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预料到,前线的不幸事件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意大利的政策有任何改变,可是我们已经指示海运大臣,要他疏散地中海的船只。英国的船只回国时不再取道亚丁。我们已经命令载运澳大利亚军队到英国来的船队绕道好望角。我们指示国防委员会考虑一旦同意大利作战,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特别是对克里特岛应采取什么行动。从亚丁和直布罗陀撤退非战斗人员的计划已经实行。
大约在下午3点,我乘英国政府的“红鹤”式客机飞往巴黎,这种客机我们一共有三架。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我同行,另外还有伊斯梅。
这是一架很好的飞机,很舒适,每小时大约飞一百六十英里。因为这架飞机是非武装的,所以需要护航,可是我们飞进雨云层中,一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布尔歇。我们一走下“红鹤”式飞机就看到局势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坏得多。迎接我们的官员告诉伊斯梅将军说,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即将进入巴黎。我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听取了关于局势的报告以后,就乘车去法国外交部,于5点半钟到达。我被领进一间精致的房间里,雷诺在那里,还有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大家都站着。我们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在甘默林面前,在一个学生用的画架上挂着一幅地图,约有两码见方,有一条黑色墨水线标出盟军的战线。在这条线上的色当那里画了一块很小但是很不祥的凸出部。
总司令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在色当以北和色当以南,在大约五六十英里的一段战线上,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经被消灭或被击溃。一大批装甲车辆正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奔向亚眠和阿拉斯,目的显然是要在阿布维尔或其附近一带推进到海边,再不然就可能是指向巴黎。他说,在装甲部队后面有八个或十个全部摩托化的德国师正在挺进,分成左右两翼,进击两头被切断的法国军队。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五分钟,谁也没有插一句嘴。他说完以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沉默时间。我问:“战略后备队在哪里?”接着,我又毫不在意地(确实是毫不在意地)改用法语说:“机动部队在哪里?”[6]甘默林将军向我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7]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的火冒起滚滚黑烟,我隔窗望见年迈可敬的官员们正在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可见,已经是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过去的经验对我们有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不利,那就是:事情永远不会照原样重演。不然的话,我想生活就会太容易了。归根结蒂,我们在过去也常常有战线被突破的情况,但总是能够重整旗鼓,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的。不过现在有两个新的因素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第一是,敌人的无法抵抗的装甲车辆到处袭击所有的交通线和乡村地区;第二,没有战略后备部队。“一个也没有”[8]。我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对于伟大的法国陆军及其最高的军事首脑应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要防守前线五百英里长的阵地的司令官竟然没有给自己准备大批的机动力量。谁也不敢担保能确有把握地守住这样辽阔的战线;可是,当敌人用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并且突破了战线时,司令官总该有而且必须有许多个师,在敌人第一次猛攻的威力用尽后,能够冲上前去,进行猛烈的反击的。
马奇诺防线是作什么用的?它本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使军队得到节约使用的,它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攻的出击口,还可以使大批的部队留作后备力量;这是办好这些事情的唯一的办法。可是现在却没有后备部队。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使我吃惊的事情之一。虽然我过去是忙于海军部的事务,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英国政府,尤其是陆军部,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形呢?我们不能借口说法国最高统帅部除了把笼统的轮廓告诉我们或戈特勋爵外,是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部署的。我们有权利要知道这些。我们应该坚持这一点。因为双方军队正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我回到窗前,望着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文件燃烧的火堆所升起的股股青烟。老先生们还在继续推着小车,使劲地把车上的文件投进火里。
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主要人物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次谈话,雷诺先生曾发表一份详细的记录。他在记录里说,我曾极力主张,北方各集团军不应撤退,相反,应当反攻。这确实是我当时的心情。不过,这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事主张。[9]须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灾难的严重,或者说认识到法国人明显的绝望心情。我们未曾指挥作战,我们的陆军只占前线军队的十分之一,而且是听从法国指挥的。法国的总司令和主要的部长们显然深信一切都完了,这使我和同我一起去的英国军官们大吃一惊,我在我所说的话里,没有一句不是极力反对他们的这个看法的。然而,他们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尽快地向南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久就都看出这一点了。
不久,甘默林将军又发言了。他在谈论是否现在应该集结兵力向突破口或“凸出部”——我们后来就是这样称呼这类东西的——侧翼展开反攻。有八九个师正在从战线的比较平静的地区——马奇诺防线撤下来;有两个或三个装甲师尚未投入战斗;还有八个或九个师正从非洲调来,两三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到达作战地区。吉罗将军奉命担任缺口以北的法军的司令。今后德军前进就要通过两条战线之间的走廊地带,在这两条战线上可以按照1917年和1918年的作战方式进行战斗。由于德军要建立日益扩大的两个侧卫,同时又要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补给,所以德国人或许保不住这条走廊地带。甘默林讲的话,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听来很有道理。然而我意识到,他的话并没有使这少数几个迄今是担负重责的有力人物感到信服。我接着问甘默林将军打算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向凸出部的侧翼进攻。他的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然后耸了耸肩膀表示毫无希望。我没有争论,也用不着争论。考虑到我们的贡献很微小——开战八个月了,才派出十个师,而且参加战斗的连一个现代化的坦克师也没有,我们英国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甘默林将军见面。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好心的人,对军事很精通,毫无疑问,他是有许多话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