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叮……”幸红看了看座机显示屏，是个陌生的号码，未接。

　　一会儿她的手机又响了，一看是刚才那个电话，仍没接，继续看她的案件。

　　如果我们的法官都去研究案件，而不是研究关系，那至少要少50%的冤假错案。这是幸红的观点，她感到今天的法官是越来越重关系，而越来越忽视案件本身了。上班时间，如果不是开庭、开会，她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看案子，因此很少开手机，对于不熟悉的来电她也不接。这不怕误事吗？不怕。她认为过去没有手机的时候，不是照样办事？何况为了抗击那股气势汹汹的“勾兑风”，她更加要守住这条底线。如是真的有大事，就找她单位的办公室嘛，办公室会通知她的。比如有一次她母亲出了车祸，找不到她，就是法院办公室通知她的。有人借此跟她提意见，说这样不好，她笑了笑，照样我行我素，不改。她认为，作为法官，只要对得起案件，对得起当事人就行。但最近，她对自己的这一工作原则有所动摇了。是近些天来，她对赖志宏一案有些拿不准造成的吗？也许是，也许更早。现在她心中对此案已有三个意见：一是如邬清的合议庭方案，纠正一审，判20万；二是维持原判，判120万；三是纠正一审，判300万。过去判案，每次也有几种意见，但至少随着她对案件的深入后，总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且不会动摇。而这次不同，她已经动摇过多次了。这时电话又响，她一看是院政治部的，拿起了听筒。

　　“幸庭长，你在办公室呀？”一个温和的声音道。

　　“马主任，有事吗？”幸红问。

　　“幸庭，有个朋友很想找你反映些案情，你老不接电话，能否接待一下？”

　　这个政治部主任，还兼副院长呢，什么时候都是很尊重对方的商量口气，让你无法拒绝。

　　“好的，好的。”幸红很配合。

　　幸红放下电话没几分钟座机又响起，她一看的确是刚才的电话，拿了起来。

　　“幸庭长吗？我是胡律师。”对方谦恭地说。

　　“胡律师，你好。”幸红热情地道。

　　“幸庭长，我是赖志宏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有不少新情况想跟幸庭长当面汇报一下。”

　　“好的。胡律师，你能否在电话上说？慢慢讲，没关系。”

　　“这样太不礼貌了。再说，三两句也说不完。”对方委婉拒绝了。

　　“那你就到我办公室来吧。”

　　“这样也不好吧，马主任说，办公室找你的人特多，我想找个清静的茶楼认识一下幸庭，也好交个朋友。”

　　“既然是马主任说的，我很重视。一定认真对待，就到办公室来吧，我这儿也很清静。”幸红客气地坚持道。

　　“马主任说，幸庭是全省有名的先进法官，我真想交你这样的朋友，幸庭就不要客气了。”这个胡律师真能缠。左一个马主任右一个马主任，让你很难拒绝。

　　“这不是客气，而法院的规定，我们是不能外出见当事人的，请不要为难我。”

　　“怎么是为难呢？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还有很多资料给你看。”

　　“发传真，发邮件都是可以的，来办公室也行。”幸红见对方一时无语，忙说，“对不起，胡律师，有客人来了，我挂了。”

　　幸红用拇指和食指掐着自己的两眼窝，感到很累，她想通过用力的按摩，让自己清醒一些。近来她感到太累了，不是身累而是心累。如果一直都很忙，不得清闲，但只要累得有成绩、有硕果，她是受得了的；如果越累越茫然越悲观她就受不了。的确，她这一生都争强好胜，一生都是先进，因此以前再忙她也不觉得累。她在多少单位待过啊，部队、司法局、法院；后勤干部、政工干部、专业干部；几乎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好像没有困难，没有败仗。比如她在任南山区法院副院长期间，因工作出色，又要变动她的工作时，有三个地方可去：一是一中院民二庭庭长，二是一中院纪委副书记，三是巴川区法院院长。应该说三个位置都不错，都提了半级，但唯有一中院民二庭庭长更富有挑战性，是她长期政工工作的一个大转折！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二庭的案件也成倍成倍地增加，她这个虽在法院待过十多年而未直接办过案的人行吗？她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吗？结果怎么样？四年下来，她不仅拿到了西京政法大学的本科学士文凭，而且办案也办得最多，办得最好。证明她这个人是真金，在哪儿都会发光，每年的先进颁奖台上，她也从不感到心虚有愧。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感到有变化了呢？是一中院老院长退休，几轮新院长频繁调换，还是古船博士调民二任副庭长了呢？是，但不完全是。是在一中院的一批批工农干部退休，在审判系统已没有一个无文凭的法官，基本上都是硕士、博士了吗？是的，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她也是有本科文凭的学士呀，较之于硕士、博士来，她是要低一些，但讲经验、讲责任心，她不是比他们强吗？因此，她曾同老公韦韬讨论过。韦律师提醒她，不管她如何努力、进修、拿文凭，不管她如何判案率高、水平高，别人始终认为她是工农干部，不是科班出身，非正宗法官。这还不要命，要命的是她坚持的不近人情的重案件、不重关系的办案原则，让不少科班生们受不了。按说，科班生们不是应更讲证据、法律，不讲关系吗？教科书上不是这样写的吗？所有的法官不都是这样说的吗？为何她坚持做了还错了呢？他们不约而同或明或暗地在贬低她，嘲笑她。久而久之，让她也对自己怀疑起来。

　　比如这次赖志宏诉讼案吧，由于是她老公代理的案件，又是要纠正一审判决的案件，她多小心谨慎啊，随着掌握的证据和情况越充分她越觉得一审判得有问题，但是她还是做了不少邬清的工作，动员他们将全部改判变为部分改判，采信传真件而给赖志宏20万，力求客观些、公正些。后因古船的介入，她又感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了，一个民二庭的副庭长，一个一中院正在蹿红的法学大博士，他的意见不能不当回事。幸红感到古船的分析不无道理：这是一个民间的中介业务，介绍成了拿钱天经地义。在这儿不能讲按劳取酬，不能讲300万太多。中介是比智慧的高风险行业，佣金完全不等于酬金，在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只有封闭落后的国家才大惊小怪。支持中介实际是支持智慧产业的问题。同样，对这单官司的又一纷争是守信的纷争：是守信还是赖账。这又是事关现代社会发展的又一大业。可以说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现代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大贸易、大金融。因此，法院的判案要有利于建立起公民的这些基本素质。

　　恰好这时邬清进来了，她要做做他的工作再说。

　　一份司法鉴定报告放在幸红面前。

　　“是赖志宏的手迹吗？”

　　“那还有假？”

　　“但这已不重要了。”幸红说。

　　“你什么意思？”邬清感到不解。

　　“改判可能欠妥。”

　　“是你的意见？”

　　“算是吧。”

　　“那就不是。幸庭，我认为有人的手是否伸得太长了？”邬清有些气愤。

　　“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幸红劝道。

　　“这是哪门子工作？法院有没有制度？合议庭研究的算不算数？你庭长说的算不算数？”邬清连珠炮似的放着。

　　“邬清，冷静些，说话别带情绪。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可以把案件吃得更准些。”幸红不是唱高调，她的确是这样想的。

　　“你这是怎么了？几天前还说搞完司法鉴定就出判决书，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邬清表现得很困惑，“要是换了别人，我肯定认为是被收买了。”

　　“我是那种人吗？”幸红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才反问道。

　　“所以我才想不通！”邬清点上一支烟，“是上峰的指示，还是那小子的洋理论？”

　　幸红摇了摇头。

　　“那就怪了！”邬清想了想，“是对方的律师找了你？”

　　“找了我，但我没见。”

　　“那为啥呀，这个案子很简单嘛！”邬清急了。他想到自己多次对韦韬与贾跃如表的态。没想到在幸红这儿全变了。他这个老板凳还要不要这张老脸？他还要不要在这道上混？

　　“邬清，你想过没有，判案要注意社会影响。如果我们改判了，对区法院，对当事人，对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幸红边想边说。

　　“实事求是，很好的影响！”

　　“不。打击经纪人创造性的劳动，助长失信打滚歪风，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幸红像背书，慢慢说道。

　　“这还不是洋小子的理论！空谈误国！”最近邬清与古船开会时抬过两次杠了，邬清骂他是洋小子。他眼前一亮说道：“你今天的谈话真提醒了我，古船认为是一场守约和违约、守信和失信的斗争。而新世纪公司认为这是一场行骗和被骗的斗争。我认为都缺乏证据，我的意见是：他没做事，就不能拿钱。”

　　说得好，幸红似乎明白了很多，但反复过几次的她再不能闹摇摆不定的笑话了，因此口头却说：“再想想吧，拿不稳的还可以请示院长呢。”

　　“有这个必要吗？这么一个小案子。”邬清见幸红这么忧心忡忡，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

　　是不是真的老了，该退休了？幸红问自己。但她想起可能的判决变化，还是先给韦韬吹吹风好，免得他没有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