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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并不是你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也不是你干什么都可以不坐牢了；自由是你清楚无疑你要干什么，不装蒜，不矫揉造作，无论什么功利结果，会不会坐牢或者送死，都不在话下了。

　　对于惶然不知道干什么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存在的；对于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自由是不可及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点儿勉强也没有，任何外力都是无；而“矩”是什么？就是“灵”的“自为”。你超出这个“自为”，加入了非灵的杂念，就是“逾矩”。所以说“从心所欲”和“不逾矩”又是一个东西，只不过“通俗”起见，从相对方向做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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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世界上布满了人，结成了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需要有统一的规则来使这个社会运转、延续。这是人们生存所必须的。

　　但这是生存的问题。它不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人的自然属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自然个体本身是各个不同的，就像庄子说的，有的鸟腿长有的鸟腿短一样，你把长的截短或者把短的接长，这对于它们的自然都是破坏。

　　而社会要求的是统一，做的正是这件事；又不得不做，否则它无法存在和延续。所以从人的立场来讲便是有得有失。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一直处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状态中——你要求自由，可能就要同时接受死亡；而你接受生活，又往往必须扭曲本性。

　　不过在中国的哲学里，后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完全调和了这两者的矛盾——

　　就是说人大可继续过他的生活，而他的心呢，是自然的；就像云在天上，水在瓶子里一样，彼此一点儿也不矛盾；各在各的领域里，互不相干，安全地并存。

　　这呢，也算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吧——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生如蚁而美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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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毛泽东的说法，有生之物，出生之时都是真老虎，后来就变成一个纸的老虎了。如果仅从审美角度讲，那无论如何我更喜欢前期的孙悟空。我实在同意弗洛斯特说的那句话，就是革命只该进行一半，就是前半部分是有意思，有活力的；随后功利、政治跟过来，精神的光芒大大减弱，最初的生气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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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或者美，是我在世界上，感觉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了；虽然我不能保存它，甚至也不能追随它，但是它确实是我感到了的，是我一生中唯一可见的珍珠了。在它到来的时候，可以说一切世间的、非世间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就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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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哲学或自然观，至少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助于我们每个人的，就是它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不须用脑子去设想自己。当我们看到自己是什么样儿的时候，并不是说就由此不选择了，接受一切宿命，并不是这样；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之后，你恰恰做事情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是一只鸟儿，你就可以飞，你是一条鱼，你就可以游；你喜欢数学你就做数学，你喜欢人类学你就做人类学，你反对什么你就反对。就是你不会在繁杂的外在要求中迷失，而故意改变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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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歌叫：我们亚洲，山是最高的，我们永远高昂着头。

　　我说是不是你要站山上跟人家比个儿呵？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而且自己还不够，还“我们亚洲”，把亚洲都算进去。我不喜欢强的世界。太可笑了。

　　就是都是要目的，要结果的，要成功，要更成功；而其实生命唯一的真理就是“春来发几枝”——自然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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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体现自身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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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是天赋的内在的。人的一生或许都在发现自己才能的过程中间。如果你的才能为你带来财富，那这个世界对你大概是不坏的；如果带来的财富还能使你幸福，甚至给你足够的慰藉，那这个世界该说是再适合你不过的了。才能若同财富无关，但是却帮助你的精神升华，使你脱开这个世界，获得内心的另一种宁静，那我想也是很好的，甚至是更好的。

　　但是才能到底不是心，而是更属于大脑或者胳膊腿的；心如果痛苦，才能能做多少事，这实在要看心大还是才能大了。才能大于心的人，日子是比较好过的。相反的人就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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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痛恨杀戮，却又一直在杀戮，所以人发疯。

　　面对这个冲突，就有了智者，有了宗教和哲学，找一个观注点，找一个解释。但是不论人怎么挣扎，还是在自相矛盾中间，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千代留下的基因。

　　我喜欢真实，喜欢美丽，喜欢纯洁的生命，喜欢就是喜欢，是至极的，此刻生死置之度外。在喜欢的一刻死，或许是至高的幸福了。但是难有这样的完美，它让你就在半脏不脏中间，不死不活中间，痛苦痛心中间。所以我说我喜欢革命，不喜欢政治，喜欢写诗，不喜欢当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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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自己放在万物中去看，便如花开草长。当你排除了妄念之后再看世界，那真是美好得不得了。我那时写“有山有水有河流，好花好月好人间”。到柏林来也是静的。我发现消除别的都容易，消除对自己的期待特别不易。其实是本来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