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对我而言确切无疑，无可辩驳，为此我给几个出版商寄去了如下的信，我的信写得格外谨慎，尽管我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并且充满杂乱的尖叫，将想法扼杀在未孵化的鸡蛋状态是最常用的办法。

　　先生：

　　随信附上我的蟒蛇之巴黎生活观察记录，这部作品是本人长期生活经验的结晶。我并非不知道目前反映潜伏状态的作品繁多，不过每一种潜伏的状态都在等待。如果不予答复，按照惯例，我将另投别处。

　　此致敬礼。

　　我特地用了干脆和确信的口吻威胁他们，让他们明白我还有别的可能。我没有具体提到这些可能，我当然没有，不过要显出有很多可能，也就是说有无限的可能的样子。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没有什么比无限的前景更好。

　　人们随后会注意到我没有在信里提及女人的主题，这是为了让我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像忏悔。

　　我刚刚放下笔就听见门铃声。我一边跑去开门，一边迅速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整了整我的蓝点黄领结，就像每次有人敲错门时我所做的那样。不过，这次没有惊喜，门外站着的是我办公室里的那哥们，还有两个我从未见过的家伙。办公室的哥们朝我伸出手来。

　　“我们从这里经过，我们几个琢磨着来看看蟒蛇，可以吗？”

　　我很生气。有一件事情我特别在乎，那就是我的私生活。我不同意别人不打招呼就跑到我家来。私生活是神圣的，这正是某些国家的人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也许正在看电视，或者正在无拘无束地思考，或者正为在法国能自由出版任何书籍想入非非。说不定德雷福斯小姐正在这儿，让同事看见她在我家，得知我俩的亲密关系，会让她非常难堪。出于对名声问题的考虑，黑人姑娘必须比别的人更加小心谨慎。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无缘无故地焦虑起来，还好德雷福斯小姐不在。

　　他们进了屋。

　　我甚至没来得及把让?穆林和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我不喜欢别人嘲笑我，就像所有人一样。首先，对于一个生活在有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对不起，我又重复了，我会慢慢习惯不再重复的，如果可能的话——必须有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些玩意儿，要么是集邮，要么有些自己的梦想，要么有些自己的小秘密，总之，要有一种内在的生活。我不希望任何人，真正意义上的任何人自认为，在看到墙壁上的两个真人的照片后自认为，我热衷于沉醉在懵懂迷糊的状态里接受别人的忽悠，然后被洗脑。如果洗脑效果没达到，他们就会继续忽悠。这就是法西斯分子所说的“要一直相信一直期望”。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们的做法，就是这个直接引发了政治问题，引起了一系列像青春痘一般冒出来的事情，就像俄罗斯冬天之后的布拉格之春。当我看到“大亲热”自己不断地打结直到完全无法自己解脱的时候，我更加珍惜我的自由和我待在家里自娱自乐的权利了，我的内在生活很重要。总之，人们不该指责我没有喂养过蟒蛇，因为当我出生的时候，这两位抵抗运动的英雄就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本意到引申意义上的另一个世界，人的世界，他们已经在那里诞生了。

　　他们看了我的蟒蛇很长时间。“大亲热”在地毯上打盹，浑身软塌塌的，就像一条泄了气的自行车轮胎。它喜欢浑身软塌塌地趴着，它此刻没有绷紧肌肉打滚打结在地毯上爬来爬去。

　　“不错嘛，你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人照顾你。”办公室的哥们说。

　　这话没让我高兴起来。我憎恶他的玩笑。

　　他的一个朋友问道：“它吃什么？”

　　这是一个我不喜欢的问题，于是我装作没听见。

　　“蟒蛇，它吃什么？”他又问了一遍。

　　“面条、面包、奶酪，就是这些东西啦。”我对他说。

　　蟒蛇吃老鼠、豚鼠、活兔子的想法让我恶心，我尽量不去想这些。

　　“我们拿了点东西给你读。”办公室的哥们说。

　　他们掏出来的还不就是那些小册子、小传单、小文章之类的东西。

　　“你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向，”办公室的哥们说，“读读这些，多知道点东西，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还能走出去。”

　　我把烟斗装满点燃，学着英国人的样子。当我焦虑时，我就尝试着把自己想象成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有沉着冷静的一面，这样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他们最终会逮捕你的，你知道吗！”办公室的哥们说，“邻居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会发现你，他们把你带走，然后说是因为你健康出了问题。”

　　“我取得了许可，”我对他说，“我有在家养蟒蛇的许可证。我是守规矩的。”

　　“这个嘛，我很肯定，”他说，“我们所说的活着就是守规矩。”

　　他们走了。我走近我可怜的“大亲热”，把它搂在怀里。在一个没有亲热的城市里当“大亲热”真难。我坐在床上，我把它搂在怀里久久地看着它，我似乎感觉从身边得到了一个回答。我甚至置身于它的位置上流下了眼泪，因为它不是人类，它不会流泪。

　　我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从突尼斯南部度假回来，浑身晒得黝黑。

　　我提到这个是想表明我懂得看到事物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