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你的路，小子。”他说道。那个兵继续向前走去。“耳朵伸得有一英尺长。”威尔士面带轻蔑地说。

　　“他们当中有些人真是呆透了，就是不肯吃药，”斯托姆说，“要是我不逼他们的话。”

　　威尔士面无表情地盯着他。“那又怎样？他们不吃，可能就会得上他妈的重疟疾，然后被船运走，救了他们那些没用的狗命。”

　　“这个他们还不懂，”斯托姆说，“以后会的。”

　　“但是我们比他们先知先觉。不是吗？我们会他妈的叫他们吃药。不是吗？你跟我。”威尔士突然不怀好意地狂笑起来，紧接着他忽然又迅速收敛了笑容，继续严肃地盯着斯托姆。

　　“不用我，”斯托姆说，“事情到了那个份儿上，我就让军官们接管。”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他妈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你就不爱自己的国家吗？”

　　身为一名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士，几乎跟奎因一样喜爱罗斯福总统的斯托姆没有去回答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尔后既然威尔士没有再说下去，两个人便只是站着，四目相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秘密，不是吗？你跟我，”威尔士用柔和的口吻说道，“我们已经知道不吃药会怎么样，不是吗？”

　　这一次斯托姆又没有回答。他们的对视似乎一直在继续。

　　“给我一片儿。”威尔士最后说道。

　　斯托姆拿起一个盒子。威尔士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斯托姆的脸，一边伸出手去捡了一片扔进嘴里干咽了下去。他继续盯着斯托姆。

　　为了不示弱，斯托姆自己也拿了一片，跟威尔士一样干咽了下去，然后回视威尔士的目光。他尝得出那种黄胆汁一般的东西正在他喉咙里扩散开，苦不堪言。好在他第一次学会喝威士忌的时候也学会了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不让半点儿空气进去。而且，如同他看到精明的威尔士所做的那样，他也在拿起药片的时候用拇指捻掉了表面的药粉。

　　石头人似的威尔士面带着丰富的表情继续盯着他看了二十秒钟，显然，他希望看到他呕吐。然后，他转身迈大步走开了。但走了不到三十英尺的距离时，他做了一个标准的向后转的动作，大步地走了回来。所有人都离开吃饭去了。只有他俩单独在这儿。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你明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威尔士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在斯托姆脸上徘徊，“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不光是这里，不光是我们。任何地方都一样，而且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好转。这场战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你明白这个。”

　　“是的。”斯托姆说道。

　　“那就记着，斯托姆，记住。”他的话很让人捉摸不透。威尔士转过身去，再次大步走开了。

　　斯托姆望着他的背影。他明白他说的话。或者，至少他以为自己明白。可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政府告诉一个人他应该去参战，那他必须去，这就是全部。政府大于个人，它可以逼他。这甚至都不是尽不尽义务的问题，他就是得去。而且如果他的人品端正的话，他会愿意去的，无论事实上他有多么不情愿。不管怎么说，这跟自由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有吗？斯托姆又一次低下头看了看他的药盒。他依然能够尝出那片干药片难以置信的苦味，强忍着没有吐出来。还剩下九片，三片是给那些当班的炊事兵的，六片是给军官们的。要是不用像那样发到他们头上该多好！这该死的第一批药。

　　斯托姆抬手在他光着的胳膊肘上拍死了一只蚊子，这可能是一小时内的第五十只了。算了，起码雨还是停了。斯托姆这会儿倒乐观起来了。其实雨停不停并没有什么意义。不必站在雨里吃东西可能要好一些，但是主要的损害已经造成了。在这种湿漉漉透着水汽的空气里，他们湿透了的制服才刚刚开始在他们身上变干。要在如此泥泞的环境里擦干净一支步枪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们的毯子湿了，双人帐篷也几乎被水漫了，晚饭过后他们既没有去处也无事可做。过后，夜幕降临了。前一刻椰树林里还是大白天——照实说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但依旧还是大白天；下一刻就全然是暮色茫茫了，漆黑一片。每个人都吃惊地四下摸索，仿佛顷刻间他们全都变成了盲人。这个新奇的体验过去后不久，他们又经历了另一个。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夜间空袭的滋味。

　　当夜色像一个巨大的平底盘子似的笼罩在他们头顶上时，年轻的法伊夫下士坐在连部帐篷的一角，正要想收拾他的文件和便携式打字机，生怕它们沾上泥土。他有一个可携式书桌，可是现在要干这活是难上加难，因为无论谁设计这桌子也没有料到会在泥泞的地面上用。桌腿接二连三地慢慢往泥里陷去，使桌面倾斜。桌上所有东西都有滑落的危险。当突如其来的夜幕令法伊夫完全看不见东西时，他绝望地放弃了。他索性干坐着，沾满污垢的双手平放在倾斜的桌面上，像收回到架子上的工具似的分放在小打字机的两侧。在把一盏带罩的防空灯点亮并拿来使用所需的五分钟里，其他人都在他身边四处摸索着去点灯，他却一动没动。他不时地在有木纹的桌面上搓他沾满泥巴的指尖。

　　法伊夫感到十分压抑，强烈的程度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应对时的那种失落感令他的眼皮都仿佛僵化了。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一起向他袭来，像要将他毁掉。它们令他恐惧不安，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他甚至都不能让他的文件保持清洁。他被淋湿了，身上肮脏不堪。他的脚趾挤在鞋中湿透了的袜子里，可他没有心情也没有气力去换掉它们。明天他很可能会病倒。蚊子在黑暗中成群地聚集在他的四周，叮咬他的脸、脖子和手背。他甚至都没有试图驱赶它们。他只是呆坐着，暂时停止了运转。他停滞在那团沉闷的黑暗里面，意识到自己正朝着某个未知的死期慢慢腐朽。而最痛苦的想法莫过于知道自己最终还得行动起来。他继续用沾满泥沙的指尖触摸着桌面。

　　毫无疑问，法伊夫的苦恼一部分来自于当多尔叫他去看那片丛林时他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如果去了，很可能就会是他自己发现刺刀，而不是多尔。可他那时候没想到去那儿会很刺激。在法伊夫看来，他总是错过那些激动人心的事，压根儿就是因为他事先分辨不出哪些会很刺激。但那时他却假装威尔士有可能会需要他。他缺少魄力，而且一直很懒，所以他不光错过了发现刺刀的机会，也没能参与奎因那惊人的壮举，而这一壮举在他们回来之后，已经成为了所有谈话的主题。

　　法伊夫曾单独找过他的老朋友贝尔，想了解一下他亲眼目睹的细节；他去过那儿，也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可是贝尔只是用漠然的眼神瞅了他一眼，仿佛不认识他似的，然后咕哝了一些听也听不懂的东西就走开了。这伤害了法伊夫的感情，因为他认为自己为贝尔做了许多事。

　　但是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谈论的事情了。即使在这儿，在夜幕出乎意料地一下子降临之前，军官们——他们都在这儿泡着，仿佛这里是他们的俱乐部——也都在相互谈论这件事。当那盏遮光的防空灯终于点上之后，他们马上又谈论起来。就好像在黑暗的间隙，啥事儿也没在法伊夫身上发生过。他仍旧坐在他的角落里。

　　“法伊夫，你这该死的！”防空灯里刚刚有光亮射出来，威尔士就怒气冲冲地对法伊夫喊道，“我叫你他妈的过来帮我弄这臭玩意儿！可你就光坐在那儿！赶紧抬抬屁股来这儿干活！”

　　“是，军士长。”法伊夫说道，他的口气平淡至极。可他既没有动也没有抬头。

　　从帐篷的另一侧威尔士迅速向他投来一道锐利的目光，它穿过香烟的云雾和重新嘈杂起来的谈话声，直射到他的脸上。即便不看，法伊夫也感觉到了。他尽力做好接受长篇谴责的准备。可是，奇怪的是，威尔士接下来一言不发地转身摆弄灯去了。法伊夫继续坐着，对他心怀感激，可是他觉得自己被泥巴裹住的灵魂已经太麻木，无法再思考下去了，便静听军官们谈论“大个子”奎因和他的惊人之举。

　　他用不着在脑子里记下他们说的话，只要看看他们的表情，听听他们的语调就行了。谈起这件事，他们的笑声中无一例外地藏着几分尴尬。他们都为奎因感到骄傲，但他们为他骄傲时不会像士兵们那样扯着嘶哑的嗓子嬉戏取乐，所以在他们感到荣幸的谈笑中流露出一丝羞愧。但他们的确为他骄傲。奎因下士很快就会升为中士了，法伊夫心神恍惚地想，你们瞧着吧。好吧，他并不介意。如果有人该晋升的话，奎因是当之无愧的。正在这时，黑夜里从林间小道深处的某个地方，响起了高音警报器那凄厉的、持续反复如同打嗝一般的声音。

　　惊慌和一阵无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法伊夫慌忙摸黑起身离开他坐的水罐。等他来到帐篷门口时，惊恐已经变成了寻常的忧虑和想看个究竟的好奇心。在他到了帐篷帘子那里时，他发现，那里不光是他一个人，其他人也都做了同样的事，而他正夹在一群人中间。“等等！”威尔士在他们身后大叫道。

　　“等等，该死的！等我把这该死的灯熄了！等一下！”

　　法伊夫前面的那个人——法伊夫从来也没弄清楚是谁——手里拿着拴门帘的绳子犹豫不决，仿佛全然不知所措。随后整个帐篷陷入了一片黑暗。法伊夫面前，人声鼎沸，乱摸瞎找，骂声四起。然后，无论军官和士兵，所有人都穿过敞开的帘子，经过挂着的毯子，拥到了明澈、清爽、布满星斗的夜空下。他们连拥带挤把法伊夫也带了出来。他若是想留在帐篷里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一起抬头望着天空。

　　不光他们，三连的其他成员也都从各自保养自己受湿受凉的身体的地方出来了。先前他们都曾被安排去挖狭长的掩壕，可实际上整个连队只有六个坑，六个给军官们用的，按照指令丝毫不差地挖好了。如果有人此刻后悔了的话（比如说，法伊夫就是），谁也没有把这大声说出来。他们乱哄哄地扎堆站在泥里，拥在几排小帐篷旁边的那三个大帐篷之间，少言寡语，伸长了脖子望着天空，努力想看到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探照灯的两三道微弱的光柱，无力地触摸着天空，什么也没有照见；时不时地还有单个高射炮弹爆炸时一闪即逝的光芒。

　　他们能听到的远比他们所能看到的要多：但听到的东西实际上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有高音警报器的声音，整个袭击过程中它都在冗长单调地、没命似的发着狺狺的抗议；一次又一次告诉人们不同型号的高射炮正将没用的炮弹打上夜空的机器似的响声。最后，隐隐约约地还有一个或几个马达在黑暗中嘟嘟作响的声音。从声音中根本无法判断出是否有一架或好几架飞机。

　　每个人都试图——但不甚成功地——掩饰着自己的紧张。这是一架外号叫“查利牌洗衣机”的日本飞机，不太风趣的人也叫它虱子。他们当然都听说过它：单枪匹马的一架飞机，总爱在夜间搞一次讨厌的空袭，而且勇敢的美国军人还给它起了绰号——这些信息在所有新闻公报中都有。事实上，由于飞得太高，它的声音的确像一台过时的单桶洗衣机发出的噪声。但是这个外号太笼统了；所有此类的袭击，不分飞机的数量，或一晚上袭击的次数，都被不加区分地用上了这个外号。新闻公报对这一点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可不管怎么说，在这儿站着，仰望着热带夜空里陌生的星辰，听着，等着，随手打着肆意吮血的蚊群，谈论“查利牌洗衣机”，要比在公报里读有关它的描述有趣得多。

　　最终传来了他们今天早上就已铭记于心的那种几乎难以听清的、如同叹息一般的声音。他们下意识地迅速做出俯身的动作，就像一阵微风拂过麦田，但谁也没有卧倒在地上。这时他们的耳朵已经足以判断出这些声音很远，况且地面很泥泞。从树林深处机场的方向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缓慢地、大跨步地朝着他们这边靠近。他们数出有两串五发的，一串四发的（可能另一发坏了）。如果只有一架飞机的话，它肯定是一架大飞机。在接下来的那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里，可笑的高射炮又连续不断地向天空打了几分钟没用的炮弹。然后，警报器开始全线发出短促凄厉的、如同打嗝一般的叫声，表示警报已经解除。

　　三连的人开始大笑起来，哼哼鼻子，然后彼此拍打后背。沿着椰林长长的走道，警报器继续急促地、没命地叫着。军官和士兵们都好像在彼此庆贺对方度过了这场空袭。这持续了几乎有一分钟，然后军官们想起了自己的尊严，便各自离开了。警报声停止了。而这两群人中的笑声和拍打后背的动作又延续了几分钟。最后，这也停了下来，他们在黑暗中试探着脚步，纷纷回到了自己歇息的地方，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巴不得没有哪个真正的老兵看到了他们惊慌失措的表现，然后重新开始想办法躲避寒冷和潮湿。

　　就这样他们过了一夜。谁都没有睡。夜里还有另外五次空袭。如果“查利牌洗衣机”是个单枪匹马的战士的话，他肯定是个精力充沛的战士。他肯定一宿没睡。三连也是一宿没合眼。在一次空袭中，最后一串炸弹的最后一枚落在了他们前面一百码处的地方，损毁了一个高射炮阵地，炸死了两个人——当然，全都是意外。那炸弹离他们太近了（震耳欲聋，如同特快火车一般无情地飞奔而来），使他们全都趴在了地上，又弄了一身泥水。第二天，两个齐胸深的大坑便出现在补给帐篷的两侧。大家都在想，如果那串炸弹再多一枚的话，它很可能就会落在靠近他们宿营地正中央的地方。早晨，他们都走出了帐篷，放心大胆地走进那温暖的、令人振作的阳光中，看见彼此长满胡楂的脏兮兮的面孔，眯起眼睛在瞅望；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看到的人都已经变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变得更多。被师里的计划作训处称为“适应期”的这两周经过筛选归纳，生活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节奏。一方面是相对安全的、烈日炎炎的白天，另一方面是又湿又冷、蚊群出没、警报和恐惧充斥的夜晚。而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关联，前后也没有连贯性。白天里有许多关于恐怖的谈资笑柄，因为在阳光下，夜里可怕的事显得并不可信。但是当黄昏，当那个深沉的热带黄昏突如其来时，白天的一切就都被搁置一边，天亮之前不会再提起，他们都在为过夜做准备。白天可能有活要干，也可能闲着，或者还可能进行一点儿训练。夜里总是千篇一律。

　　每天大家都在附近的河里洗澡，河的官方名称据他们了解是加瓦吉河。每晚他们都要刮一次脸，就用河里的水盛到头盔里，放在小火上烧热了来用。也有时候——在白天——他们走得远一些，到丛林里去，到奎因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个正在迅速腐烂的日本人依旧四脚朝天地躺在壕沟上面。他们在丛林中发现的这一个阵地是科利角战役最后阶段的战场遗址。日军的一支大部队曾在这里被围歼了，沿着加瓦吉河可以在丛林内外找出日本工事的整个外围。他们这么做了。这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他们还步行去过其他有趣的地点。他们到过海滩，到过科利角，也到过种植园园主的大宅院，那里如今已被打得弹孔累累，被主人遗弃了。有几组人甚至在不同的日子里，搭着卡车，一路沿着泥汤般的道路，穿过无边无际的椰树林，跑到了几英里外的机场。在机场里，轰炸机顶着懒洋洋的烈日起降。机械师们光着上身在椰树的树荫下工作。然后这几拨人又搭车回去。在他们往返途中去过或见过的以及沿途经过的所有地方，卡车和士兵们都在忙着储备大量的物品，准备即将到来的进攻。他们心里明白，自己都将是这场进攻中的一部分。这一切仍然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

　　在经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能够坐下来，沐浴一下热带地区炽热的阳光是一件极美好的事。阳光让人重新有了活力与精神，在带来热量与白昼的同时，每天它还让人们重新清醒起来。阵阵的微风拂过，吹得棕榈树叶飒飒作响，在地上映出斑驳的树影左右摇摆。热带地区烂泥的恶臭从地面升起，暖烘烘、潮乎乎，让人难以忍受。

　　然而不光是玩耍。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船只抵达，卸下部队和补给品。几支能抵得上一个排的小分队，由各自的下士指挥着，被征调来帮忙卸船。这就是他们初到的那一天敬畏地看着别人干的活，如今他们变成了这方面的老手，也熟悉了偶尔发生在白天的空袭。没有船只抵达的日子里，这几支小分队得去帮忙把补给品从海滩转移到后方树林的大暗窖里。每天早上都有一小时高强度的健身操。每个人都觉得这很愚蠢，但这是师里明令要求的。他们进行过几次小的尝试性的行军练习，几乎跟走路没什么两样。有整整一天被临时安排进行步枪射程内的武器试射练习。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

　　什么也没有影响夜晚的生活。

　　夜里从来都一样。先会是晚饭，之后也许会有半小时额外的暂缓时间。然后便到了黄昏，他们无奈地坐着看它到来，无助也无力阻止它。接下来就是黑夜。不用再命令和督促，第二天早上他们就都已挖好了狭长的掩壕。他们现在睡觉时都随时准备跳进掩壕里去，管它湿还是不湿，也不管警报器何时响起。半睡半醒地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从天罗地网般的蚊群中冲杀出去（首先从来未深睡过，只能够半睡），然后摸索到帐篷外面的坑里去。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担惊受怕，如若不被炸弹击中，也会成为成千上万只蚊子的目标。后来再在黑暗中摸索回帐篷里去并尽可能一笑了之，而事实上你却很尴尬。这就是夜晚的生活。没有什么英雄色彩，只是有失尊严。夜里他们越来越有几分猫的神态，疑神疑鬼，郁郁寡欢。脸阴沉沉的，两眼放着光。最后，天终于亮了，他们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这种像患精神分裂症似的奇怪生活，这种黑夜与白天的截然不同，在他们奉命转移宿营地时变得更加分明了。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寻找丢失的帐篷、行军床和蚊拍，第四天把它们搭建起来，接着住了两天。然后他们不得不转移，全部重来一遍——这是很难干的活，需要乘卡车长途跋涉，用人力运送帆布帐篷，并重新挖掘所有的掩壕。难上加难的是，每天至少有一个排，通常是两个排不在连里，被派遣到海滩上去。派去的理由很可能是要让他们离卸船的地方近一点，在需要卸船时可以更方便些。但他们并不肯定，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某位后勤专家在某张图表上把这统统都设计好了。结果便是把他们放在离机场更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不是仅仅偶尔会有一颗炸弹落到他们身边，而是他们现在正处在落点的中央。同时被业内人士称做“地滚球”的杀伤炸弹每晚都在他们四周爆炸。出于这样一个理由而进行的这样一次转移从某一观点来看可能有它滑稽可笑的一面，尽管如此，三连中却很少有人嘲笑它。

　　在旧宿营地里你有做决定的资格。你能够自问是愿意出去待在你的坑里还是不去，勇敢地留在床上。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大部分人都愿意出去，但犹豫不决还时有发生。在新营地这种选择就不存在了。你必须出去躺在坑里。你也乐意为之。

　　很奇怪只有一个人受伤。印象中应该有更多人。三连周围的其他连当然还有伤兵。三连受伤的是一等兵马尔，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乡巴佬，跟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他是个高个儿，常年劳累，一个不愿意离开父亲农场的被征入伍者，他就没怎么喜欢过军队。在空袭中一块“地滚球”炸弹的弹片呼啸着飞入他趴着的坑里，他的右手就像是被外科医生动过刀子一样，被整齐地切掉了。马尔喊叫的时候，旁边的两个人跳到他身边用止血带帮他止血，直到卫生员过去。炸弹落在三十码远的地方，好在这时候“地滚球”已经在地上滚了好几大步了。

　　因此马尔成为连里第一个真正受伤的人。还真够倒霉的。他受到了同海滩上伤员们一样绝对温柔的对待，可他也并不比他们更喜欢这一点。所有能为他做的都做了，但是马尔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哭闹起来。他向来就不是个聪明人，没想通他还能工作。

　　“我该去干什么，啊？”他烦躁地对着帮助他的人们喊，“我该怎么干活，啊？我怎么去犁地，啊？我是认真的。我现在要做什么，啊？”

　　威尔士军士长试着安慰他，他告诉马尔他现在状况如何，说马尔现在就可以回家，但马尔什么都听不进去。“把它拿走！”他对他们喊，“把那该死的东西拿走，我不想看到它，该死的。那是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