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借着电脑屏幕的光线，我按下了电话中的首选快捷通话键。那是珍妮家的电话号码。

　　“你好？”铃声才响一遍，电话里就传来了尼克的声音。只有男人才会在铃响一遍时就接电话。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会在铃响两遍前接电话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女性总是无法摆脱老观念，不想被认为太浮躁、太主动？

　　“你好，尼克。我想现在给你们打电话不会太晚吧。”

　　“不晚，当然不晚。”他让我放心，然后问，“你好吗，妈妈？”

　　妈妈，他是那么轻松地就能开口叫我妈妈。照例，我们寒暄了一番。尼克马福德做我女婿三年了，相处起来，他比我来得要轻松自如多了。时间渐渐消释了我对他的抗拒——一种还没见面就滋生出来的抗拒。我小时候，他祖父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尼克是我生活中出现的众多小曲折之一，就像珍妮当年选择了埃特伍的圣海伦娜医院做实习一样，带着充满讽刺意味的必然性。在她告诉我她正和老艾伦马福德医生的孙子约会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最终会跟他结婚。那时我就知道，她最终也会待在那个我成年以后就竭力逃离的小镇。

　　“珍妮来了。”

　　“嗨，妈妈。你好吗？”听到女儿的声音，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想念她。

　　“很好。我刚和博伊尔通过话。”

　　“哦，我知道。我在医院看到他，是我叫他给你打电话的。”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珍妮像个典型的离异家庭的孩子，总是想方设法修复大人之间破损的关系。在我和她舅舅之间，她也用尽机会强迫我们俩交谈。

　　“珍，她到底怎么样了？我是说，还有多久——”

　　“这很难说，”一讲到病情，她就换上了医生的职业腔调，“她很虚弱，不过她也许能缓过来，唉，我们也说不准。别拖太久了，妈。”

　　“我搭六点的大巴，”我告诉她，“明晚九点应该可以到站，你能来接我吗？”

　　与加拿大一号公路相接的岔道在距埃特伍以北三十英里处。如果有人要接转车的乘客，大巴就在那条偏僻的岔道上停靠。

　　“我当然会去。”珍妮说，“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医院看看外婆。”

　　“好的，”我犹豫了一下说，“不过，我打算住在镇里的阿尔派旅馆。”

　　“为什么？”这下没了医生的专业语气，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女儿感情受挫的抱怨，“我们新家的房间多着呢，妈，你还从没来过。”

　　“我知道，我会去的，会的。我只不过是图方便，从旅馆走几步路就到医院。”

　　“你来了可以开我们其中一部车子。”没有听到我马上回答，她不耐烦地叹口气说，“我们建新房子的地方根本看不到牧场。”

　　我知道。她的新房建在哪里我一清二楚。

　　“请你，请你理解我这会儿的心情，珍妮。我想住在镇里。来接我，好吗？”

　　“好吧，”她做了让步，“我们开车回镇子的时候再商量。”稍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还有些其他事想跟你说，妈。”

　　我空空的胃突然一阵痉挛。我竭力保持声音的平稳，问她：“什么事？”

　　“不在电话里说。”

　　回到床上，我再也无法入睡。我想干脆起床看书打发掉这一夜。老天，我最终也变得跟我妈妈一样了。我多么希望此刻我有着她那样的信念，像她那样笃信祈祷的力量。可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这种信念了。

　　身旁的维恩呼吸平稳。此刻夜深人静，我不断抗拒着脑海里出现的那一幅幅早已疏离的家人的画面。

　　我们并非一直彼此疏离。曾经，我觉得家人们不能在一起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曾经，我想要的一切就是和大哥博伊尔在一起，他是我童年时的偶像。那时，一天中我最喜爱的时光就是去他房间和他一起玩拼字游戏——那是我从会说话那时起，博伊尔就教我玩的游戏；还有夜里躺在床上，听妈妈在楼下起居室里弹奏我最喜欢的歌曲。

　　小时候，我认为那是她专门为我编的一首歌。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在忙什么，只要我想听，妈妈总是会放下手里的活儿，坐到钢琴前，为我弹奏《温柔地爱我》。

　　北风摇曳着卧室窗外的杉树，我仿佛听到了那首熟悉的曲子。

　　闹钟响了，维恩坐起身来，好像一直等着这一刻。他把被子重新给我拉好，轻手轻脚地侧身下床。我知道他以为我还在睡。这已经变成了我们早上起床的习惯——维恩先起来，洗完澡，煮好咖啡才来叫我。

　　“六点有一趟车。”我边起床边对他说。随他进浴室时，我跟他说了大致的安排。他再次提出开车送我回去。

　　“至少可以送到翠斯湾站，”他从洗手池里抬起头说，“这样你就不用在那里等，出发前还可以多睡几小时。”

　　我翻出了化妆包，把洗漱用品丢进去。“我可以在车上睡。”我回答。话虽这么说，可我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维恩一用力，把白色的牙膏挤落在洗手池上了。“为了你，我想去，娜塔莉，”他说，“去见你妈妈，在她——”话说出口前他打住了，“在我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僵住了，说：“我肯定，机会还多着呢。我一到那儿就给你打电话。等我了解到更多情况。”

　　维恩抬起眉毛。“你保证？”

　　“保证。”

　　“顽固。”他一嘴牙膏地咕哝，但对我笑了笑。

　　我站在洗手池前，一边刷牙，一边打量着他。

　　我们在一起将近十年，结婚也有七年了。他一直催婚，我则不断地抵抗。

　　鉴于过往的记录，我警告过他，我不是什么好伴侣。“如果不结婚，就不用离婚。”我告诉他。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我一点儿也不想试第三次了。

　　“之前，你只不过没遇到对的人。”维恩坚持。最后，他说服了我。

　　我在温哥华住的时候认识了他。一个雨天的清晨，我们在史丹利公园海堤路上撞到了一起。确切地说，我们那时都想超过身边的慢跑者，于是迎面撞在一起，这时维恩的胳膊肘碰到了我，把我撞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之后，晨跑相遇时我们开始打招呼。没多久，我们就顺理成章地一起跑步锻炼，跑完步一起去德曼街的星巴克喝咖啡，然后就开始约会。

　　除了跑步，我们发现彼此都醉心于阅读，都极爱寿司和经典老歌。没多久，受他的感染，我还爱上了飞钓。

　　维恩是个鳏夫。他卖掉位于温哥华岛上的木材公司，搬到一家诊所附近居住。那个诊所是他妻子与乳腺癌战斗并最终去世的地方。之后，他就待在温哥华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们相遇时，他正处在创办植树承包和咨询公司举步维艰的阶段。

　　“这就是业报，”他开玩笑，“从森林砍伐者到森林修复者。”

　　此刻看着正在刷牙的他，我仍感慨，他是一个多么英俊的家伙。维恩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没比我高多少，也许最多三英寸左右。他五十五岁了，可是还毫无顾忌地穿牛仔裤。不过，最近我发现他腰部长出了赘肉，他把这归罪于太过成功的事业使他困在了办公室里，很少到户外去运动了。

　　他橄榄色的皮肤、乌黑浓密的头发和棕黑色的眼睛显示了原住民祖先的遗传。

　　“等退休了，我就拿着族谱去寻根。”他曾咧嘴笑着说。

　　维恩的嘴角有点不对称，笑的时候略薄的左唇会弯得比右边的嘴唇高些，还有些抽搐，让你说不清这是由于他的笑容很独特呢，还是由于他不想傻笑。这样子多少让人有点不安，让人怀疑他的诚意——如果这笑容是其他人的而不是维恩的话。

　　我觉得这点小特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给他那种粗犷美增色不少。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觉得他有魅力的人。有时，我们刚认识的人，无论男女，眼里都会闪烁着“他干吗和她在一起”的疑问。我自己有时也觉得疑惑。

　　维恩说，是我的独立吸引了他。现在他把这称为“顽固”。他低头吐掉牙膏沫，抬起头时发现我在镜子里打量他。“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接受他提议的话几乎要脱口而出。让他和我同去，一路照顾我，那么我将会多么舒心。可是我从来不想要他背负我的过去，现在开始也太晚了。

　　我伸出手抚摸着他的脸颊。“没事。”我回答，转身打开了衣帽间的廊灯。

　　当我在内衣抽屉里翻找衣物时，葬礼上穿什么的念头一闪而过，把我吓了一跳。

　　我母亲的葬礼……维恩没有说出口的担忧与其说是可能发生的事，还不如说是现实。

　　到圣安东尼教堂参加葬礼，坐在前排听着牧师唱诵诗，讲述母亲的生平，光想想这一切就已经让我无法承受。我站在衣帽间的中央，一手拿着内裤，一手拿着胸罩，我憋着气，努力要压住已经酝酿于鼻腔的喷嚏。

　　到了城里的汽车站，维恩从皮卡车后厢拿下我的行李。淡红的街灯透过清早灰色的薄雾投射下来。像臭鸡蛋一样的纸浆味缭绕在我们周围，在厚厚的秋雾中变得更加浓重。乔治王子城的居民们对纸浆厂排放出的刺鼻味道早已免疫，我有时甚至毫无感觉。秋天的早晨，当一重重寒雾笼罩着这个沉睡的城市时，这种味道愈发浓重，几乎让人伸出舌头就可以尝到。

　　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维恩抽抽鼻子。“恶臭。”他指的是这种有害

　　空气。

　　我仿佛又听到博伊尔年轻时的声音：“好吧，这有个值十便士的字给你认，奈蒂。” 清晰得仿佛一转身，就可以看到他立于晨雾中。

　　在车站的柜台前，我告诉售票员要一张到埃特伍的车票。一脸睡意的售票员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衬衫，衣服口袋上有个用红线绣的名字：

　　白兰达。

　　“埃特伍？”她重复了一遍。显然，她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有什么必要非知道这个地方不可？那个人口不足三千的老矿区被改造成了滑雪场，不过它也并非人们度假的首选。她敲打着键盘，沾了墨迹的手指游移不定。她一抬双眉，我知道，她找到那个地方了。“单程还是双程？”

　　“双程。”我告诉她。哦，是呀，返程，很快，我希望。我即刻意识到很快意味着什么——盼着母亲赶快走到终点，我心里一阵内疚。

　　“一百四十美元。”她说，在电脑上又是一番忙碌。回到熟悉的业务领域，她现在高效无比。“您在翠斯湾站需要等候两小时……”

　　买好票后我出去跟维恩会合。他已经把我的行李拿下来，放在唯一一个停有班车的泊位前。不远处，一对年轻夫妇偎依在冷风中道别，呼出的白色气息在两人面前缭绕。班车的门还关着，车窗是镀膜的，我看不到车内的情形。我希望车里的人不多，我真的不想旁边坐着个人，让我一路上还要不时寒暄。

　　“为了你，我想去埃特伍。”维恩再次表白，他拉着我的双手，努力地想捕捉我的眼神，“至少答应我，让我去接你。”

　　在他把我拥入怀里时，我把回程票塞进口袋里。

　　“我觉得自己像要失去你似的。”他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低语。

　　“我只是急着动身嘛。”我推开他。

　　“不仅是今天早上，最近，我总觉得你随时要逃开。”他放开我，后退一步，歪嘴一笑，伸开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他不会违背我的意愿，这我知道，但他会不遗余力地扰乱我离去的步伐。

　　这就是维恩。他的勇气使我与他一路同行至今，那种能放得下并想得开的勇气。他说得对，这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逃跑和离开是我的惯常做派。他是第一个将我看透的人，或者说他是第一个将这一切摆在光天化日下，让我们彼此都能正视的人。他是第一个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不会觉得惊讶的人。

　　班车司机从车站休息室里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这会儿看起来颇带一点手握别人命运的神气。工作职责把他拉回现实，打开班车的行李舱门，他开始把乘客的行李往里扔。

　　一声轻响，身后的班车门打开了。我伸手和维恩最后拥抱了一下。

　　我松手后他还紧抱了我一会儿。

　　我有点想告诉他，如果时机到了的话，我会叫他过去。我会倚靠在强壮的他身边，伏在他的肩上哭泣。可我们都清楚这不可能。另外，我也告诉自己，他没有必要搅和进去。他对我母亲的了解仅限于我告诉他的，而我母亲对他一无所知。在我的第二任丈夫之后，妈妈已经对我生活中的男人不再抱任何希望。而过去的五年中，她一心求去，无暇他顾。