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特别强调，“尊重他人”这一公式与对善恶的严格界定毫无关系。作战时与敌人面面相觑，被自己的女人无情抛弃，必须对平庸“艺术家”的作品做出评判，科学要直面愚昧至极的人士……每当这时，“尊重他人”的意义何在？“尊重他人”常常是有害的，常常是恶的。正是对他人的反抗，甚至对他人的仇恨，开启了自己觉得还算正当的行动（subjectively just action）。遇到上述情形时，尤其如此。① ()
明显的批评在这里：阿兰巴迪欧所举例证不是已经展示了他的逻辑的限制？这限制就是对敌人的仇恨，对虚假智慧（false wisdom）的不容忍，等等。在上个世纪，即使是在（尤其是在）我们陷于诸如此类的斗争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一定的界限，严格说来，尊重他人的彻底他者性（radical Otherness）这一界限，这难道不是上个世纪的教益吗？我们永远不应把他人视为我们的敌人，视为虚假知识（false knowledge）的载体，等等：在他或她身上，永远存在着他人身上的难以渗透的深渊（impenetrable abyss of another person）这个绝对（Absolute）。20世纪的极权主义，以其数百万的受害者，向我们表明：始终追随我们所谓的“主观上正当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也难怪巴迪欧最后直接支持共产主义的恐怖行径。
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抛弃的推论。让我们以某种极端情形——与法西斯敌人致命的激烈斗争——为例说明之。希特勒的卑鄙人格掩藏在他邪恶的行为之下，我们是否应该尊重他的人格的“彻底他者性”这一深渊？在这里，我们应该谨遵耶稣基督的教诲：他带给人间的是刀剑和兵团，不是团结与安宁。 ()①正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包括对纳粹这类人的爱（无论他们还有多少人性可言），我们应该以绝对残忍和极端无礼的方式与之作战。犹太人在谈及大屠杀时常说一句话：“救人一命，等于拯救整个人类。”应该对此做如下补充：“杀死一个真正的人类之敌，等于拯救（而不是杀死）了整个人类。”真正的伦理考验不仅在于随时准备拯救受害者，而且在于（或许更在于）坚决无情地消灭那些迫害者。
多元性和多样性是面具。之所以重视这副面具，当然与今天全球生活的潜在单调性有关。阿兰巴迪欧写过一本浅显易懂的小册子，是有关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 ()②在这本小册子中，巴迪欧使我们注意到，如果说有史以来有过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无论涉及什么话题（从哲学到文学再到电影），都在一再重复和重现同一概念模板（conceptual matrix），那么，这位哲学家就非德勒兹莫属了。巴迪欧的洞察颇具反讽意味。这种反讽意味表现在，对黑格尔的标准批判也是如此。无论黑格尔写什么或谈什么，他总是设法把自己的话题强行按入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发现这一点的，恰恰是这位跻身于反黑格尔派（anti-Hegelian）的德勒兹，而巴迪欧又在德勒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模式，这岂非表明了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的存在？这又与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密切相关：有人把当代生活视为多元性的去中心繁殖（decentred proliferation of multitudes），视为非极权化差异（non-totalizable differences）的去中心繁殖，并大加颂扬。还有什么比这种德勒兹式歌颂更加单调乏味？阻塞（并因此支撑）这种单调性的，是多种多样的再符指化（resignifications）和置换（displacements），而基本的意识形态肌质（basic ideological texture）就是屈从于再符指化和置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