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
经济类
法律类
文化类
文学类
历史类
军事类
其他类
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它是被什么打破的？当然是被欲望打破的。欲望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迫使人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最终进入一种体制。在那种体制中，绝大多数人是一定不怎么快乐的。
因此，用阿兰巴迪欧的话说，幸福不属于“真”（truth）的范畴，而属于“纯粹的存在”（mere Being）的王国。也就是说，幸福本身也是混乱不堪、模糊不清和前后矛盾的。举例说吧。一个德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有人问他：“你幸福吗？”他的经典回答是：“我很幸福，但我并不开心（aber glücklich bin ich nicht）。”幸福是异教才有的概念：对于异教徒来说，生活的目标就是感到幸福（“从此之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样的观念是基督教化了的异教观念）；宗教体验和政治活动被视为幸福的至高形态（参见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难怪某喇嘛近年来踏遍世界，传播幸福的福音，大为成功。也难怪，他恰恰在美国这个（极力追求）幸福的终极帝国，击起了最为强烈的反响。简单说吧，“幸福”属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颠覆“幸福”的，是对“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坚守。
拉康曾对“幸福”一词进行严格界定。从拉康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假定：主体感到幸福，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由自己的欲望导致的后果。由此观之，要幸福，就必须付出代价。代价就是主体身陷自身欲望具有的矛盾，无力自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装）渴望某些东西，但我们并不真想满足自己的渴望。所以到头来，我们会遇到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幸福本质上都是虚伪的：幸福就是对某些东西梦寐以求，但又并不真想得到它们。今天的左派用在炮轰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如“完全就业！”“保留各种福利！”“充分保障移民的权利！”这样做，左派基本上是在玩弄虚伪的挑衅把戏。左派向主人（the Master）提出的要求，主人根本无法满足，还会把主人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不过，这种策略存在一个问题：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也并不真想使自己心满意足。例如，当激进的学院派要求充分保障移民的权利并开放国门时，他们真的不明白，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成千上万的新移民就会迅速淹没西方发达国家，引发工人阶级猛烈的种族主义反弹，并最终危及这些学院派享有的特权地位？他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但又对下列事实心存侥幸：他们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会得到满足。这样做，他们既能够虚伪地维持自己清澈而激进的良知，又能继续享受自己的特权地位。1994年，从古巴涌向美国的新一轮移民大潮一触即发。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警告美国说，如果美国不停止煽动古巴人移民，古巴也将不再阻止他们。在随后的几天内，古巴当局真的袖手旁观起来。几千不受欢迎的新移民涌向了美国，这令美国尴尬不已。……如此做派与下面的趣事何其相似乃尔！某男大言不惭地向某女吹嘘自己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此女反唇相讥：“快拉倒吧！再不拉倒，你就真得去做你胡吹海侃的那些事情。”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要采取的姿势就是直斥对方装腔作势，也即直面下列事实：令对方真正忧心忡忡的，恰恰是如其所愿，即完全照其要求办。① ()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姿势，岂不会令激进的学院派惶惶不可终日？1968年学生运动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名言：“现实些吧，提些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在这里，这句名言获得了颇具犬儒和邪恶色彩的新意义。这样的新意义或许自有其道理：“让我们做现实主义者吧：我们这些学院左派分子既想彰显自己的批判立场，又要充分享受这个体制赋予我们的特权。所以，让我们提些根本无法获得满足的要求，以此抨击这个体制。我们全都心知肚明，这些要求不可能获得满足，所以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一切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们还将维系自己的特权身份！”如果有人指控某公司犯有具体的金融罪行，那么他就会身处险境，甚至有性命之虞；如果他请求那家公司资助他的研究项目，供他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与混合后殖民身份（hybrid postcolonial identities）之形成这两者间的关系，他完全可能赚个盆盈钵满。
在幸福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反对无所不知（radical knowledge）。他们这样做当然合情合理，因为知晓（knowledge）最终会令我们不快。人们通常认为，好奇乃人之固有天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有强烈的求知欲。拉康的看法与此相反。拉康认为，人类的天然态度是，“我并不想知道什么”。即是说，人类基本上是反对知情太多的。人类在知识方面取得的每次真正的进步，都要付出代价，即与我们天然的心性进行痛苦的斗争。我们不让自己知道某些东西，在这方面，如今的生物遗传学（biogenetics）不是最明显的证据吗？导致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已被确认。 ()①我们不仅能够精确断定自己将来是否会患亨廷顿舞蹈症，而且能够明确知道我们将于何时身患此症。此症的发作，源于基因转录错误（genetic transcription error）。所谓错误，就是CAG“口令”在基因中的断断续续的重复。① ()人在什么年龄身患此症，取决于CAG这种基因在自身内部的某个位置中断续重复的数量，铁板钉钉，雷打不动。如果CAG重复40次，我们会在59岁时显露病症；如果CAG重复41次，我们会在27岁时身染此疾。良好的生活方式、健美的身形、最佳的医疗、健康的饮食、家人的关爱和支持，全都无济于事。这是纯粹的宿命论，它丝毫不受环境变量因素的影响。医治此病，目前为止尚无良方，我们只能作袖手旁观之状。 ()②我们可以检测自己的基因，并获知结果。如果结果呈阳性，我们会精确知道自己何时发疯，何时死去。一旦知道了这个结果，我们该怎么办？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支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面对这种偶然性。我们还能设想比这种“面对”更明晰的“面对”吗？
亨廷顿舞蹈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心神不宁的选择：如果我的家族有这种病史，我是否应该接受检测，进而知道我是否（以及何时）将不可避免地身染此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无法忍受下列可能性，即知道自己将于何时死去，那么（更为梦幻而非现实的）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的：我授权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或机构为我检测，但并不告诉我结果。如果结果为阳性，那就在疾病发作之前，在我酣然大睡之时，出人意料又毫无痛苦地杀死我。……不过，这一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是，我知道，别人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这会摧毁我的一切，我会疑心重重，饱受恐惧的折磨。
拉康引起了对这种“知道别人已经知道”（knowledge about the Other’s knowledge）的悖论性身份（paradoxical status）的注意。以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为例。在这部小说中，丈夫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Olenska）偷偷摸摸地私通多年，还一直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晓。但他后来获悉，他年轻的太太对他的风流韵事自始至终都一清二楚。或许这还为《廊桥遗梦》（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中的遗憾提供一种补救方式：如果在电影的末尾，即将死去的弗朗西斯卡（Francesca）获知，在她看来头脑简单、做事踏实的丈夫，不仅对她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之间的短暂风流史了如指掌，而且明白这段风流史对她意义非凡，为了使她免受伤害而一直守口如瓶。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呢？知晓之谜（enigma of knowledge）就表现在这里：某种情形的整个精神机理（psychic economy）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下列时刻——主人公直接知道了某件事情（某个被长期抑制的秘密）；而是发生于这样的时候——他突然知道别人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主人公以为此人不知道），但为了维持局面，此人佯装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怎么可能的？一位长期偷情的丈夫突然获悉，他太太一直对此一清二楚，但为了维持体面，或者更糟糕的是，出于对他的爱，一直都在保持缄默。还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令人羞愧难当？
那么，这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岂不是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如果我怀疑自己的孩子患有某种疾病，就带他去检测，但又不让他知道检测的结果，并在他病发之前，在无痛的前提下取其性命？在这里，幸福这一终极幻象与匿名的国家机构这一幻象毫无差异：这样的国家机构可以取我们的性命，却又不让我们知道。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是否知道别人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情？通往纯粹极权主义社会的大门洞开着。……破解这个僵局的出路只有一条：如果在这里显现为虚假不实的东西，恰恰是解决问题的潜在前提呢？即是说，如果在这里显现为虚假不实的东西，却是这样的观念——我们最终的伦理义务就是保护他人，使其免于苦难，使其处于“保护性的不知不晓”（protective ignorance）的状态呢？哈贝马斯主张，要对生物基因操控（biogenetic manipulation）进行限制，因为它危及人类的自治、自由和尊严。 ()①哈贝马斯如此主张，实际上是在进行哲学“欺诈”，同时隐藏了他的论证貌似令人信服的真正理由：他高谈阔论的不是自治和自由，而是幸福。正是为了幸福的缘故，这位启蒙传统的伟大代表最终与主张“无知就是福”的保守派同流合污了。
哪种意识形态星系（ideological constellation）维系着这种“对幸福的追求”？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制作的极其成功的著名动画系列电影《史前陆地》② ()，就对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做了或许最为透彻的展示。在那里，同一个信息被再三重复：我们各不相同，因为有些人强大，有些人渺小；有些人知道怎么打仗，有些人知道如何逃跑；但我们应该学着忍受这些差异，应该这样看待这些差异——它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回想一下，不难发现，同样的态度回响在近期的新闻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基地组织囚犯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待遇：为他们提供的食物合乎他们特定的文化及宗教需要，他们获准祈祷……表面看来，我们各不相同，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全都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全都惊惶失措和大惑不解，全都需要他人的鼎力相助。在电影的一首插曲中，邪恶的大恐龙唱着告诉我们，大恐龙是如何违反规则和肆意妄为的，是如何毁灭那些微不足道、孤苦无助的小恐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