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建后，一群忠于清王室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不愿放弃清朝复辟的努力。在这群人中间，有清朝的前任官吏如直隶提学使劳乃宣、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御史胡思敬等人，这群人在进入民国以后，仍然留着辫子，怀着“亡国遗恨”，在明里暗里鼓吹恢复帝制。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和他们走到了一起，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还是一心想着保皇复辟。

　　当然，也有付诸行动的，清朝的恭亲王溥伟就与前陕甘总督升允相勾结，在俄国人的支持下，秘密在蒙古等地筹备武装叛乱。溥伟在青岛又与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在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下大搞复辟活动。

　　当然，这些人或者只是放放“嘴炮”，或者只是小打小闹，都不足以成气候。何况袁世凯在位时，他出于自己的野心，也不会允许这群复辟分子胡闹。但在袁世凯死后，复辟派突然因为“府院之争”而得到了一个绝佳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并一手导演复辟丑剧的人就是张勋。

　　张勋早年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是时声名不显。在辛亥革命时，他驻守南京镇压革命党人，后不敌退到徐州，因此被垂死的清朝政府授予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兼江苏巡抚之职。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宠”，这位出身北洋系的将军在民国建立以后还留着那条滑稽的辫子，而他手下那支军队也是人人留着辫子，因此绰号“辫子军”，他本人也得到了一个“辫帅”的绰号。

　　张勋有军队，而且也有列强支持。德国一方面对住在青岛的溥伟等遗老遗少给予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希望张勋能借复辟阻止中国对德参战。有了德国为后盾，张勋实力大增，更是有恃无恐。1917年5月，他借黎元洪免段祺瑞职的机会，纠集北洋系的各省省长、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会，鼓噪倒黎。各省代表和段祺瑞为了达到倒黎的目的，不惜对张勋的复辟主张采取默认甚至暗中支持的态度。紧接着，安徽、河南、浙江、奉天、陕西、山东等省宣布独立，焦头烂额的黎元洪不得不在6月1日请张勋入京“调停”。

　　黎元洪此举纯属引狼入室。张勋一接到邀请，就立刻兴冲冲活动起来，带着数千辫子军浩浩荡荡进京。京城一时万人空巷，市民争睹那群在戏园子里才能见到的古怪旗帜的辫子军。张勋一到京，就向无兵无势的黎元洪提出解散国会等调停要求。黎元洪弄巧成拙，只好在张勋的刺刀下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总统解散国会是违宪之举，黎元洪无法自圆其说，威望一落千丈。

　　这正中张勋下怀，在“搞臭”了黎元洪，并去掉了那个碍眼的国会以后，张勋于6月28日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密谋复辟。6月30日，张勋将北京城中的军警界要人召集起来，强迫他们在支持复辟的文书上签字，然后换上前清的顶戴花翎，直奔紫禁城奉时年11岁的宣统皇帝溥仪重新登基；又大封群臣，以黎元洪为一等公，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张勋、王世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各省的督军一律改称巡抚。张勋振振有词地表示：“民国成立以来，纷扰不绝，生民罹涂炭之苦，皆由共和不适于中国。”前清的遗老们也弹冠相庆，纷纷入京“共襄盛举”。一时间，北京城中拖着辫子的老朽满街乱走，煞是热闹。

　　张勋那群人高兴得太早了。黎元洪于7月1日发出通电，誓不承认复辟，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要求北洋系各大

　　军阀出师讨伐张勋。黎元洪在2日躲进了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脱离了张勋的控制，自此也从民国政坛上暂时销声匿迹。

　　段祺瑞一直在天津坐山观虎斗。在张勋宣布复辟以后，段祺瑞倒黎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张勋也自己搞臭了自己，段祺瑞立刻于7月3日发出讨逆通电，宣布“既已服劳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7月4日，段祺瑞在天津誓师，讨逆军兵分两路进军北京。而在南京的冯国璋也于7月6日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

　　张勋有勇无谋，不知时势，对复辟一事“自信”地认为全国大多“赞成此举”，认为段祺瑞等人不会成气候，其同谋康有为等也孜孜于复辟，既非老成谋国的智者，也非圆滑洞融之政客，对全国政治局势和敌我判断一窍不通。以他手里可怜的那点实力，要对抗来势汹汹的段祺瑞讨逆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张勋不得不在7月5日发出通电，声称自己是被“群小所卖”，又可怜巴巴地乞求“同属北派，何必同室操戈”，但此时为时已晚。张勋作为复辟的总导演，已经成为全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即使是北洋军阀，为维护集团利益起见，也必须先干掉这个败坏“北洋系”名声的家伙。讨逆军的攻势丝毫未减，眼见大事不妙，张勋在7月8日辞去伪职。12日，讨逆军向北京发起总攻，张勋仓皇逃到荷兰公使馆避难，一群遗老遗少如鸟兽散。

　　这场只持续了12天的复辟闹剧是民国成立以来自洪宪帝制之后的又一次复辟，它的迅速崩溃再度证明了一个道理：谁敢恢复帝制，谁就成为过街老鼠。但我们回想这场“突发事件”，不难看到张勋以这样虚弱的实力实现复辟的原因，就在于北京政府内部的混乱。府院之争中，各派都没有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为了各自的小算盘互相争斗，列强和各省督军也插进来混水摸鱼，都想从这场混乱中分一杯羹。阴差阳错中成就了张勋顺利“上位”。这场闹剧也足以令许多人反思：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那套西式共和制度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西式的共和民主会出现这样水土不服的现象？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以后是否就一劳永逸了？中国的问题在民主共和制度确立以后真的完全解决了吗？这些问题恐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需要继续找寻答案，他们还需要在黑暗中摸索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