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选中用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是一种药品，旧时用于医疗麻醉，但一旦大量吸食上瘾，就会对健康造成极大危害。英国殖民者有着充足的鸦片货源。在把印度占领为殖民地以后，英国人就在印度大力发展罂粟种植业，并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设立鸦片加工厂，将罂粟果实成批提取为鸦片，然后由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价格收购，暴利出售给希望借此牟利的英国商人。这批见钱眼开的商人为了赚回成本，在暴利基础上再加暴利贩卖给中国，并换回他们需要的生丝、茶叶等等。生丝、茶叶等中国特产又被销回英国本土，换成英国的工业产品销往印度换取鸦片。这就是英国人的“三角贸易”。
鸦片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白银的疯狂外流。由于鸦片走私泛滥，中国每年都有价值数百万元的白银通过鸦片贸易渠道落到英国商人手中，换回的是这些害人之物。清朝的官吏、士卒、百姓中都出现了成天沉迷于吞云吐雾而不务正业之人。一些官吏与鸦片贩子勾结，大肆索贿，为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士卒则一手持战场上杀敌护命之枪，一手持塞满大烟的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一批有识之士上书称：如果再不严禁鸦片，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所描绘的“恐怖”前景令道光皇帝深感震撼，清朝政府终于下了严禁鸦片的决心。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禁烟最前线。他一到任，立刻下令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并命令洋商在限期内呈缴所有鸦片。由于林则徐的强硬态度，英美鸦片商人被迫在5月底交出了200多万斤鸦片。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将这些害人之物公开销毁，大快人心。
中国的销烟运动引发了英国统治阶层的战争狂热，以外交大臣巴麦尊为首的一批人叫嚣着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在巴麦尊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迅速作出了派遣舰队前往中国的决定，而英国在广州的代表查理义律也频频挑衅。1840年6月，英国的东方远征军抵达广州附近的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事实上，对于英国来说，鸦片战争只是一场局部战争。在19世纪中期，远洋军力运输完全依靠海运，何况当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从英国本土到中国必须要绕过非洲南端，即使从印度集中兵力到中国也需要一两个月，何况英国还无法把全部兵力都抽出印度。所以，英军在中国战场所能投入的兵力最多只有一万余人，最初的侵华英军只有4000人。英军虽然装备先进，但只要中国方面坚决抗战，严密防备，英军就无隙可乘，林则徐在广州的防御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清廷中既不乏琦善、耆英等畏敌如虎的软骨头，也不乏奕山、奕经等不懂军事的窝囊废。清军连战连败，朝中的妥协派鼓噪成一团。1842年7月，英军侵至南京，惊慌失措的清朝政府决定立刻派人议和。
议和的代价十分惨重，中国必须割让香港岛，开放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广州五处为通商口岸，并赔偿2100万银元，同时还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紧接着，英国又通过《虎门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直接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并为将来获取更
签订《南京条约》
多的侵略权益开了一道口子。英人还借此条约获取了通商口岸的居住权，一个又一个的洋人“租界”就在通商口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一个庞大的帝国就这样败在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手中。看到清朝政府如此软弱可欺，法国、美国、俄国等国也纷至沓来，和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而开始瓦解。中国自此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君主专制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列强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一度欣喜若狂，认为英国人用大炮打开了一个潜力无穷的市场。但在五口通商以后，他们发现这个市场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英国的洋货销售量并没有呈井喷式的增长。其实，中国许多民众仍习惯于自给自足，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也决定了中国市场一时不可能完全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同化。但英国人将英国货物的滞销归咎于中国市场开放不够大，他们酝酿发动下一次战争。
1854年，英国在《南京条约》期满12年时借口“修约”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两年后，美国借口1844年签订的《望厦条约》已期满12年，也在英、法支持下提出了“修约”，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列强的“修约”讹诈被清政府拒绝。恰好，在1856年10月，一艘中国籍走私船“亚罗号”在广州被官府查扣，英国领事巴夏礼借此大做文章，硬说“亚罗号”是艘英国船，并诬蔑广州官府侮辱英国国旗。而广西又发生了一名作恶多端的法国神甫马赖被处死一事，法国人也借此大做文章。英法两国分别派出军队组成联军直扑远东而来。
由于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昏聩“六不”政策，广州很快失陷，叶名琛被俘。但英法联军却在广州陷入了当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汪洋中。为避免夜长梦多，联军离开广州远上天津，攻克大沽，清廷慌忙派人前往天津与之议和。
谈判桌又成为列强向清廷榨取权益的舞台。在俄、美两国假惺惺的“调停”下，清政府被迫同意了公使驻京、增开汉口、南京等十处通商口岸，同意外国人进入内地游历、传教，允许外国商船进入长江各口岸、赔款等一系列条件，签订了《天津条约》。
然而，这些条件在英法看来远远不够，咸丰皇帝也对其中“公使驻京”等条件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天子脚下出现这群“蛮夷”的公使，无异于奇耻大辱。于是，一场围绕“换约”的纠纷使战端再开，英法两国坚持入京换约，在大沽口遭到僧格林沁指挥的清军一阵迎头痛击。1860年8月，英法决意扩大战争，增派军队进入渤海湾。8月中旬，英法联军在塘沽用火器击败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并完成对大沽炮台的合围。到8月底，大沽、天津相继陷落。咸丰皇帝于9月22日离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英法联军于10月占领北京，并洗劫烧毁了清朝皇家园林的典范——圆明园。
10月底，咸丰皇帝留下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䜣在英法联军的刺刀下被迫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除《天津条约》所有条款继续有效外，还增开天津为商埠，同时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英国还强迫清政府割让九龙。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进一步确定。在此期间，俄国又借《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四处告急。俄国在新疆一带策划阴谋，羽翼未丰的日本也于187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台湾，遭到台湾当地民众的反抗，狼狈而走。法国则在1883年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从越南兵指中国西南地区，最终战争扩大为一场中法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令法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冯子材率领清军在镇南关取得大捷，令民心士气为之一振。然而由于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决策当局软弱无能，中国于1884年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不败而败，让众多有识之士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人们开始探寻解救国难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