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丝毫的让步。　

　　在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洛文杰就对我言之凿凿地表示，人民币汇率仍是一个重要议题选项。作为美方官员，面对中国官方记者，他当然不会有所示弱。　

　　对于“美国将关注货币政策影响”这一中方认为“最富有意义的成果”，美方在公开场合，却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后的记者会，美方安排我作为第一位中方记者，向美方高官提问。　

　　作为经济记者，我的问题直接向盖特纳。我问道：“部长先生，我从中方的成果清单中看到，美方同意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我却未从美方清单中看到，您对此怎么看，另外，您认为哪个方面是这次对话的最大成果？”　

　　略为思索后，盖特纳冲我微笑回答：在他看来，最重要成果，是美中在经济政策和改革框架上达成一致，此举“将为实现更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盖特纳说，在全球从危机转向增长之时，美中必须“谨慎以对”，“不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具体来讲，就是美中经济转型，美方提高私人储蓄率，降低未来财政赤字，迈向更稳定和更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同时，我们希望看到中方以及其它国家能够采取更多行动，通过刺激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在华盛顿政治圈，许多人就感慨，盖特纳看似为人羞涩，但语言功底其实非常老道，他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将焦点转移到另一个问题，而人民币汇率往往是他最热爱的话题。　

　　这次亦不例外。即使到问题最后，他在回答时还不忘对我“保证”，美方会谨慎处理好“退出战略”，“一旦我们确信经济实现坚定复苏后，我们将会采取措施扭转这些不得不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额外步骤。”　

　　很明显，滑头的盖特纳回避了我的问题核心。他用含糊的言辞，回避了在货币政策上做出的明确承诺；与之相对应的，尽管中方文本上有美方谨慎货币政策的承诺，但查遍美方散布的成果文本，有关货币政策的这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出现。　

　　当然，与中方洋洋5页的中文经济对话成果清单比，美方的英文成果清单只有两页，许多内容都被精简掉了。这是双方处理方式的不同，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倒是在我向洛文杰询问：美方同意关注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的表态，是否可解读为对中方要求的一种妥协，这位美国财政部中国特使回答道：“不”。　

　　但洛文杰却未明确解释说“不”的理由，而是话锋一转说，美方也向周小川行长坦诚询问了中国积极货币政策相关情况，因此，美国表态将关注货币政策的影响，“我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很好的互换（a good exchange）”。　

　　对于美方承诺同意 “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我马上找到美方提供的相应版本，但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对应的美方公布成果文本中，我并没有找到这段文字，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对我的追询顾左右而言它；而且，似乎美国记者也未有深入挖掘的愿望，将这一关键性表态“遗忘”了。　

　　这或许也是美方的“内外有别”吧！　

　　在2009年盖特纳赴北京访问并展现“友好”一面，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在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却在中美关系上透露出杀气，让身在现场的我不由不感到惊诧。　

　　比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柯克在演讲中强调，美方有两手策略。其中，优先解决途径是通过对话展开磋商，这包括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体制；另一个途径是则通过贸易争端机制寻求解决，比如，美国就在世贸组织提出了7项对华贸易诉讼。　

　　在讲坛上，黑西装、光头的柯克说：“我们和中国关系能否健康和发展，部分取决于中国市场是否对美国商品、服务和投资开放，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我们承诺将和中国积极合作，但我们永远将美国商业和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接着说：“假如我们能够采用贸易外交手段，我们就采取这个；假如我们必须在WTO诉讼，我们就会诉讼。而且，只要正确，美国将根据WTO规则发起更全面和公正的贸易补偿手段。”　

　　如果说，从羞赧的盖特纳口里，美方确实放弃了“抱怨外交”；但在老辣的柯克口中，不仅仅是“抱怨外交”，而且是杀气腾腾了。　

　　这或许正是美国的两手。在购买国债问题等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于是由盖特纳扮白脸，轻声细语，好话绵绵；而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人需要更多就业和机会，于是大棒相加，由柯克扮红脸，极尽恶语之能事。　

　　软得方面则更软，硬得方面则更硬。这也正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现在奉行的“巧实力”（SMART POWER）政策，在一些以往动辄大棒政策相加的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转而采取大棒和胡萝卜并重甚至更侧重后者的政策，以此迫使对方改变政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并不表示奥巴马就放弃了大棒，而是挥舞大棒的手段更加隐蔽。　

　　比如，就在2009年4月8日和20日，美国业界分别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前者涉及金额约32亿美元，后者涉及金额约17亿美元，其涉案金额之庞大、时间之紧密，为过去几年来所罕见，也凸显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　

　　这种态势，让当时访美的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也感到不安。2009年4月，陈德铭对我说，他随后在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举行会谈时进行了交涉，美方的回应是，将会妥善处理这两个案件。　

　　但所谓“妥善”，不过是给陈德铭一个面子，未在其访美期间立案。等陈德铭刚离开美国，中国在庞大贸易采购合同上签字后，美方立刻正式立案。　

　　面对美国频密的对华贸易制裁，在2010年的一次记者会上，我忍不住询问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你多次强调美国将推行积极的贸易促进战略，但许多中国官员却抱怨说，美国却对许多中国产品采取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国商务部，我们看到，相关的针对中国的制裁案例大大多于以往，你怎么看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