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
经济类
法律类
文化类
文学类
历史类
军事类
其他类
与此同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没有放弃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一批主张“务实”的士大夫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
众所周知，清朝前期文字狱盛行，一些士大夫为避祸，埋首书斋，寻章摘句，做一些考据、文字、训诂等不急之务，对世事毫不关心。而清末社会的巨大变革令一部分人警醒，他们开始重拾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济用”一说，其中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有见识者推动了一股新思潮。
林则徐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对西方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主持编撰《四洲志》，并翻译引进一些来自澳门的外文书籍，同时还制订了一套依靠群众抵御外敌入侵的战略战术。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唯独在广州无隙可乘，由此足见林则徐之卓越才能。而魏源作为林则徐的好友，他秉持经世济用的理念，将林则徐的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编撰《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相信魏源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本在中国反响平平的著作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引起了极大轰动，直接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发展。
另有姚莹的《康 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书，亦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情况，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理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挨过两次打的清政府终于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加上当时太平天国正在南方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清朝政府开始将林则徐、魏源等
人的部分主张付诸实践。
主导这次“自强”运动的中央代表人物是素来有“鬼子六”之称的恭亲王奕䜣。在慈禧太后上台以后，这个当初因与咸丰皇帝争夺储位失败而遭冷遇的亲王瞬间变成了红人，成为清廷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是清政府买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机构不但是清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管理机构，也是清政府“办理洋务”的管理机构。以这个机构的设立为契机，清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引进西方技术的举措。
而“搞洋务”真正的主力军则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起来的一批汉族官僚，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洋务运动的主导权之所以落在地方实力派手中，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的统治开始分散化。太平天国运动摧毁了清政府原本稳固的统治基础，八旗兵、绿营糜烂不堪，清政府不得不依靠那些手握团练的汉族官僚进行镇压，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实力不断壮大。拥有雄厚人力财力的地方汉族官僚因此就有了办洋务的本钱。另一方面，这些汉族官僚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援，就和来华的洋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因此，他们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洋务运动前期主要以“求强”为主要目标。从曾国藩于1861年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开始，洋务派开始创建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其中以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最为庞大。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亲眼见识到了洋式枪炮的巨大威力，因此他让留美学生容闳协助，从国外购置机器，在上海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购地建立起了这家军事工业基地，以制造枪炮、弹药、船只和炼钢为主要项目。除了李鸿章的淮军给予经费支持外，还获得清政府的海关关税补贴，因此，江南制造总局在几年之内，发展为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另外，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等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仅在于枪炮武器，而且还在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军事工业开支负担沉重，所以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民用工业，以“求富”为目的。这些企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其中以李鸿章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最为著名。轮船招商局最初采用官方借款的方式筹办，筹办以后续行招商，又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因此得以壮大。另外，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也小有名气。
在此基础上，洋务派还创立新式陆海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大量装备洋枪洋炮，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同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建成，特别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立以后，一度成为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成为洋务运动中最耀眼的一项成果。
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就如昙花一现。首先是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给了李鸿章
等洋务派当头一棒，李鸿章精心经营的亚洲第一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参照点来反观洋务运动的种种不足，而这个参照点以一手毁灭洋务运动成果的日本最为合适。
同为亚洲国家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沼的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借明治维新开始崛起，很快挑落了庞大的清帝国，将洋务运动的肥皂泡一下戳破。后世许多人也在思考，为什么日本能够比清朝更胜一筹？
首先，我们可以用洋务运动的轮船招商局和日本的三菱财阀做一比较。同样是经营水运业的企业，轮船招商局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官督”的成分要大大多于“商办”。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者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人都具有官员身份，特别是盛宣怀，他以督办大员身份，总揽局务，使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在因外国资本竞争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李鸿章采取的是筹借官款、允许延长官款贷期等形式。由此可见，轮船招商局是一个“温室中的花朵”，它缺乏竞争力，在“官”的庇护下生存发展，而它的作用也是为“官”服务。反观三菱财阀，虽然和“官”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菱的幕后支持者是明治政府中的大隈重信，且三菱的发家，与政府低价出售官产和给予轮船运营权有密切关系），但政府却鼓励三菱与美国的轮船企业进行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给予种种便利，包括给予补贴。且明治政府对三菱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未加以干涉，主导三菱财阀的岩崎家族以“政商”的身份享有家族企业的全部管理经营权，这使三菱企业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轮船招商局。
其次，洋务运动在创新方面远远不如日本。以军火行业为例，洋务派创办的军火企业一般采用引进外国机器和技术进行仿制的方式，很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谈不上什么技术革新。洋务派同时也缺乏技术眼光，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外国次一等的技术产品。而日本则不同，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进行吸收消化。比如在1880年，留学欧洲的日本人村田经芳就根据日本人的身材和实际需求，研制成功了“村田十三年式步枪”，后来又进行改良创新，研制成功“村田十八年式步枪”，并在甲午战争前的1887年配备全军，火炮也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出现了“下濑火药”、“伊集院信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管”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明，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洋务运动没有深入地触及制度的革新。洋务派一直秉持的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单纯引进西方的技术、装备。但对中国的制度并未有深层的触及。北洋水师作为一支近代化的技术兵种，所采用的制度仍然是老式的军制。在用人上，作为专业技术兵种的海军对技术人才要求极高，但李鸿章却选择了对海军相对外行的丁汝昌作为水师提督，而北洋海军的对手日本联合舰队却发展海军学校不断培养人才，任用了如东乡平八郎等一批专业的技术人才。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北洋水师在1888年以后再未添置新舰，这在海军技术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慈禧太后为一己私欲挪用海军军费修筑园林工程。作为一名老牌政客，慈禧太后还着力沿用倭仁、李鸿藻这些“清流”顽固派，在明里暗里扯洋务派的后腿，以达到她的“分权制衡”的目的，所以洋务派的许多计划，不得不因为清朝政府中的权术斗争而大打折扣。清朝政府的腐败制度是制约洋务运动成果的最主要因素。
这些致命的缺陷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左宗棠都无力解决。特别是李鸿章，在北洋海军覆灭以后，曾经踌躇满志的他明显失落许多。当清廷被八国联军打得“西狩”逃亡时，李鸿章被抛出来收拾残局，签下了《辛丑条约》，透露出一种帝国迟暮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