玛窦甚至认为中国就是柏拉图著作中的“理想国”。这些看法对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思想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如伏尔泰就对中国多加赞美，把中国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利玛窦和继他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毕方济等人与初步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引发了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但在这

　　一阶段，西学东渐只停留在引进一些“文化碎片”的程度上。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深入去了解西方文化缺乏热情，他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应对科举仕途上；另一方面，作为当时西学东渐主要媒介的天主教传教士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他们只是把介绍西方文化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西学是作为传教士的副产品被送进中国的，限于身份和思想，传教士不可能把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如哥白尼学说等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所以，西学东渐的影响力十分狭小。

　　继利玛窦以后又一个在中国获得成功的西方人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汤若望在1620年抵达中国澳门，在1623年进入北京。他把西方的矿冶技术、伽利略望远镜等科技成果带到了中国。特别是在1630年，他受徐光启的推荐制作大炮，对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644年清朝入关以后，汤若望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被授予编撰历书的重任。汤若望的成功开启了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大规模入华的序幕。此后，南怀仁、卫匡国、白晋、郎世宁等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清朝宫廷的信任，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上层社会对西学的关注。

　　但这一时代的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传教目的，主动迎合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帝的喜好，介绍的东西五花八门且不成系统。康熙皇帝好学，传教士就传授几何学、拉丁语等科学文化知识；雍正皇帝则对西方学术完全不感兴趣，而比较钟情于自鸣钟、假发等西洋玩意，传教士们介绍的方向也随之转变；乾隆皇帝爱好艺术，宫廷画师郎世宁也因此深受信任。不管他们怎么介绍，影响的范围毕竟很有限，甚至只能影响到皇帝一个人，无法引起深层的社会反响。

　　更何况清朝皇帝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抱有深刻的警惕。特别是在罗马教廷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祭天拜孔的禁令以后，一场东西方文化大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康熙和雍正两朝君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下达了禁教的命令。

　　事实上，对于当初利玛窦所创设的一些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天主教内部就有许多争论。利玛窦允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孔、祭天、祭祖，并且把天主教的上帝按中国的习惯翻译为“天主”或者干脆直接称为“天”。这种方式对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包容性，昔日的来自西域的佛教，就是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信仰体系，所以被中国百姓所广泛接受。利玛窦等人认为天主教要在中国生根，起码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入乡随俗”，才能被中国民众所接受。

　　但这种观念却不被天主教上层所接受，特别是在千里之外的罗马教廷对中国对东方一无所知，且当时罗马教廷正在面临宗教改革的压力，对“异端”极其敏感。利玛窦这种传教方式就引起了罗马教廷部分人的警惕。于是，教皇派遣使节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并禁止将“上帝”称呼为“天”或“天主”。

　　教皇的干预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他指责教廷简直是“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里之事”。他认为罗马教皇对中国人传统习惯的粗暴干涉，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外对着门里人家的家长里短之事指手画脚，何况教皇的使节无视清朝政府的主权，在康熙要求他暂时不要公布的情况下，强行公布教皇命令，进一步引起康熙皇帝的厌恶，遂下令禁教。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看出了天主教势力可能会被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充当侵犯中国主权的工具。

　　这次禁教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冲突。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东方文化的杂糅并蓄的特点格格不入，加上教廷权力与世俗皇权的冲突从西方延伸到了东方，因此引发了这场直接的交锋。虽然康熙和后来的雍正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无可厚非，但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中国的封闭状况。

　　到乾隆时期，整个中国处于更为封闭的状态。仅就贸易而言，清朝政府仅仅允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而所有的外国商人要购买货物或出售商品，都必须经过一家名为“十三行”的特许“行商”进行。换句话来说，十三行就是“大清帝国对外贸易垄断总公司”，同时还兼职翻译、通事和部分外交工作。许多外国商人跑到广州，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市场只留这样小一道口子进出的情况，只能干瞪眼。当然，单口贸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外来的商品很难一下子去打破这个完全依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大寿前夕，大清朝迎来了一队不速之客，英国的马戛尔尼带着使团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来到中国。要说“贺寿”，恐怕只是地方接待的官员为了逢迎上意而编造出来的溜须拍马的名义。事实上，万里之外西方的“英夷”哪里晓得东方乾隆皇帝的寿诞是哪一天，他们只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正巧在这段时间到了中国而已。

　　那么，马戛尔尼究竟为何而来呢？他带来了英国的几项要求，包括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和商行，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处贸易，在中国近海划一岛屿给英商居住等等。当然，清朝官方从一开始就在和马戛尔尼等人纠缠礼节问题，乾隆皇帝手下的第一红人和珅就和这些“英夷”反复交涉，让他们行三跪九叩大礼，但马戛尔尼等人来自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大英帝国，认为这种礼节有损大英帝国使节的颜面，坚决不从。乾隆皇帝获悉以后也对这些“膝盖很硬”的洋人十分生气。有了这段插曲，马戛尔尼等人给清朝官方的第一印象就已经不佳了，在后来他提出要求时，乾隆皇帝更是万分恼怒。乾隆精明地感觉到，这帮洋人暗怀着野心，就以一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打发了他们，命令大臣监送这批人出境。就这样，马戛尔尼在中国一无所获。后来英国又派遣了阿美士德为首的使节团来华。这批人“运气”更差，他们又在礼节的问题上和清朝官方纠缠上了，连嘉庆皇帝的“圣颜”都没见着就被打发回国。英国人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彻底告吹。

　　狡猾的英国人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他们在印度栽培一种“毒之花”，想用这种毒之花所产生的令人厌恶的副产品作为武器打开中国国门，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这场贸易战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