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开始了另一场新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是：究竟中国该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立宪。

　　清末的报刊上，吵架的场面蔚为壮观。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为他们摇旗呐喊。在这场大讨论中，国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运动的洗礼。

　　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的时间并不比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晚。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其兄孙眉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在这期间，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于1895年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同年，孙中山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因行事不密，起义流产导致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遂流亡海外，考察欧美各国后，孙中山于1897年抵达日本，在日本继续组织革命宣传活动。

　　而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也逃亡到了日本。这一下日本热闹起来。两派人在日本为争夺舆论阵地打起了笔墨仗。

　　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是一个文笔与思想都十分

　　用他犀利的笔杆子抛出一篇篇文辞华丽、议论精辟的文章，包括《少年中国说》、《积弱溯源论》等。一方面大肆赞扬光绪皇帝是亘古少有的“明君”，鼓吹“保皇”；另一方面又对戊戌政变的几大主谋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大加挞伐，把他们称为“逆后贼臣”，所以要“尊（光绪）皇攘（慈禧太）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则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了一个“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广泛结交华侨，希望能借此实现他们的改良主张。

　　孙中山为了争取改良派，团结反清力量，一度与康有为等进行和谈。梁启超虽然表示对革命有兴趣，但他的导师康有为顽固地坚持拒绝革命。双方一拍两散，一场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

　　显然，康有为还是没有总结出戊戌政变失败的教训，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光绪皇帝出来主持改革的“奇迹”。他还联络国内的唐才常等人发动一场旨在“请光绪帝复辟”的自立军起义，却被张之洞等残酷绞杀。“勤王”的失败并没有让顽固的康有为醒悟，他还是继续做着他的保皇立宪梦。1902年，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大赞清朝的统治是“至仁之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各国都未有的。接着，他又说，中国人愚昧无知，不可以共和，只可以君主立宪。他危言耸听地表示，一旦共和了，就会“亡国灭种”、“天下大乱”。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立刻进行了反击。章太炎早年曾经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立刻总结出了改良无用的结论，走向了革命道路。针对康有为的论点，他于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所谓中国人“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可行革命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为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时，他还直斥保皇派的“偶像”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篇文章文笔犀利，酣畅淋漓，一时间人人传阅，章太炎因此成为革命派中的风云人物。

　　孙中山在1904年支持章太炎。他在《敬告同乡书》中把康、梁的保皇思想狠狠批判了一通，同时指出革命和改良是两条路线，绝对没有调和的可能；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道地的

　　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良方——从维新到革命

　　“假革命”，是康有为等人的骗局，目的就是欺骗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他们去进行那已经没有希望的改良运动。

　　另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邹容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忱，写就了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号召国人用革命来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革命军》迅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其百万册的销量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一个当红作家汗颜。

　　章太炎和邹容的“过激”言论立刻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于1903年6月要求上海租界巡捕将章太炎、邹容两人逮捕。清政府错看了局势，误以为能沿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老法子，把章、邹两人送京审讯，处以极刑，但公共租界工部局却不吃这一套。最后，只能按工部局要求，清政府被迫闹出了一幕一国主权政府为原告在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国公民的滑稽戏。章太炎和邹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这次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不但让清政

　　府脸面全失，还变相为章太炎、邹容做了广告，两人的著作借着“名人效应”继续热卖，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改良派在这一次嘴仗中可以说一败涂地。革命派的实力不断壮大。黄兴等留日学生在日俄战争期间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后改称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留日学生在湖南、湖北一带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并联络当地的哥老会等民间团体，积极策划反清革命。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江浙一带联络成立光复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秋瑾、徐锡麟等一批革命志士加入了这个革命团体。

　　与此同时，革命运动也风起云涌。1905年，为抗议美国掠夺虐待华工，全国上下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同时，从1903年开始，为捍卫铁路和矿山利权，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借机掠夺我国经济财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保路运动”，尤其以四川一地最为激烈。清政府一方面忙于“救火”，秉着慈禧太后“谅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宗旨，镇压国内的反帝运动；一方面决定“预备立宪”，推行“新政”，希望借立宪运动来平息革命。

　　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通过改革官制、裁汰冗官冗员，建立新军，停止科举，改革学制，奖励实业等一系列措施来收揽人心。但许多制度只流于表面，且清政府缺乏具体实施这些制度的人才、资金和魄力。到1905年，清政府看到“立宪”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占了上风，于是又决定“预备立宪”，煞有介事地派了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五人回国以后，就在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慈禧太后等人并不打算把“预备”付诸实践，因此就定了个九年期限，抱着拖一天是一天的态度，给预备立宪设置种种障碍，并声称中国人“民智未开”，目前尚不能骤行立宪。清政府对机构改革开出了一大堆条件，表示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太监都是不能动的“禁脔”，只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衙门做了裁并。1911年，在清朝统治被推翻的前夕，清政府策划多年的“责任内阁”终于出台。皇族奕劻为总理大臣，13个国务大臣中，满洲人有九人，其中五人是皇族。一些满怀希望的立宪派立刻大呼上当，这分明是清朝皇室换汤不换药的骗人把戏，只是在原本满洲贵族专制制度上披了张立宪的皮。一些立宪派因此也转向支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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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顽不灵的清政府人心尽失，一场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推翻了统冶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