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是一个大的冲击。对日本来说，几千年来日本都把中国当做一个庞大的国家，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为师。甲午战争是日本第一次完胜中国，显示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原本近在咫尺的小岛国突然崛起强大到能够击败自己，这种冲击和震撼比之前败给任何一个欧美国家更大。

　　因此，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光是在器物上进行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的新思潮。

　　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并不是偶然的。自清政府开放民间设厂限制以后，有相当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帜，投资纺织、面粉、火柴等轻工业，著名的张裕酿酒厂、商务印书馆等一批民族企业就在此时应运而生。尽管如此，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力仍然微弱。以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例，这位以胡庆余堂驰名天下的商人一度在江浙呼风唤雨，显赫一时，晚年却不幸卷入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官场派系倾轧中，又在与英国商人的“生丝战争”中一败涂地。一夜之间，一个杭城巨富变得赤贫如洗，还遭到抄家的厄运，终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生命。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国内封建官僚和国外资本的双重压榨，他们有“强国”和维新的本能要求。而要表达这种诉求，他们只能依靠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受尊重，能把自己的观点“上达

　　天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就这样，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一批被战败深深刺激神经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改革制度的呼吁。康有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本著作，借批驳汉学、托古改制来宣传他的维新思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适逢会试之期，在京应考的士人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反对。康有为正是在此时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他发动士子上书，要求拒绝对日赔款，实施变法。他表示，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这场“公车上书”运动为维新变法运动准备了舆论条件。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阐述变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同时，维新派通过成立“强学会”、“广学会”等团体，发行《万国公报》、《时务报》、《强学报》等新闻报刊，翻译撰述《天演论》、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法意》、《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籍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还培养发掘了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维新变法人才。康有为还与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开议院兴民权、改革科举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变法主张。

　　1898年，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正式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发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警告。从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变法进行了103天，亦称“百日维新”。在这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鼓励实业，设立铁路、矿务、邮政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训练海陆军，裁汰冗员、整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等一系列变法举措，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新法在地方上的推行却不尽如人意，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少数官员以外，大部分地方督抚都采取观望甚至抵制态度。到6月1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境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变法被扼杀于摇篮中。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次以日本为师的尝试。在甲午战争以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破产，维新派正是看到了日本的成功，所以萌发了向日本学习的思想。用康有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在康有为的维新策划案——《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提出的主张多是对明治维新的“山寨”化：“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是仿效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是仿效明治初年的《政体书》中的议政官制，甚至连“参与”一职的名字也是原封不动照搬，康有为还写就了一本《日本变政考》以资参考。

　　但这次“以日本为师”的变法为何只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而告终？相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百日维新令人扼腕不已。后世的许多人也在不断地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变法维新，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却失败，这恐怕并不能仅仅用中国“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这个原因加以搪塞，我们还必须从变法的过程、内容等方面来做深层次的判断。

　　首先，作为一场“以日本为师”的维新运动，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究竟对日本维新的情况了解多少？他们对日本维新情况的分析是否科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可以看到，康有为对日本维新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甚至他还出于自己的需要，在叙述日本维新的时候篡改史实。同时，康有为在著作中还暴露出了他“不知彼，不知己”的缺点，天真地认为日本维新的困难要比中国更大。因此，他过于乐观地提出“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这样的“预言”。殊不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对西方列强来说吸引力要远小于地大物博的中国。且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先有“兰学”熏陶，后有幕府“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初步改革，这为变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明治政府也是一个比中国清政府更有集权能力的政府。这些康有为等人并没有认识到。由此可见，康有为对中国、日本的实际情况所知甚为肤浅，政治眼光充满了书生气。在不了解师傅，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推行的这一场变法，只能是一次“山寨”，达不到深层次的作用。

　　其次，中日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所拥有的内部条件完全不同，而维新派却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前面已经阐述过，在日本维新最关键的时刻，适逢良好的国际环境，英、法、美等列强或为自己国内的问题所困扰，或兴趣不在日本，因此让日本能够从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外部干扰因素众多。另外，明治维新在推翻幕府以后，首先采取的是废藩置县、设立御亲兵、镇压士族叛乱等一系列增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上令下达的政府主导，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维新措施才能顺利推行。反观中国，维新派本末倒置，在没有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控制力的情况下先推行维新措施。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开始崛起，成为近代军阀的先声。特别是湘、淮两系官僚，个个在地方手握军权，对朝廷阳奉阴违，所以，维新举措根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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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到地方，更谈不上得到实力派的支持了。中国的问题，在于过于分散，绝不在于过于集中。

　　最后，康有为等人的个人能力尚有不足。诚然，康有为、梁启超都不失为很好的宣传鼓动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变法最好的人选不是康、梁这样书生气十足的文人，而是日本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的政客。只有老奸巨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自身都不能保，还谈什么领导变法。所以在整个戊戌变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举动比比皆是：天真地冀望于一个无兵无权无势的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退让，或者强硬，显得无所适从；在政变的关键时刻，又把全部的家当押在了“腹黑”的袁世凯身上。这样的思维又如何与政治经验老到纯熟的慈禧太后、荣禄等人对抗？可以说，是康、梁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了他们的战友，葬送了整个变法全局。

　　从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不成熟。它的失败，也充分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度在清末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是不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在19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对抗反清革命浪潮，再一次推行“新政”，将戊戌变法的主张翻版重新推出，试图以此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但后来的“皇族内阁”让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成为一场闹剧，所谓“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清朝皇族和贵族仍然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民权”、“君民共主”成为他们口头的承诺，这使部分立宪派的梦想完全破灭。要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只有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没落的政权这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