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下，中国人民选择了奋起反抗。作为一个有千年农业史的农业大国，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受到的压迫和苦难最为深重。而近代社会的转型也使中国农民面临着全新的生存危机，大量的西方商品涌进中国，致使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走向破产。为了偿还对外赔款，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农民进行剥削，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他们或者涌进城市成为流亡者或雇工，或者干脆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物并不完全都是地位低下的贫农，甚至有些不是农民。陈胜和吴广是戍边秦卒的头领，张角、孙恩等则是道士、宗教领袖，黄巢是私盐贩子，李自成亦非贫苦农民出身。这也说明了古代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复杂性，而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洪秀全也并非贫农，而是一个尚有一点社会地位的落第秀才。

　　引导洪秀全走上起义道路的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是由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编纂。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基督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体系，而《劝世良言》一书为帮助中国人理解，又将基督教义和儒、佛学说捆绑“推销”，加上篇幅不长，语言简练，所以人们的理解更有可能因此而偏离，洪秀全也不例外。他把基督教义和自己当初落第以后做的怪梦联系到一起，通过自己的幻想，杂糅成为一个全新的“拜上帝教”，通过这种四不像式的“异端”教义去发动那些知识贫乏的农民阶层。

　　就这样，一个连《圣经》都没读过的落第秀才摇身一变成了“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

　　弟”。耶稣有无弟弟且另当别论，洪秀全这番“地上天国”的美好蓝图确实鼓动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骨干的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

　　在这些人中，冯云山是一个优秀的组织人才，他能够把洪秀全那些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妄想症产物的理论加工后用来发动群众，把拜上帝会组织成一个在两广一带有影响力的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杨秀清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军事人才，他是太平天国早期的实际领导者。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迅速席卷了中国南部，在1851年12月就攻克重镇永安，并在那里建制分封。1852年3月，太平军攻下了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与清朝对峙的政权。

　　但太平天国政权从建立开始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领导人的短视。在占领南京以后，以洪秀全为首的天国领导层很快陷入了腐化，洪秀全沉溺女色，不理朝政。天国的一些政策也令人诟病，比如洪秀全规定统治下的男女都必须分入男营女营，连夫妇都必须强行拆散，而他自己则广罗美色，充实后宫，明显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则热衷于权力，他不但手握天国大权，且动不动就以“天父下凡”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逾越天王之上。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遂不可调和。1856年9

　　月，洪秀全借北王韦昌辉等人的力量，将东王杨秀清的势力一并铲除，酿成天京城中两万多人遭到屠杀的惨剧。继而洪秀全又在11月除掉代杨秀清而起的韦昌辉，由石达开主持天国朝政。

　　平心而论，洪秀全的统筹能力不如杨秀清，军事水平比不上石达开，发动群众的能力比不上早年死去的冯云山，仅仅因为他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而成为天王。但洪秀全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力欲，他用石达开秉政，又不完全信任他，延用自己的亲族洪仁发、洪仁达两人牵制石达开，这两人的才能比洪秀全尚有不如。石达开一怒之下，率众离京，在大渡河遭到伏击败亡。这一系列变故完全是由于天国领导人的短视和贪欲造成的。在军事斗争形势还十分严峻，敌人还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内讧显得有些幼稚和不可思议，这也说明了洪秀全这样的人完全不能承担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太平天国中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莫过于洪仁玕。他的《资政新篇》作为中国较早的社会改造方案，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建议，包括兴建铁路、公路，兴办邮政、银行，禁止溺婴，创办社会福利事业，扩大对外交流和商贸往来等等，这些建议却无法引起太平天国中人士的广泛注意。同时，太平天国艰巨的军事形势也不允许这些措施实地推行，所以，这只能说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不多的亮点。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余部与捻军等合流继续抵抗到1868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做了推翻清朝统治的尝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如查禁鸦片，平均地权等等。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是采取宗教“异端”的形式进行的，采取的统治方式也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并不比清朝的统治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为落后。退一步讲，如果太平天国取代了清朝，或许中国会变成另一个中世纪式的国家，而谈不上有什么新的变革。而以太平天国领导人幼稚的政治眼光和故步自封的思维模式，他们是无力抵抗西方殖民者的觊觎的。何况太平天国政权的外交模式还是停留在“天朝上国”的理念上，与清朝政府别无二致，很难指望他们能领导中国走上自强之路。

　　与太平天国有着同样局限性的就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与太平天国一样，是采取宗教的形式发动组织群众，相比太平天国那种有体系的宗教理论，义和团的宗教理论更显得杂乱而不成系统。许多义和团组织本是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本身带有一些邪教的性质，因此，宣扬“刀枪不入”等迷信也就屡见不鲜了。义和团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信仰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拜孙悟空、猪八戒的。另外，与太平天国相比，义和团还缺少稳定的领导集体，这就方便了这些组织能够被清政府所利用。

　　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的频发。在鸦片战争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涌进了中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在本质上都与东方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西方教会来到中国，就和中国地方上的民众发生了文化上的冲突。一些传教士随意干涉中国传统的信仰，甚至横行不法，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为所欲为，更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感。许多农民在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走向破产，也把怒火发泄到了外国人头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在半殖民地的状态下为保护自己而发起的一次本能的反抗。但他们并不能区分外国的东西究竟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所以就形成了一种盲目排外的风气，看到外国人或者洋人打扮的中国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仇视，甚至仇视使用洋货的人。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义和团采用封建迷信的方式组织起来，采用拆铁路，拔电

　　义和团的“拳民”线杆，攻击洋人，袭击洋货商店，甚至滥伤无辜的

　　方式发起排外斗争。这种盲目排外式的“爱国”其实有裨益于国家之处甚少，危害甚至要比益处更大。

　　义和团的这些行为被清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政客们用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试图废黜光绪皇帝，因此精心选择了一位继承人选，但各国公使并不同意。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了解近代外交的人，她在一怒之下，就以一己私欲发动了战争，利用义和团进攻北京的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列强则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最终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前仓皇西逃。

　　义和团最终被慈禧太后所抛弃，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较之太平天国而言是一个更为不成熟的运动，它的失败也证明了农民阶级如果缺乏一种先进思想的指导，注定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在探索近代中国的出路这个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阶级身上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