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邻日本是近代唯一一个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亚洲国家。日本之所以能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成为强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其有利：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忙于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革命的西方列强对于日本这个相对资源贫乏的岛国无暇顾及；英国正在专注于爱尔兰问题；美国则在1861—1865年爆发了南北战争，接着就忙于南方重建；法国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俄国早在1854—1858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重创，随后把重心放在巴尔干、阿富汗、伊朗等地；德国和意大利等后起之秀在忙于国家的统一。因此，日本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从容推进维新运动。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出现了打破现有的幕府体制的因

　　素——西南强藩和中下级武士，他们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以后，就在朝廷体系下完成中央集权，进而推进改革，走向近代化。日本民族本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因此在明治政府成立20年以后，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改革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也是由日本明治维新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市场，何况日本在进行“地租改正”以后，农民并没有涌进城市成为剩余劳动力，而是继续附在土地上成为贫穷的佃农或半佃农。这进一步限制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主导日本维新的阶层本身是中下级武士，他们对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加上日本政府为了摆脱半殖民地状态，把发展军备放在首位，又引进了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德国式军事体系，培育出了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军部势力。这一势力成为推动日本之后对外扩张的“发动机”。

　　另外，从思想上来说，当时西方列强都在疯狂扩张，争夺殖民地。出于模仿心态，推进维新的日本要寻求西方列强的“认同”，也必然会走同样的道路。他们征服的矛头首先就指向近邻的朝鲜和中国。

　　日本对朝鲜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末，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就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日本方面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方面称为“戊辰卫国战争”，中国方面则称为“万历援朝”。这场战争中，朝鲜在中国明朝的支援下免遭亡国厄运，最终中朝联手挫败了丰臣秀吉的野心。这场战争无论对朝鲜，还是对日本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征服朝鲜的动议很快提上了日程。明治政府的元勋中很多人深受日本近代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影响。在吉田松阴的著作中，就有“失之欧美，取之中国”的说法，鼓吹要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来换取“贸易上失之于欧美者”。明治政府就把这一思想传承下来，作为外交理念。于是在1873年，日本国内政坛首先触发了一场“征韩论”，以西乡隆盛等人为代表的征韩派为转移国内武士阶层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大肆宣扬“征韩”。这场论争中，主张稳重行事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最终压制住了征韩派的鼓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征韩，他们与西乡隆盛等人的区别仅仅在于“缓征”与“急征”。大久保利通很快在1874年借口台湾土著民杀死日本渔民一事发动了一场征台之役，但初出茅庐的日本军队在台湾被土著民打得灰头土脸，不得不寻求和平解决。清政府的外交嗅觉却极为迟钝，在对日和谈一事上一味退让，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也让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

　　在消除了国内的士族叛乱威胁以后，日本政府就把精力集中在对外扩张上。日本开始对朝鲜频频发起挑衅。1876年，日本人模仿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用炮舰敲开日本国门的先例，派出黑田清隆作为“朝鲜的佩里”，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迈出了征服朝鲜的第一步。接着在1882年，日本又借朝鲜发生“壬午之乱”的机会，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军权。1883年，日本又在朝鲜挑起事端，制造“甲申之变”，试图劫持国王并制造亲日政权，政变被袁世凯挫败以后，日本又和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今后双方出兵朝鲜，须事先知会对方。日本终于在朝鲜获得了与朝鲜当时的“宗主国”中国同样的特权，这给了日本日后进一步制造争端的口实。

　　除此之外，日本还处心积虑，将中国视为下一场战争中的主要假想敌。有“日本军阀之祖”之称的山县有朋1886年派遣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前往中国调查军备。第二年，小川又次回国，将调查结果整理为一份《征讨清国策案》。在这份文件中，他详细分析了中日之间的利害关系，并宣称日本要“伸张国威”，就必须趁中国兵力尚弱时，“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能动弹”，并将中国瓦解瓜分成数块。1890年，山县有朋还狂妄地提出了“利益线”理论。他指出，俄国当时正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对亚洲各国的“生存”造成威胁，所以日本必须先下手为强，占领朝鲜这“与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来确保自己的平安。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似乎不起眼的文件和理论，这些理论奠定了后来日本整整半个多世纪的对外扩张策略。从那时起到1945年，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侵略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

　　实践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机会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了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军以“逐灭夷倭，尽灭权贵”为号召，迅速攻克了朝鲜的重镇全州，席卷了忠清、黄海、京畿、江原等道。朝鲜政府慌了手脚，立刻向清政府“借师助剿”。

　　中国方面在接到朝鲜方面的请求以后，立刻派军前往朝鲜，而日本方面也迅速行动起来，在仁川大规模登陆，并直奔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6月，朝鲜政府鉴于已与起义军签订了《全州和约》，所以要求中日双方撤军。李鸿章提出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但日本却执意扩大事端，不但在朝鲜赖着不走，还试图制造口实，将战争责任推卸给中国。

　　1894年7月25日，在黄海牙山口外的丰岛，日本海军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快速巡洋舰以不宣而战的方式，突然袭击了清朝北洋海军的运兵编队。北洋海军广乙舰搁浅被毁，济远舰见势不妙逃离战场，而英国籍的运兵船高升号拒绝日本舰队的投降要求，被“浪速”号发射鱼雷击沉。丰岛海战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在朝日军迅速向北推进，并在9月抵达平壤。清军在平壤进行了殊死抵抗，一度遏制了日军的进攻。但由于清军最高统帅叶志超临阵胆怯，弃城逃跑，导致平壤之战成为一场大溃败，日军顺利占领平壤并迅速推进到鸭绿江。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与北洋海军交战。在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化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以及邓世昌、林永升等一批优秀的将领，而日本舰队各舰也都有伤在身。战后，北洋舰队秉持李鸿章避战保舰的方针，将黄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

　　10月，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东北。同时，日本又组成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连克金州、旅顺。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半岛登陆，从背后袭占威海。北洋海军的残余兵力龟缩到了刘公岛。2月，日本联合舰队派鱼雷艇偷袭刘公岛，击毁来远、威远两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炸毁爱舰，以身殉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见大势已去，服毒自尽。刘公岛随后陷落，北洋海军的十艘军舰成为俘虏。曾经的亚洲第一海军宣告覆灭。

　　这是一曲历史悲歌。北洋海军的覆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李鸿章治军理念的落后，用人制度的缺失，慈禧太后为一己私欲挪用海军军费致使北洋海军多年未增新舰，装备和作战观念的落后等等，都可以构成这支舰队覆灭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中日海军竞争的背后，是国家体制的竞争，是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和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只专注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与以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理念的明治维新之间的直接对抗，后者在这场竞争中更胜一筹。所以，北洋海军的失败是必然的，也由此为后人提供了无限深思的空间。

　　至此，清朝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李鸿章在1885年3月抵达日本，开始与日本谈判。在谈判桌上，作为胜利者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咄咄逼人，李鸿章则节节退让。4月17日，双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1. 承认朝鲜的“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2.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3. 支付军费赔款二万万两（约合三亿日元）；

　　4.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5.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6. 取消清政府在日的领事裁判权，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7. 在条约批准三个月内撤出日军，但为保证条约履行，日军将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让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在此后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从而失去了更多的利权，而台湾的割让使这座宝岛与祖国分离长达半个多世纪。另外，《马关条约》规定了列强可在内地投资办厂，让列强得以进一步扩大对华资本输出。

　　中国败于日本之手，不但使以“自强”、“自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也让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的虚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日、德、俄等国纷纷要求租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