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何许人也？为何他会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刻成为风云人物？这要从甲午战争前说起。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其家族是地方名流、官宦世家。其叔父袁保庆为李鸿章淮军中人，借此关系，袁世凯在科举失意以后，就到山东投靠其叔父的结拜兄弟吴长庆，进入淮军谋职，开始了他传奇式的军旅生涯。

　　袁世凯初次崭露头角是在朝鲜。1882年，朝鲜汉城的驻军因为长期不发禄米而发动兵变，被朝鲜高宗的宠妃闵妃赶下台的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发动兵变。士兵袭击了日本人所训练的“别技军”总部下都监，处决日本教官，并攻进了昌德宫，闵妃外逃。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出一个步兵大队、海军陆战队

　　150人和四艘军舰进行军事威胁，要求朝鲜惩凶赔款。为阻止日本干预朝鲜事务，清政府立刻派出了北洋海军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前往朝鲜，并派吴长庆率军入朝。清军逮捕大院君押送天津，扶植闵妃集团重新掌权，阻止了日本的侵朝阴谋。事后，袁世凯被任命为清朝政府的驻朝代表。

　　短短两年以后，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三郎联合朝鲜独

　　袁世凯立党人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之变”。这是一次朝鲜独

　　立党人希望借日本的力量推动朝鲜改革的事变，天真的朝鲜独立党人根本不会想到所谓“引狼入室”的后果，一厢情愿地相信日本会帮助朝鲜实现现代化。袁世凯在这次事变中显示出了非凡而果断的处置能力，他应朝鲜政府要求率军入宫，迅速击败日本驻军，平定事态。袁世凯的表现引起了清朝上层的注意，他一跃而成为朝鲜的“太上皇”。

　　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被淮系的首脑李鸿章所赏识，因此他向清廷极力推荐袁世凯。1895年，袁世凯开始被委以编练新军的重任，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练兵，这支军队成为他后来发家的资本。小站的新军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在练兵过程中，袁世凯还用官禄、金钱收买拉拢将领，把北洋六镇打造成为一支袁氏私家部队。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具有精明的政治眼光，他知道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夕，他看到了康有为等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且自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慈禧太后、荣禄等人对抗，就主动投靠荣禄一方因而在戊戌变法之后飞黄腾达；继而又出任山东巡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力主镇压，得到了外国列强势力的好感。他在李鸿章之后继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经营多年的淮系势力也落入了他的手中，袁世凯自此成为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政府中的满洲上层对袁世凯极不放心，他们认为一个汉族官僚掌握大权是心腹大患。1906年，清政府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直辖，又将袁世凯调为军机大臣，明升暗降，趁机削夺袁世凯的权力。特别是宣统即位以后，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早有不满，借“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削职回乡。但这并不能彻底打倒袁世凯。在清廷中，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唐绍仪等北洋系的人布满朝廷内外，成为袁世凯的耳目爪牙。袁世凯身处河南彰德，却对朝中的局势了如指掌。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清政府无力控制局势，只能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趁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清廷最终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从而让袁世凯取得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接着，袁世凯就玩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派唐绍仪为代表与南方临时政府进行接触，一方面借列强的势力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两手果然奏效，在南方临时政府中，立宪派首先妥协，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最终南方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了让权协议，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自己则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当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不打算毫无原则地让出政权。在袁世凯就职前，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专断，将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通过参议院来限制总统的权力。同时这部《临时约法》也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精神，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用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这是当时亚洲最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件。

　　当然，这样一部《临时约法》要想束缚住老政客袁世凯的手脚，显然是天方夜谭。袁世凯玩弄政治手腕，将内阁操控于股掌之中。第一届内阁是由袁世凯当年的亲信唐绍仪出任总理，在内阁中，除了已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以外，还有农林、工商、司法、教育四个部门控制在同盟会手中。虽然如陆军部等关键部门控制在袁世凯亲信手中，但袁世凯仍不满意。何况唐绍仪此时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已不是个“听话”的人，他事事借内阁的“副署”权制掣袁世凯，令袁世凯大为不满。他借故寻事，迫使唐绍仪辞职，第一届内阁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宣告倒台。

　　革命党人中，孙中山和黄兴一开始对袁世凯寄予了厚望，他们也希望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在《临时约法》的框架内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所以，在孙中山、黄兴同意的前提下，同盟会的骨干人物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自任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实际上的领导者。1912年12月举行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全力投入竞选。由于同盟会极高的政治声望和宋教仁本人的才华，国民党在众议院596席中获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席中获得123席。国民党虽然没有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半数，但其票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甚至以立宪派为基础的共和党、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三党的票数加起来也无法抗衡国民党。大局已定，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宋教仁获得了组阁权。1913年3月，宋教仁从上海北上，准备组阁。

　　但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陪同下从上海火车站登车时，突然遭到枪击。两天后，宋教仁去世，享年32岁。国民党人的组阁梦想和议会斗争的前程也就此夭折。

　　“宋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悬案之一。在案件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刻责成上海方面捉拿凶手。很快，就有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前来报案，供认出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是此案主谋之一。应桂馨立刻被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宋案”的直接执行人武士英。武士英立刻供认了自己刺杀宋教仁的罪行，以应桂馨为线索，一查查到了其上线是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又牵扯到了曾任内务总长的时任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和亲信，“宋案”的主谋就被扣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一时间舆论大哗。

　　有人认为：以袁世凯之老奸巨猾，不可能在国会选

　　举刚结束这个敏感时刻做出这样轻率的举动。以宋教仁宋教仁受枪伤后的遗照

　　三十多岁的阅历，在政治上完全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即使宋教仁到了北京组阁，袁世凯应有信心采用政治手腕对付他，没必要使出暗杀这样的下下之策。何况袁世凯指使杀宋这一指控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往来电文中只有“毁宋”一说，这应该理解为“诋毁宋教仁”。而“毁宋”之说是袁世凯和赵秉钧都知情的。因此，此案很有可能是应桂馨等人为迎合上意，在“毁宋”不成的情况下走了“杀宋”这条路。

　　另外，上海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上海一手遮天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陈其美本身也加入了青帮，与应桂馨也有密切关系。陈其美素好暗杀，这事发生在他的地盘上，不免让人有所联想。

　　加上“宋案”的几个关键人物在此后相继死于非命。武士英在上海狱中暴毙，死得干净利落。应桂馨则是利令智昏，竟然在出狱后于1914年1月上北京向袁世凯讨赏钱讨勋位，袁世凯恼羞成怒动了杀机，派人将之乱刀砍杀。而赵秉钧在“宋案”发生后引咎去职，1914年2月在天津身亡，一说是被袁世凯下令毒死。几个主要人物相继离世令此案的真相如石沉大海。

　　袁世凯决定先发制人，他于1913年4月下令赵秉钧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以盐税、海关税等为担保，敲定了本息达6785万英磅的善后大借款，而袁世凯能拿到手的只有760万镑。靠着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办法解决了财政窘迫后，袁世凯就伸出利爪，免去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北洋军迅速进入江西，直扑南昌。上海、安徽、广东等省的国民党虽然宣布独立，但犹如一盘散沙，被袁世凯各个击破。很快，各省的国民党反抗力量很快失败，“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再度被迫流亡海外。

　　“二次革命”的失败令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愈加稳固，也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袁世凯在民国史上首开“武力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也充分证明了宋教仁等国民党人希望借一纸《临时约法》和国会和平斗争来约束住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想法是多么天真。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套用到政治斗争上其实有一定道理：当你的敌人武装到牙齿的时候，在“讲道理”的同时，身边还是需要带上大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