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是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列强占据了世界主导，亚洲的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特别是东亚萌发了集体自救思潮，这种思潮是在西方殖民者不断东来的情况下被动产生的，它的发展却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

　　这种思潮的变化一开始是从一种“自卑”感萌发的，这种“自卑”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转变为一种发奋向西方学习的呼吁。在中国，至少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自卑”感还没有蔓延开来，包括洋务派在内的许多人，都还认为中国的文化高于西方，只是在器物上不如西方。而在日本，幕府中的一些人在遭遇开国迷惘后，也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认为“东洋道德”要强于西洋，只是在“艺术”上需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而已。这种思想在后来进一步被西方列强残酷击碎，日本人在“攘夷”的疯狂中体味到了失败的滋味，而中国人则是被西方文化技术武装起来的近邻日本所击败，从而更深层地了解了西方文明的整体先进性。

　　在吃过亏以后，“自卑”的情绪油然而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中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他认为西洋文化要优于东方文化。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还一度有森有礼、西周、西村茂树等学者提出废除日文改用西方拼音文字的主张，津田真道等思想家也认为日本人相比西方人“缺乏智识和开化”，必须用教育来引导。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效仿和崇拜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当时正在进行以“条约改正”为目的的维新，日本人希望借维新向外国人证明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从而获得西方的认可，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还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畏惧心理和“自卑”感。所以，也有学者称呼这种思维模式为“日本人劣等说”。

　　中国亦是如此，在“天朝上国”的迷梦完全被击碎以后，中国在戊戌变法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批判。而严复则进一步把进化论思想融进社会学中，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番大比较。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总之，中国的儒家文化“少是而多非”，汉学、宋学等等都是“无实”、“无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又有吴稚晖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中国文化界的近代思维模式虽说有日本影响因素，但出现这样雷同的发展轨迹，倒也是颇值得研究的。

　　在“自卑”过后，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一种是进行“全盘西化”，把东方文化完全改变为西方文化。在日本，明治政府为了达到“条约改正”的目的，不惜投入巨资，建造了一座鹿鸣馆，为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与西方的外交官跳舞提供一个场所，希望借跳舞来证明日本已经和西方一样是“文明开化”的国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在随后提出了“脱亚论”，鼓吹日本要脱离亚洲融入西方文化中。中国在20世纪初期，“全盘西化”的主张亦甚嚣尘上，最终在1929年，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这一主张，主张将中国的封建文化全面抛弃。

　　但另一种主张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国粹主义”，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1888年，日本的志贺重昂、三宅雪岭、井上圆了等学者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政教社”的团体。在政教社的机关杂志《日本人》第二期所发表的《“日本人”胸怀之志的告白》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国粹主义”的思想。文中说：“吾辈所抱的主旨大义，实际在于以日本的国粹为精神，以之它为精髓，然后能够临机而进退去就……大和民族也不可不在有形、无形中顺应这些变革，但是顺应这些变革的标准应归因于保存国粹，这确是颠扑不破的大法。”志贺重昂等人认为应该保存日本“国民性”，发挥“国民性”的优点，反对鹿鸣馆式的全盘西化。在中国，梁启超也提出了“保存国粹”的主张，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章太炎深受日本国粹主义派的影响，他大力提倡“以国粹激动种姓”，希望借宣传国粹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时，章太炎还认为，国学是一国之所以区别他国的标志，有了国学，即便国家灭亡，精神仍存。章太炎希望用国学来唤起一种“同类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抵抗外族的侵略。

　　国粹主义进一步向“亚细亚主义”延伸，就在20世纪初形成一股“拯救亚洲”的思潮。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战争，但在战争前后，许多在日留学生也参与了拒俄运动，他们把日俄战争看做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而日本的胜利更是让一些人欢欣鼓舞，因为这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打破了欧美列强营造的白种人种族优越论的神话。在战后，欧美一度掀起的“黄祸”论也更促使东亚

　　民族开始思索如何通过“种族团结”来共同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一些人士也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并组建立“东亚同文会”等组织，鼓吹东亚“同文同种”。一些日本“浪人”也开始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无疑在客观上唤醒了亚洲尤其是东亚民族的解放运动意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亚细亚主义”本身具有一定章太炎的危险倾向，它在后来被日本帝国主义引用作为扩大对亚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洲各国侵略的理论工具，亚细亚主义的进步性质完全被抹杀，甚至加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元素。原本的一些日本国粹主义和亚细亚主义的学者如北一辉等人也纷纷转变到以对外扩张以目的的轨迹上。

　　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产生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我们在看辛亥革命的时候，绝对不能孤立地将之看做是一场反满的民主革命，而应该将之看做是近代东亚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自救”运动，一次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而发起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为解决中国问题作出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