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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犹马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农夫——由范赫夫林（Van Heflin）扮演——急需200美元，以拯救自己的家畜，使其免于因干旱而死去。他接受了一份差事，要把一个强盗——由格伦福德（Glenn Ford）扮演——从旅馆（强盗被关押在那里）押送到火车上（火车载强盗去位于犹马镇的监狱）。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展示伦理考验的经典故事。要接受伦理考验的，似乎是那个农夫，因为面对诱惑的是他。他面对诱惑的方式与更为著名的《正午》无异，虽然《正午》本不该以这种方式展示诱惑。这种方式就是：所有承诺帮助他的人全都逃之夭夭，因为他们发现，关押强盗的旅馆已被匪帮重重包围。这些匪帮发誓要救出自己的首领。被关押的强盗一会儿恐吓农夫，一会儿又要贿赂农夫，没完没了。不过，最后一个场景回溯性地改变了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感受：靠近火车时（此时火车已经离开车站），强盗和农夫发现他们与整个匪帮对峙。匪帮在等待时机，打死农夫并解救自己的首领。农夫已经毫无希望。在这个紧要关头，强盗突然对他说：“相信我！我们一起跳到火车上！”简言之，直接忍受考验的是强盗，即那个显而易见的诱惑之物。到末尾，他为农夫的正直所征服，为农夫牺牲了自己的自由。
而且，如果适当更换一下用语，这不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吗？不同样适用于“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吗？他们做出了义正辞严的判决，裁定我们社会中的工人或第三世界中的民众怯懦地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天职，甘心屈服于民族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诱惑。生活安逸、收入颇丰的英法“激进左翼”，谴责南斯拉夫大众在1980年代末屈从于种族的美妙宣传。事实上被审判的恰恰是这些“激进左翼”，因为他们在检测自己有关后南斯拉夫战争（post Yugoslav war）的认识时一败涂地。这道理甚至还适用于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者（liberal multiculturalists）。他们哀叹西方社会中兴起的新右翼暴力（New Right violence）。对于他们谴责的现象，对于使他们在检测自己的认识时一败涂地的现象，他们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没错，死灰复燃的爱国者无疑属于右翼。如今我们真的需要新的勇气。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在对“911”事件及其后果做出回应时，明显缺乏的也是这种勇气。这种勇气最终促使我们质疑自己的立场。
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于1911年撰写了他的主要理论宣言《和声学》（Harmonienlehre）。在《和声学》第二部分中，他开始反对调性音乐（tonal music）。他反对调性音乐的用语，不禁令人想起纳粹排犹主义的小册子：调性音乐早已成为“沉疴难起”和“退化变质”的世界，亟须一个使之净化的方案；音调系统（tonal system）已经屈从于“近亲交配和乱伦”；诸如减七弦（diminished seventh）之类的浪漫和弦都是“雌雄同体”、“游移不定”和“四海为家”的。……由此提出下列主张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像救世主一样预告世界末日的态度，是同一“更深精神境况”（deeper spiritual situation）的一部分，而“更深精神境况”催生了纳粹的“最终方案”。但这恰恰是我们应该避免得出的结论：纳粹主义之所以令人深恶痛绝，并不因为它有一套“最终方案”的说辞，而是因为它对“最终方案”做了具体的扭曲。关于这类分析，还有一个流行的话题，那就是大型舞蹈具有的所谓“原法西斯主义”（proto Fascist）的特质。大型舞蹈展示的是成千上万个躯体的被规训了的运动。这样的大型舞蹈包括阅兵式，包括大型体育表演。如果在社会主义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会立即得出结论：在两种“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更深的团结如一”（deeper solidarity）。这样的分析步骤，即意识形态自由主义（ideological liberalism）的原型，是不得要领的：这样的大型表演并非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但也不是“中性”的，它们等待着左翼或右翼来实施“拿来主义”。纳粹主义从工人运动中窃用了它们。它们源于那里。
我们应该在这里把标准的历史主义谱系学（即对源头和影响的追寻等）与严格的尼采式谱系学区别起来。说到纳粹主义，标准的谱系学是以追寻“原法西斯主义”因素或“原法西斯主义”内核表现出来的。纳粹主义脱胎于这样的因素或内核。这在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中就是哈根追逐莱因的黄金（Rhine gold），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就是这些浪漫派使政治审美化。尼采式谱系学充分考虑的，是促成了新历史事件的断裂（rupture）。没有什么“原法西斯主义”因素专属于法西斯主义，唯一使之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是特定的表述，或者用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话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法西斯主义“外借”（ex- apted）来的。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先于文字’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 avant la lettre）”，因为使法西斯主义从一堆因素中脱颖而出的，正是文字（命名）。① ()
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彻底抵制下列观念：从自我控制到身体训练，所有的规训都是“原法西斯主义”特有的。应该摒弃“原法西斯主义”一语。它是典型的虚假概念。这个虚假概念的作用在于阻止我们进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当我们说，由成千上万的躯体组成的景观是“原法西斯主义”的，或者，当我们说羡慕体育运动（诸如登山之类的体育运动通常需要艰辛的努力和顽强的自我控制）是“原法西斯主义”时，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只是展示了一个朦胧的联想，而这样的联想掩盖了我们的无知。几十年前，李小龙等人的功夫电影风靡一时。那时，我们面临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working class ideology）：年轻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规训自己唯一的财产，即自己的躯体。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爱咋的就咋的”和“随它去”的态度，沉溺于自由而放任自流的态度，属于那些可以为此买单的人们。年轻人除了对自己进行规训，一无所有。“坏”的身体规训（如果真有“坏的身体规训的话）不是集体训练，而是慢跑和健身运动。慢跑和健身运动是实现自我内在潜能的主体机理（subjective economy）的一部分。难怪陶醉于自己的身体，几乎是左翼激进派义不容辞的行为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想在实效政治（pragmatic politics）方面表现得“成熟”，陶醉于自己的躯体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从简方达（Jane Fonda）到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潜伏期”是以关注自己的躯体为标志的。
以色列有个著名的笑话，讲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拜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故事。克林顿在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看到一个蓝色电话机，于是问他，这电话有什么特殊用途。内塔尼亚胡回答说，那电话是用来打给天堂里的上帝的。克林顿很是羡慕。他一回国，就要情报机关不惜任何代价，给他弄一个这样的电话。还不到两周，电话送来了。还真好用。就是电话费高得惊人。给天堂里的上帝通话一分钟，竟然要付两百万美元。克林顿怒火满胸，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向他抱怨：“这样的电话你们怎么打得起？我们一直在财政上援助你们，都用不起呀。你们就是这样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呀！”内塔尼亚胡平静地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是犹太人，对于我们来说，打电话给上帝，只需要支付本地话费！”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个笑话，在苏联的版本中，地狱取代了上帝：尼克松访问勃列日涅夫时看到一台特殊的电话，勃列日涅夫向他解释说，这个电话是用来打给地狱的。在笑话的结尾处，尼克松抱怨，打往地狱的电话费实在不菲。勃列日涅夫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是苏联人，对我们来说，打电话给地狱，只需要支付本地话费。”
后现代自由民主派对这个笑话的第一个（也是半自动的）反应是：这恰恰是今日之恶（Evil）的来源。人们觉得自己与上帝（真理、正义、民主或某种其他的绝对）心心相印，同时义愤满腔地谴责他人，谴责对手，说他们与地狱（邪恶帝国或邪恶轴心）同流合污。在反对这种绝对化时，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认可下列观点：我们的立场是相对的，是以偶然的历史格局（historical constellations）为条件的，所以没有最终解决方案（definitive Solutions），只有适用于一时一地的方案。切斯特顿曾经对这种绝对立场的虚假不实大加抨击：“在每个街角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口吐亵渎神明的狂言，但他说的可能是错误的。每天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所表达的自己的看法未必正确无误。当然，他的看法必定是正确的，否则那就不是他的看法了。”① ()我们在许多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那里，不是清楚地看到了同样的虚假不实吗？切斯特顿在使用“亵渎神明”（blasphemous）时是相当正确的，它的非同寻常之处，我们必须在此充分注意：在表面上对自己的立场进行适当的相对化，采纳完全相反的外表模式（mode of appearance），就是赋予自己的阐明立场（position of enunciation）以特权。且把“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痛苦与自由民主派的宁静、祥和加以对比。自由民主派从安全的主观立场出发，拒绝任何全身心的投入，拒绝“照本宣科”地偏袒任何一方，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我们是否还在张扬那个古老的教义：某个因素的意识形态意义并不来自这个因素自身，而是来自它以何种方式被“借用”，以何种方式嵌入链条？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个致命的例外：我们应该鼓足勇气，摒弃民主。民主是这一链条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民主是今日主要的政治物神（political fetish），是对基本的社会对抗（social antagonisms）的否定。在选举时，社会等级制度被暂时悬置，社会躯体被简化为可以计量的纯粹数目（pure multitude），对抗也被束之高阁。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十年前选举州长时，唯一与前三K党党徒大卫杜克（David Duke）叫阵的，是一位腐化堕落的民主党候选人。那时许多汽车上都贴着这样的纸条：“要选就选那个无赖，这点非常重要！”2002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时，法国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的领导人勒庞（Jean Marie le Pen）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要与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一决雌雄。那时人们已经怀疑希拉克在财政方面藏污纳垢。面对这种“两个烂苹果”的选择，示威者展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选择欺诈，不选仇恨”。这是民主的终极悖论：在既存的政治秩序内，每次反对腐化堕落的斗争，最后都会被民粹主义的极端右翼所利用。在意大利，“两袖清风”（clean hands）运动虽然摧毁了以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cy）为核心的古老的政治当权派，最终却导致了贝卢斯科尼的上台执政。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打着反对腐化的旗号，为自己的执政辩护。即使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承认，共和党议员腐化，民主党议员更腐化。和失去了淫荡的超我补充物（obscene superego supplement）的法律秩序（order of Law）一样，“诚实的民主”只是一个幻觉而已：有些事情貌似只是对民主大业的小小扭曲，实际上这小小扭曲已经促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民主都是肮脏透顶的（démocrassouille）。本质上，民主政治秩序是无法免于腐化的。最终的选择是：究竟是屈从于现实主义的、唯唯诺诺的智慧，接受并支持这种腐化，还是鼓足勇气，以左翼设想的制度取代现有的民主制度，以便打破那个恶性循环——先是民主腐化，继之是右翼崛起，并发誓清除腐化？ ()①
应该去哪里寻找这种制度？我们在此要格外谨慎，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俄国身份”（Russian identity）之类的“反动”概念中看到解放性的潜能？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词语的奇特性可以引导我们前行。在俄语中，通常两个词语表达同一个意义（至少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同一个意义）。一个表达普通意义，另一个表达更具伦理色彩的“绝对”意义。有Istina，表达与事实完全相符的普通的真相（truth）；也有Pravda（通常首字母大写），表达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指具有伦理担当的理想的善的秩序（Order of the Good）。有svoboda，指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内随心所欲的普通自由；也有volja，指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绝对驱力（absolute drive），它驱使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直至走向毁灭。俄国人喜欢说，在西方，你们有svoboda，而我们有volja。有gosudarstvo，指国家的日常行政管理方面；也有derzhava，指作为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唯一代理的国家（State）。用著名的本雅明—施米特的区分（Benjamin-Schmitt distinction），我会冒险宣布：gosudarstvo与derzhava之间的差异即治权（constituted power）与政权（constituting power）的差异。gosudarstvo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器，它按法律规定运行；derzhava则是无限权力的代理。有intellectuals，指受过教育的人；也有intelligentsia，指肩负改革社会这一特殊使命并致力于改革社会的知识分子。 ()①依此类推，早在马克思那里即已出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隐含区分。“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Truth）的范畴，指名副其实的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
说到底，这种对立不就是阿兰巴迪欧精心阐释过的“事件”（Event）与“纯粹存在之阳性”（positivity of mere Being）之间的对立吗？Istina是纯粹的事实性真相（factual truth），即想法与事实的充分一致，而Pravda则是只与自身相关的真相事件（Event of truth）。svoboda是普通的选择之自由（freedom of choice），而volja则是最终自由之事件（Event of freedom）。……在俄国，这种分裂直接铭刻下来，因而揭示了与每个真相—事件（Truth-Event）相关的风险：根本不存在本体论的保证，以确保Pravda在由Istina覆盖的每个事实层面上成功地彰显自身。而且，让我重申，仿佛人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分裂，并将这种“知道”铭刻于俄语之上，铭刻于awos和na awos的独特表述形式上。awos和na awos意思是“走运”。这种分裂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做出了冒险的激进姿势，同时又不能分辨由此导致的全部可能的后果，但事情最终会一帆风顺。这类似于列宁常常引用的拿破仑的那句名言：“先发起进攻，一切会水到渠成（on attaque, et puis on verra）。”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唯意志论（主动的冒险态度）与更基本的宿命论融为一体：有人采取行动，大踏步前进，然后再有人希望一切一帆风顺。……如果这种姿态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情形会怎样？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西方功利的实用主义（utilitarian pragmatism）和东方的宿命论的分裂之中，而它们又是今天全球“自发意识形态”（spontaneous ideology）的两副面孔。
2002年5月初，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被人杀害。那时距荷兰大选只有两周。预计他会在大选时获得五分之一的选票。皮姆福图纳是个矛盾重重的征兆性人物：他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但近乎完美的政治正确，却是他的人格特征。甚至他的多数见解，也合乎政治正确的原则。他是同性恋，又与许多移民保持着良好的私交，而且天生喜欢说反话，等等。一言以蔽之，除了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雍容尔雅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正确（liberal 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完美融合。或许，他之所以必须死去，是因为他向我们活生生地证明：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宽容之间的对立是子虚乌有的，它们是同一个硬币之两面。职是之故，面对不幸的皮姆福图纳，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不做带有人性面孔的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做带有非人面孔的自由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